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解与适用（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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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解与适用 篇一

试论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理解与适用

论文摘要新《刑事诉讼法》对非法证据作了相对完备的规定，将“两高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内容吸收进来，首次在立法上明确非法证据排除的范围与操作程序，充分体现了刑事诉讼法作为保障人权的“小宪法”的作用，从制度上对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的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本文拟以审查起诉阶段为切入点，浅析非法证据排除的相关问题。

论文关键词新刑事诉讼法 非法证据 程序设置

一、我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的历程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历史沿革

在我国尽管立法对非法取证行为持禁止态度，《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中关于“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的规定，已然体现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精神实质，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随后的司法解释中也对此进行了细化，但对非法证据的内涵、适用范围及具体的操作程序却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从世界范围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普遍存在于两大法系各主要国家和地区，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反酷刑公约》)也对其进行了规定。可以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己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

在我国，随着“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等一系列刑事错案的出现，刑事错案及其背后的非法取证问题受到了广泛关注。学者们普遍赞成我国刑事错案的致错源头是非法取证 ，而遏制非法取证，是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个重要理论支点。也正是因为此种关联，近年来关于非法证据排除内容的相关规定相继出台，20“两高三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首次对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设置与具体操作方式做出了规定，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初步得到确立，相关规定在明年将要正式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中也得到认可，这充分反映了立法机关顺应时代发展，保障人权的决心。

(二)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内涵

对于“非法证据” ，我国目前将其界定为“以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当前实施的《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265条规定：“严禁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从这些法律和司法解释来看，“非法手段”同时包括了“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事实上，这样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并且这样的规定也和我国侦查讯问的工作规律脱节。在讯问过程中，很多从气势上、心理上压倒、击垮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的讯问语言、行为及策略很难与“威胁、引诱、欺骗”区别开， 如果将所有涉及到的供述都排除，审讯工作将很难开展，可能走向放纵犯罪的另一个极端，也有悖于我国民众一直以来对犯罪行为的低容忍度。

而在年7月实施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并且在明年将要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中也对该内容予以吸收，我们注意到，从这些法律、规定来看，对于非法证据的界定，将“引诱、欺骗”取得的证据并以逐一列举的方式包括在内，这体现了立法者对我国当前司法实践的充分考虑。对于“等非法手段”的把握，笔者认为，考虑到上文分析的相关情况，结合我国司法现状，平衡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关系，应当严格界定其范围，而不能失之过宽，笔者认为，在司法实务操作中可以将其界定为“采用不人道、致使其身体遭受痛苦的其他体罚或变相体罚的方法以及可能导致完全背离被讯问人(被询问人)真实意思表示的讯问(询问)方式而取得的证据”。

二、审查起诉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制度构建

由一个案例展开的思考：李某某涉嫌抢劫一案被移送审查起诉，在审查起诉阶段，其辩解在侦查阶段承认其抢劫并杀害被害人的供述不属实，事实上其当晚到达案发地点时被害人已经死亡，其只是利用此机会盗窃。之所以之前的供述不属实，是因为在监视居住期间曾遭到办案人员的刑讯逼供，包括连续二天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打嘴巴，用书本打头部，在11月底天气很冷的情况下被空调冷风吹等等，同时，监视居住的地点是在派出所内，并提供了个别办案人员的姓名。这个案例其实在我们的办案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普遍性，该案例涉及的主要是非法证据的证明标准问题。笔者在办理该案的过程中对于被告人在侦查阶段自白的采信与否，经历了非法证据的发现、审查、判断和最终对该证据的采信等若干步骤，但是本案在调取入所体检记录、同步录音录像资料以及对侦查人员进行询问之后，最终认定侦查阶段的刑讯逼供并不存在，因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仍然采信，倘若最终因为存在刑讯逼供而将供述排除，将会对案件的处理造成很大影响，此时，公诉机关又应该采取何种机制平衡好侦查机关、被害人、嫌疑人的认识，使得非法证据的排除得到各方的认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由该案例引发的思考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法律制度，该规则的顺利实施，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的保障，如何更好的实现非法证据的排除，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审查起诉阶段构建一系列完备、高效的配套机制。

