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复双典批判读后感

第一篇：刘再复双典批判读后感

刘再复双典批判读后感

刘珺琳

读了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本人对我们的传统思想文化有了更加深层和客观的认识。以前的学习中，我们始终被灌输的理论是，巍巍中华五千年的文明是非常优秀和引以为自豪的，是我们的往哲先贤经过一代又一代的思想文化积淀的而保留下来的文明精华，我们应该都予以接受和认可，而且为之感到骄傲。

但是近代以来列强入侵和西方文化及意识形态有意无意的渗透以及国人的崇洋媚外的心理，使得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孔儒文化有了第一次彻底的质疑和挑战，促使我们站在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度重新审视我们的儒文化。虽然，在当时的具体的国情中，一些批判过于偏激，但民主科学从此深入人心，国人的视野开拓了，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有了更加理性和客观。

刘再复先生的《双典批判》正是站在文化批评的角度和世界民族观上提出的。他所批判的不是文学的审美价值（美），而是蕴含于文学作品的文化意识（善），即搁置审美因素，直接对文本的文化内涵，精神取向，思想观念以及人性的原则等要素的思考。

毫无疑问，《水浒传》、《三国演义》作为我国的古典四大名着之二，在文学的艺术水准和修辞上可谓是非常完美的。正是其高超的艺术魅力，使其在风浪的洗刷中一直经久不衰，读者也是按其习惯性的思维代代相传，默默接受，在欣赏的快感中已经忘记叩问与质疑，在无意识中接受其传递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观念。《水浒传》中的劫富济贫善恶有报打打杀杀大快人心，《三国演义》中的权术智谋尔虞我诈叫人拍案叫绝，已经是我们的惯常性思维和欣赏准则，或者说是我们集体的无意识思想价值倾向。

对于刘再复先生的批判，本人不赞成其全部的意见（如天堂地狱观），但是其批判《水浒》两种性质的造反和双典中“女性物化”本人是非常赞同的。

两种性质的造反即：社会造反和政治造反。社会造反是反社会，反对社会规范，和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当然也涉指贪官污吏。政治造反则是反政权，其矛头直接指向统治阶级的政权中心—皇帝，企图改变政治结构和权力系统。《水浒传》实际上两者都是涉及的。关于造反在宋末的社会历史来说是合理的，统治阶级的腐朽黑暗导致的民不聊生，揭竿而起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的。但是，水浒中的暴力造反所显示暴力崇拜其造反旗号下反人性的的黑暗手段。

固然，人在受到压迫时，反抗是本能的反应。鲁迅先生说过：所谓革命不安于现在，不满足于现状的的都是。这里的革命即有改革和反抗之意。有了革命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这个层面上讲，宋末的农民起义，梁山好汉浩浩荡荡的造反革命存在其合理的一面。《水浒传》开篇便描写“官逼民反”的道理，林冲的造反是有理由的。尽管他受到高俅等人的如此迫害，他还是一再退让，失去一切，到了风雪边境，权势者还是要把他置于死地，典型的反应无路可走，社会黑暗的现实，所以林冲是被逼上梁山—造反，这里让我们明白，造反乃是替天行道，人心所向；但鲁迅先生还说过：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革命的目的不是去杀人，而是让人们更好的生活。可是在这里水浒传中表现出来的却大相径庭。任何造反都应该是有一度和一个规范的，但是李逵和武松的嗜杀造反让我们发指。他们的一切行为只是一个公式：“凡造反都是合理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

哪怕滥杀无辜也是合理的。在和《西游记》的比较中，刘再复先生指出，任何造反都应该是有慈悲导向的，造反的目的不是“杀人”而是“救人”；任何造反也不可以越过一定道德的边界；造反的手段也要符合人类生存的延续的总目的性，合乎人性的准则。水浒相较于西游记缺乏慈悲的道德准则。像李逵排头杀人的行为，把四岁的小孩切成两段，把恋爱中的男女剁成肉块，均未受到作者与读者的谴责，并被认可是英雄的行为，因为大家都拥有伟大的目的：替天行道。在水浒中的描写，把目的和手段分开，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无论任何卑劣黑暗下流的手段也是被合理化。但是我们也知道，在人类的一切行为准则中，黑暗卑劣是达不到伟大和崇高的。这里的被美化的“替天行道”乃变成一部分人的“无法无天”和仇欲的宣泄。所以水浒传中的造反的手段黑暗以及不尊重人的生命和人性是不合理的成分。

再者，本人认为双典中的女性物化的评价也是很中肯的。《水浒传》，《三国演义》中的权术及暴力崇拜是非常深的。他们的眼中只有英雄是人，有着人的地位，而其他的（非英雄）妇女，儿童是没有平等的人性及生命的权力和价值的。两部文学经典中的女性是英雄眼中的尤物、食物、玩物、祭物、毒物、兽物。其各种角色妇女表现出非人的现象。只是男人的附属物，棋子，没有自己的追求，没有任何自己独立的思想，对自己的命运没有任何的抵抗，只是任人任意摆放。在《三国》中主要表现出对妇女的利用，如貂蝉，她是政治家（王充）的玩物（忠诚的奴才），也是吕布和董卓之间的猎物（色诱董卓与吕布）尤物（杀董卓毁吕布）。《水浒》中则更多的是杀戮（潘金莲潘巧云都是水浒英雄杀戮的对象），这都是对女性的极大地蔑视。三国水浒中的女性都是没有自主性的，或者说三国水浒是没有女人的，那只是物。

