我国出生人口下降三大因素具体内容（新版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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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负增长背后的几个因素 篇一

从数据上看，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人口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

2021年，我国全年出生人口1062万人，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死亡率为7.18‰;自然增长率为0.34‰。

因此，2022年人口负增长85万人，背后有两大因素促成：死亡率的提升，最关键的因素则是出生人口明显减少。

“出生人口下降的关键因素是育龄妇女减少，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减少，这是一个客观的数据。此外，也和初婚初育年龄提升有很大的关系，过去很多人结婚就想生育，现在很多人结婚之后都会选择再等一等。”崔树义表示，“当然这也和疫情相关，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对于婚育的影响、胎儿质量的影响等还不太确定。叠加上生育成本偏高等问题，导致我国出生人口这几年明显下降。”

此前，湖北省襄阳市民政局公布数据显示，2021年，襄阳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23岁，女性为33.96岁。2016年，这个数据分别是男性29.41岁和女性27.27岁，5年里推迟了近5岁。

男性和女性初婚年龄推迟明显，生育年龄也必然明显推迟，由于可生育时间段的减少，婚后可以生育的孩子数量也将受到影响。这带来的明显后果是，最近数年出生人口呈现明显下跌，人口增长迅速放缓并最终进入负增长。

《中国统计年鉴(2022)》显示，2017年我国人口达到14亿，当年人口增长779万，2018年-2021年人口增长分别为530万、467万、204万和48万。2022年，我国总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

“除了生育高峰人数的减少，导致出生人口下降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包括宏观环境、人们对于收入的预期、女性如何平衡职业与生育等。”杨舸表示。

崔树义指出，考虑到疫情的影响逐步消退，未来数年人口出生数量逐年明显下降的局面有可能得到一定改善，尤其是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已经偏低。“此前我们估算了去年山东的总和生育率，在1.3-1.33之间，但不排除实际上更低的可能性。而山东的总和生育率一般是在全国水平之上的。”

另一个影响人口生育率的因素是城镇化率。2022年，我国城镇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65.22%，比上年末提高0.50个百分点。

崔树义指出，城镇化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这是人们的共识。目前我国城镇化率超过65%，未来我国的城镇化率会继续提升，但是提升速度会相对放慢。因此，城镇化率对我国生育率的影响仍然存在，但不会太明显。

我国出生人口下降三大因素具体内容 篇二

①育龄妇女规模下降；

②年轻人婚育观念显著变化，生育意愿持续走低，育龄妇女平均计划生育子女数逐年递减；

③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等偏高，加大了年轻人的生育顾虑。

人口萎缩会阻碍经济发展吗 篇三

“当前我国劳动力总体上还是供大于求的，并不是说人口总量减少，人口红利就没了。我们的劳动力素质还在提高，人均受教育水平已经接近11年了，和我们整个产业相匹配，这就是一个好的劳动力供给状况。”康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王学博告诉澎湃新闻记者，实际上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口增长率都是很低的，并没有证据表明低的生育率，会让经济衰退。他举例，欧洲、中国香港、新加坡人口增长率都很低，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人口萎缩会阻碍经济，反而现在更多的证据是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比较低，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人口增长率比较高。

“生育本身是人自身理性的选择，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基本权利，从人力资本水平、制度等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看，如果经济基本面的制度很好、人力资本水平很高、科技很发达，即使生育率低，这个经济体也会很繁荣，具有吸引力，会有持续发展下去的动力。”王学博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张立龙则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从最基本的经济理论比如生产函数看，会发现人口是以劳动力要素的形式在生产函数当中体现出来的。“因此，人口结构或人口规模的变化，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是有影响的，劳动力要素对于经济增长是重要的”。

张立龙进一步表示，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素质不可能短时间之内发生大幅度的增长和变化，在这种其他变量都一定的情况下，长期的人口萎缩特别是伴随人口结构老化的人口萎缩，对经济增长很可能是不利的。

“实际确实是存在一个临界点，人口萎缩到临界点就会形成对经济增长的阻碍，但现在还没有到达这个临界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张耀军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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