(一)非法证据的发现机制

新《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接到报案、控告、举报或者发现侦查人员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进行调查核实。”

发现非法证据的途径之一，首先是审查案卷材料，这是审查起诉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承办人在阅卷过程中，注意发现证据与证据间的矛盾，进而发现存在非法取证的相关痕迹；其二，注意审查同步录音录像资料，查看录音录像资料中相关言词证据的内容和笔录中载明内容是否一致；第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通常由控方承担证明证据合法性的责任 ，辩方提供线索和证据只能说是一项权利而不是责任 。在审查起诉过程中，注意听取嫌疑人及辩护人的`意见，告知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案件当事人有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权利，并提供涉嫌非法取证人员的姓名、取证时间、地点、方式等情况，以防止某些犯罪嫌疑人恶意提出相关信息以阻碍诉讼进程，在上文所提到的案例中，就是笔者在提审犯罪嫌疑人的过程中发现的；第四，进行必要的主证复核工作。对于直接影响到定罪和量刑的某些关键性证人进行核证，在复核过程中明确询问证人、被害人侦查人员有无非法取证的情况，同时，也要关注到证人原来陈述的时间和地点等，以判断存在非法取证的可能性大小；最后，公诉机关除了在审查起诉工作中发现非法证据之外，还可以通过重大刑事案件提前介入等方式，对侦查机关取证的合法性进行监督，防患于未然。

(二)非法证据的审查机制

发现非法证据是审查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对可能涉及非法的相关证据进行实质审查，判断其是需要绝对排除的，还是通过补正后可以继续使用的，这需要公诉人一一进行甄别。在某些受人贿赂案件中或故意杀人等秘密实施的犯罪中，客观证据比较有限，定案的主要证据之一就是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口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公诉人如果无法证明该证据系侦查人员合法取得，或已经提供的证据无法充分认定证据的合法性的，该证据就要被排除，公诉机关可能承担无法指控相关犯罪事实的法律后果。

第一，调取所涉及证据的相关讯问(询问)的同步录音录像，在新《刑事诉讼法》中，对于侦查机关制作同步录音录像做出了具体要求，在121条中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或者其他重大犯罪案件，应当对讯问过程进行录音或录像”，该规定为审查起诉阶段对讯问的合法性审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重点审查录音录像中供述、证言、陈述的内容是否和笔录记载一致，被讯问人(被询问人)的精神状态是否良好、语言表达是否流畅、是否有伤痕，侦查人员有无保障其适当的休息等情况。

第二，调取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身体状况的相关材料，包括体检证明、入所体检记录等；

第三，提取犯罪嫌疑人同监室人员的证言，了解犯罪嫌疑人在被羁押期间的表现，有无表露过自己遭受过刑讯逼供，犯罪嫌疑人有无因此而受伤，以及犯罪嫌疑人是否和同监室人员谈及自己涉案的情况，同时，笔者认为，可以安排两名贴靠人员了解犯罪嫌疑人情况，这可以杜绝犯罪嫌疑人以刑讯逼供为由恶意对抗司法机关拖延诉讼的情况，便于公诉部门尽早掌握侦查人员讯问的真实情况。

第四，调取审查批捕阶段的材料，以了解在检察机关审查批捕阶段犯罪嫌疑人有无提出过非法证据排除的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审查起诉阶段犯罪嫌疑人提出该要求的合理性。

第五，核实讯问、询问的情况。主要通过询问参与办理案件的侦查人员来了解整个审讯的过程，将其证言内容结合其他证据审查判断侦查人员讯问的合法性，如对讯问的合法性存在疑问的，应当将相关证据排除；如若能够判断该审讯过程合法的，在后续的庭审过程中，可以申请侦查人员出庭，以更好的说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侦查人员出庭的问题，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会是一个常态性的情况，侦查人员如何克服作为国家司法干警的特权身份束缚和出庭的抵触心理，就证据的合法取得接受法庭质询和调查，这是侦查人员将要面临的一大挑战。

(三)非法证据排除的意见反馈及异议处理机制

经过以上若干程序的审查，存在非法可能性的证据性质就可以确定下来，公诉人发现该嫌疑证据确系非法证据，或无法排除其非法性疑问的，应当在案件审查意见书中予以列明并分析，直接予以排除；对于重要非法证据的排除可能影响到案件定罪量刑的，应当在审查过程中及发现之时及时向部门负责人汇报，并对排除意见的认定按照规定进行审批。

同时，某些证据的排除可能对案件有重大影响的，需要通知侦查机关补充侦查，侦查机关对公诉机关提出的补充侦查、排除非法证据的意见不服的，可以向公诉部门提出复议或公开听证审查。侦查机关要求复议的，公诉部门应当另行指派人员进行复核，并在五日内做出是否变更的决定。另外，对于通过犯罪嫌疑人、辩护人、被害人等提出非法取证线索的案件，公诉机关同样要将审查的结果告知以上人员，当事人亦可以申请复议或提出公开听证审查。

三、结语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简单来说是一个证据问题，但探究其实质，也是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权衡后的价值选择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很快就要实施，多年形成的重打击犯罪的观念不管是对于司法人员还是普通民众而言，在思维上都已形成定势，如何更新观念，将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目标落到实处，相信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通过审查起诉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实践操作，实体与程序并重的意识会逐步深入人心，新《刑事诉讼法》确立的目标也将越来越近。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浅析 篇二

中国《诉讼法大辞典》对“非法证据”的界定：不符合法定来源和形式的或者违反诉讼程序取得的证据资料。与之对比，我国证据的合法性必须符合以下四个条件：1、证据必须具有合法形式。2、证据必须是由法定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和运用。3、证据必须有合法的来源。4、证据须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以上对证据合法性的阐述是论述证据能力所必要的，即一件事实要成为刑事司法中定案的根据须具备相应条件经过一定的程序加以认定，否则不能成为法院定案的依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质是保护人权，因此，有关保护人权的规定，特别是有关保护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规定可以看作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依据。我国法律中有不少保护人权的有关规定。

宪法依据

首先，确立和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法治的`一个核心方面就是以法律制约公共权力，防止公共权力的滥用。对司法权的限制即为其体现。而制止侦查机关非法取证行为，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宣告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具备可采用性。同时，在实现法治的过程中，程序的公正性、合法性比实体的公正更具有重要和普遍的意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则正是保证程序公正的一个有效的措施。此外，我国宪法已明确对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等予以法律保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采用是维护宪法权威的必然要求，也是维护刑事诉讼法自身权威的要求。

其次，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保护公民权的需要。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全和发展时期，不断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必然要求。同时，加强对公民权的保护已是日益国际化的问题。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适应国际国内发展形势的要求。

最后，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还是适应刑事诉讼法发展趋势的需要。当代主要法治国家在法治思想、立法、司法上呈现融合的趋势。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的在成文法中明确规定，有的通过判例予以明确。排除规则的立法也呈现出愈益严格的趋势。我国已加入WTO，在法律方面，我们也应日趋向国际靠拢。因此。国际刑事的诉讼法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在我国，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着一定困难，但其又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根据我国现状，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从以下着手。

一、在法律制度方面。使我国目前现有的法律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中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得到真正的贯彻实施。在我国法律中，应以明文规定的方式确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由于非法证据不仅包括言词证据，而且包括实物证据。因此，在进一步完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时，还应把实物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范围。

二、在司法方面。首先，规范讯问行为。在讯问前，讯问人员应告知被讯问人禁止刑讯逼供的有关规定，使其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害的情况下知道通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补救。这种告知也是对讯问人员的提醒，使其避免明知故犯。其次，严格规定讯问的时间和地点。犯罪嫌疑人被拘留或逮捕后在警察局的讯问不宜超过8个小时，除了侦查与犯罪有关的紧急情况需要之外，每次讯问的时间不能太长。此外，讯问时，即应让律师充分参与进来，一方面可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另一方面，也可使得由在场的律师当场就取证的合法性进行鉴定。最后，审判前的程序应合理配置。在案件移送到法院后，审判人员在实质性审理进行之前，即应询问有无刑讯逼供和其他违法取证的现象。并且，只有当事人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要求后，法院才审查取证的合法性。

三、在司法人员素质方面。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限的诉讼资源和落后的侦破技术不足以支撑非法证据的排除，因此要真正确立和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需努力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律素质，提高司法机关的司法水平。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应充分了解非法取证的危害性，规范侦查和取证行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收集证据，正确对待排除非法证据的做法，积极配合有关各方面排除非法证据。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应了解每个证据的取证过程，在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过程中严格履行法律监督的职责。而审判人员必须熟悉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知识，具备较高的法律水平和逻辑能力，秉公而断，坚持司法独立，不能为了照顾侦查部门和起诉部门的情绪而不排除非法证据。

四、在法律传统和公民的法律意识方面。首先，应消除封建法律文化的糟粕，使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得到改观，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推进法治建设。其次，对公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通过立法和公正的司法来昭示和影响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

法治的进步，必然以社会文明的进步为基础，离不开本国的特定条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和司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需各方面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  中国证据制度与司法运用[Z].北京：法律出版社。，.

[2]  杨宇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 篇三

――从 《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到新刑诉法的动态分析

《新刑诉法》从基本法层面规定了非法证据的排除，但《新刑诉法》主要从申请排除主体、举证责任、排除后果等实体性要素予以规定，与现行的“两高三部”《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有较大的区别，特别是为程序设置预留了空间。鉴于《规定》设置了非法证据排除如何启动、在何阶段调查、何时裁决、如何救济等具体程序，有必要结合两年来的实践状况对预设程序进行检验，并在《新刑诉法》的框架内予以适当的修正，以便实践部门更好的落实法律规定。本文通过对现行非法证据排除预设程序的文本规定到实践状况进行考察，发现现行程序设置从启动方式、调查程序、裁定方式到救济模式都存在违背诉讼机制或不契合现实的问题，带来了较大的适用难题，法院也承受了相当的压力，有必要以《新刑诉法》的实施为契机，对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进行更为合理的设置，通过在启动环节设置前置程序及限定启动时间、次数，不同环节采不同的裁决形式，对应排除步骤设定救济途径等对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进行程序规制，以缓解法院的压力，更好的落实法律规定。

“两高三部”《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出台，标志着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初步建立，明年即将实施的《新刑诉法》亦从基本法层面规定了审判阶段非法证据的排除。法谚云：“程序先于权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否实现预设目标，程序性保障至关重要。本文从现行程序设置及运行状况入手，检讨存在的问题，以现实主义精神合理设计当前我国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落脚于法院对《新刑诉法》关于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的有效落实，以期为新刑诉法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提供些许建议。

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包括启动主体、排除对象、举证责任、证明标准，排除后果等属实体性规定，程序设置主要体现在何时在何种情形下启动、何时以何方式裁决及如何救济。

一、当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设置及运行状况

(一)现行程序是如何设置的

1、启动：庭审中控辩双方均可提出，但实质启动权在法庭

根据《规定》第5条、第13条，庭审中控辩双方均可提出对非法取得的有关证据予以排除，但是否启动对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在于法庭对有关证据的合法性是否有疑问。是否启动该调查程序，决定权完全在法庭，即第7条“经审查，法庭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取得的'合法性有疑问的，公诉人应当对该供述取得合法性予以证明”。

2、审查模式：庭审中审查但裁决必须在实体审查前作出

根据《规定》第5条、第10条，一旦辩方提出被告人审前供述系非法取得，法庭必须进行初步审查，若辩方未提供相关线索或证据的，或辩方提供了相关线索或证据，法庭对有关证据取得合法性没有疑问的，直接进入实体调查；若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证据，使法庭对有关证据取得合法性存疑时，启动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若控方提供证据排除有关证据系非法取得的，法庭进入实体调查。即证据收集合法性审查具有中止案件实体审查的功能，辩方一旦提出证据系非法取得的抗辩，法庭则需先解决该问题，作出是否启动证据收集合法性调查及启动调查后是否排除相关证据的裁决，然后才能进行实体审查。这被学界称为“程序优先审查原则”。

3、救济：一审未审查二审应当审查

按照通说的观点，《规定》第12条是救济条款，即确立了 “一审未审查的，二审应当审查”的救济模式。

(二)实践是如何运行的

1、实证维度之一：以中国司法裁判文书库公布的裁判文书为样本

(1)一审适用《规定》的情况

对于辩方提出侦查机关刑讯逼供辩解辩护意见的19件一审案件，法院在本院认为部分未提及即未理会的有1件，其余18件法院的处理情况均为不予采纳，理由可概括为七种情形。

对于第一种情形，我们无法知晓法庭实际上对证据收集合法性是否进行了审查及如何审查；第二种情形在实体上明显违背了《规定》确立的辩方仅需提供相关线索或证据而由控方证明不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在程序上未要求辩方提供相关线索后审查是否存在刑讯逼供的可能性；第三、四种情形同第二种情形，且将证据的证明能力与证明力相混淆，以具有真实性来反推有证据能力，存在逻辑错误；后三种情形就其反应的程序来看，基本符合《规定》的要求(但是否先行当庭调查不得而知，对辩方提出刑讯逼供的辩解辩护理由作出不予采纳的决定是在判决书的法院认为部分)。综上，从判决书反应，有6件案子适用了《规定》来办理，1件无法知晓是否适用，12件未适用，比例分别为31.58%、5.26%、63.16%。

(2)二审适用《规定》的情况

被告人以侦查机关刑讯逼供等为由上诉的有36件，其中1件在二审中撤回该上诉理由，二审中排除有关供述的1件，3件发回重审，法院对该上诉理由未予理会的2件，其余29件对上诉人的该上诉理由均不予采纳。

对于上表反映出的第一、五种情形，混淆了证据的证明能力和真实性(属于证明力的范畴),第三种情形违背了《规定》确立的由控方证明证据合法性，第四种情形违背了《规定》确立的辩方需提供线索或证据，其余情形就其反映的程序看，符合《规定》的要求。综上，35件二审案件中，7件适用了《规定》,3件是否适用不明确，25件未适用，分别占20%、8.57%、71.43%。

(3)小结

①对非法证据排除的性质存在认识误区：与证据真实性即证据证明力相混淆，以证据与证据间相互印证即证据具有真实性来认证证据证明能力的较多。

②启动方式不统一：有的要求辩方提供相关线索，否则直接驳回；而有的辩方并未提供线索，但控方依然需举证证明侦查机关未刑讯逼供。对于辩方提供线索的，部分法院自行调查取证，部分法院直接要求控方针对辩方提供的线索举证证明证据收集的合法性。即集中表现在辩方是否必须提供线索及法院是否初步审查不统一。大部分案件法院仍坚持由辩方承担证明存在刑讯逼供的责任而非仅提供相关线索即可。

③二审救济功能未体现：以上考察的二审案件中，仅1件文书中明确表述一审已审查故驳回其上诉理由，其余除未理会的2件及不清楚具体原因发回重审的3件外，均在二审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了审查，但不管二审审查后是否排除了有关证据，均未对一审产生影响(包括因排除证据后犯罪金额认定发生变化的1件，量刑也未有变化),也即一审是否依法审查，二审并未体现出救济、制裁功能，从一审与二审适用《规定》的情况来看，二审也并不因审级的提高而必然更好地适用法律。

2、实证维度之二：以媒体公布的典型案例为样本

(1)考察的情况

在互联网查到十个媒体详细报道的法庭在一审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的案例，就启动条件、是否当庭作出裁决、最终排除相关证据的案件情况等进行了考察，其中，9件均是辩方提供相关线索后启动，1件仅提出庭前供述系非法取得而未提供相关线索即启动；1件在第二次开庭时当庭作出不予排除的决定，9件均在判决书中予以明确；经审查后2件最终排除有关证据，8件未排除，且排除有关证据的2件案件检察机关均提起抗诉。下面例举几个案例进行分析：

【案例一 】足坛反赌系列案之谢亚龙受贿案

4月24日谢亚龙受贿案的审理中，谢亚龙当庭翻供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庭审中，辩方当庭提供了被告人被刑讯逼供的线索，包括被刑讯逼供的具体时间、地点、人员，法庭未启动证据收集合法性的调查，受到了质疑。质疑观点均认为法庭在辩方提出刑讯逼供的线索后，即应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且至少是否启动的决定应在公开开庭时宣布。

【案例二】被誉为“非法证据排除第一案”而后 “惊人大逆转”的章国锡案

一审时，辩方提出侦查人员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方法，并提供了非法取证时间、地点、人员、方式的相关线索，法庭启动了非法证据排除程序，经过四次庭审，作出了对有关证据予以排除的决定，并判决章国锡有罪但免于刑事处罚。一审判决后，检察院提起抗诉，章也提起上诉，时隔近一年后，二审法院采信了一审排除的证据，改判章有期徒刑二年。

【案例三】 四川乐至县原交通局长宋立光受贿案

被告人在会见律师时称侦查机关利用威胁、恐吓等手段逼其在编造的笔录上签字。法院在庭审前，参照民事程序举行了庭前证据交换。庭审中，辩方提出侦查人员对其言语威胁、刑讯逼供、多次被转移看守所并故意让其吃不到荤菜、疲劳审讯等。控方作了针对性的答辩，但双方分歧过大，法庭宣布休庭。时隔两个半月后再次开庭，辩方先后又提出侦查机关采取吊打、录音录像有问题等理由。最终，法庭认定辩方的辩解意见不成立。此案在媒体中被报道为“乐至县交通局长受贿大闹公堂”、“宋立光法庭闹剧”、“非法证据排除规定实施半年四川省唯一一起启动此规定程序的案件”。

【案例四】 广东佛山程捷职务侵占案

庭审中，辩方详细讲述遭到刑讯逼供的地点、内容，并展示了自己曾经因刑讯逼供受伤的脚趾，法院经过多次休庭、开庭，审理长达八个月，对于被告人庭前供述，法院最终决定不予采信，并宣告被告人无罪。

(2)小结

①对启动的条件存在分歧：针对案例一，辩方及部分公众认为应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否则法庭的正义性将存疑。但根据《规定》,并非辩方提供线索即启动，还需法庭审

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 篇四

上海市杨X区人民法院：

我们是贵院受理的，上海市杨X区人民检察院起诉韩XX涉嫌贪污案件中，被告人韩XX的辩护人。

辩护人已经在20XX年1月，向贵院递交了一份《非法证据排除申请书》。在20XX年2月15日本案第一次开庭时，也口头向贵院提出了非法证据排除的申请。今天，我们再次向贵院提出申请，请求将《起诉书》所列证据，第二组证据第12项中被告人韩XX

20XX年7月14日、7月15日的有罪供述及7月13日的亲笔有罪供词，这三份证据，作为非法证据，在本案中予以排除。

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韩XX

20XX年7月14日有罪供述及7月13日的亲笔有罪供词。

该2份证据，是侦查机关，在违反《刑事诉讼法》以及相关部委的规定的情况下，对被告人韩XX采取长达二十六个小时的限制人身自由，被告人韩XX长达四十多个小时没有得到任何睡眠和休息的情况下制作的。

根据公诉人在20XX年2月15日本案第一次开庭时的公开表述(见该次庭审笔录)，以及被告人韩XX本人的陈述，被告人于20XX年7月12日上午8点30分上班后，即被公司领导通知，前往位于XX路的上级公司纪委谈话。至当日晚间，上海市杨X区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工作人员介入。

20XX年7月12日晚23时许，被告人被带至上海市杨X区人民检察院接受讯问。被告人在检察院留置了将近24小时后，直至7月13日晚22时40分，侦查人员才开始制作笔录，至7月14日凌晨笔录制作完毕。

期间，侦查机关的下列行为，违反《刑事诉讼法》和相关部委的规定

1、

被告人于20XX年7月12日晚23时许被带至检察院后，即被带至该院讯问室接受讯问。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随身携带的手机被没收，与外界通讯被停止。但根据《杨X区人民检察院传唤通知书(沪杨检反贪传[20XX]第X号》显示，检察院直至7月13日晚22时42分，才向被告人出示《传唤通知书》。这之前，杨X区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长达23个多小时的限制人身自由，有非法拘禁之嫌。

法律依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XX〕1号)第34条之规定前款：拘传持续的时间从犯罪嫌疑人到案时开始计算。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应当责令其在《拘传证》上填写到案时间，并在拘传证上签名或者盖章，然后立即讯问。

2、

被告人于20XX年7月12日晚23时许被完全限制人身自由，接受检察院的连续讯问。直至7月14日凌晨，时间长达26个小时。违反法律规定。

法律依据：

《刑事诉讼法》第92条后款：传唤、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形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XX〕1号)第34条后款：一次拘传持续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拘传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

《检察实务手册》(20XX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360条：一次传唤的时间最长不得超过十二小时，不得以连续传唤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两次传唤的间隔时间，不得少于十二小时。

3、

被告人被带至杨X区检察院起，笔录制作完毕。其间长达26个小时(自被告人被带至上级公司纪委接受谈话，至该份笔录制作完毕，其间更长达40多个小时)。在此期间内，杨X区人民检察院，始终让被告人留置在该院的讯问室内。对其采取“车轮大战”，安排多组审讯人员轮流审讯。其间，仅给他吃过2个冷馒头，喝过几次白开水。在明知被告人已经40多个小时没有得到过任何睡眠休息的情况下，仍然制作笔录。该份《笔录》，是在被告人长达40多个小时没有得到任何睡眠和休息的情况下制作的。属于非法证据。

法律依据：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高检发释字〔20XX〕1号)第265条：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基于上述情况，辩护人认为，沪杨检刑诉[20XX]73号《起诉书》中，作为定罪证据的被告人韩XX

20XX年7月14日的《有罪供述》，是在被告人遭受23个多小时的拘禁后，并在40多个小时没有得到睡眠休息的情况下形成的，根据法律规定，系非法证据。同样《起诉书》作为定罪证据的7月13日的《亲笔有罪供词》，也是在被告人被长时间限制人身自由，无法获得任何休息的情况下形成，同样也是非法证据。

上述二份证据，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二、被告人韩XX 20XX年7月14日有罪供述

根据法律规定，讯问笔录是侦查人员在侦查活动中，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如实记载讯问情况的文字记录。笔录的制作，必须采用问答式，如实记录被询问人所提供的证言。

虽然从这份笔录的文字记载上看，这份笔录采用了问答式的记录，有侦查人员的讯问，也有被告人的回答。表面上看，貌似符合法律规定。但是，当我们观看了侦查机关提供的讯问韩XX的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之后，问题立即暴露了出来。在制作这份笔录时，制作该份笔录的侦查人员，根本没有依照制作笔录的规范，一问一答忠实记录，而是从头到尾自己一个人低头自行书写，既不向被告人发问，也不听被告人的回答。二个多小时，侦查员坐在讯问台上，闷头记录，被告人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发呆。

辩护人认为，该份笔录，不是对当时讯问被告人情况的忠实记录。同样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申请人：

*** 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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