在三国水浒时女性的地位就是如此低的，而今天的情况是相对有大改观，但是男尊女卑的思想依然在很多人的意识里。这是千百年来儒家的妇女思想及封建君主专制的产物，站在现在历史的高度，我们应当有意识摈弃那种非人性的思想，生命是平等的。

第二篇：刘再复谈读书、哲学

刘再复：让学问与心灵紧密连接

他说，中国的“根”是文化。但当下中国，人们的神经正在被金钱、权力、功名所抓住，一些人身上呈现的是民族劣根性的文化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作家，刘再复先生日前在国内正式出版《刘再复作品八部》。一时影响甚盛。他曾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文学评论》主编、中国作协理事等职，著述等身，在文坛举足轻重。出国后，他遍历天下，出任多所大学客座教授。日前，应邀回国参加其母校厦门大学校庆时，这位去国多年的学者，接受了本报独家专访。

追求的是，更能生活在心(来源 好范文网WWw.HAOwoRd.CoM)灵之中

华商报：您身兼学者与作家，平时角色如何转换？您认为对自己人生状态起巨大调整作用的，“首先是中外经典文学家，然后才是哲人学者”，为何“厚此薄彼”？喜欢哪些经典作品？

刘再复：一般地说，学者是用头脑工作，作家则用心灵乃至全生命写作。出国之后，我追求的人生状态之一是让学问与生命紧密衔接，也可以说是让学问与心灵紧密连接。一旦连接了，转换角色就不太困难。例如，上午我可以写《红楼梦悟》、《双典批判》，晚上我又可以写散文或散文诗，都是生命与心灵的需求。出国之前，我不是这种状态，那时，主要的生命力必须投放到构筑学术专著上。写作散文诗只是精神生活的“边角料”，常常只能偷闲而作，周末自己躲到居所附近的龙潭湖公园写一写。尽管是“边角料”，但还是使自己放松一些。每写一首散文诗，便是一次自己对自己的呼唤。呼唤自己不要忘记本真角色，不要忘记自己是来自穷乡僻壤的赤条条的农家子，不要被愈来愈沉重的世俗角色所压垮、所变质。

我首先阅读中外文学家然后再阅读中外哲学家，除了文学职业的要求之外，也是因为在文学中，我更能保持自己生命的本真角色，更能生活在心灵之中，而不是生活在头脑之中，或者说，更能生活在情感之中，而不是生活在逻辑之中。我对哲学和文学经典都喜欢，而最喜欢的是富有哲学意味的文学经典，例如希腊悲剧、索福克勒斯所著的《俄狄浦斯王》、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夫卡的《审判》、贝克特的《等待戈多》、曹雪芹的《红楼梦》等等。

感慨的是，保持了天真天籁

华商报：海外漂流期间之诸般心境，此刻回望，最深之苦乐何在？您称是歌德和陶渊明这两位诗人给了您力量，原因何在？据称您正尝试做 “中国血统的世界公民”，难吗？

刘再复：在海外漂流，写了整整十部《漂流手记》，全部感慨都已记录在其

中了。这些年，可以说是心事浩茫，思绪无数，保持了天真天籁。

最为痛苦的是出国之初（我称作第二人生之初）的极端孤独感，丢失祖国、丢失故乡、丢失故人的极端孤独感。不过我后来战胜了孤独感，现在倒有一种“享受孤独”的自在感。另一种痛苦是我毕竟生活在英语世界中，无论我怎么用功学习英语，总是不能直接进入西方当下的精神世界，不能直接与西方学者作深层的精神交流，所以，我只能生活在自己构筑的象牙之塔中，还得靠中文（翻译著作）与西方的伟大灵魂对话。在此状态中，歌德给了我不断进取的积极状态，陶渊明则给了我耐得住“寂寞”也耐得住“清贫”的平静状态。

我自称人生已进入“世界公民”的第三阶段（第一人生是中国学生学人，第二人生是漂泊者，第三人生是世界公民），实际上是很难的事，尤其是作为“世俗角色”更难，因此，我只能首先在“本真角色”即首先在精神角色上实现，也就是说，在精神角色上，我的一切文字工作均超越国界，努力体现终极关怀，为全人类服务。而在世俗角色上，我仍然守持我的中国护照。我称中国护照是我的“最后一片国土”，我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情感让我放不下这片国土。

坚守的是，要从“根”上爱中国

华商报：前不久您的母校厦门大学校庆时，您称，无论走遍天涯海角，都守持一个信念：要从“根”上爱中国，而“根”就是文化，特别是文化之魂，不是文化之形。当下文化诸象纷繁，人们如何才能真正抓住“文化之魂”？

刘再复：文化在哪里？年轻时我有个误解，以为文化就在书本里，就在图书馆里，其实不对。现在才明白，文化在人身上，尤其在活人身上。孔子身上凝聚着一种大文化，老子、庄子身上，曹雪芹身上都凝聚着大文化，而活人身上，我们每个人身上也都呈现出文化，包括文化心态、文化心理、文化趣味、文化境界、文化质量等等。文化之魂，在西方可解释为上帝，而在中国，文化之魂，则是人的心灵、人的生命，也就是对于人的关怀和对于人的提升。李泽厚先生和我格外敬爱鲁迅，便是觉得鲁迅抓住了中国文化之魂，即抓住了那些有益于中国人生存、温饱、发展的精华，而排斥、批判那些阻碍中国人进步和提升的伪形文化。当下中国，人们的神经正在被金钱、权力、功名所抓住，很多人身上所呈现的文化往往不是本真文化，不是原形文化，而是鲁迅所批判的变形文化，即呈现民族劣根性的文化。鲁迅说，中国人好虚荣，听到某绅士有田三百亩，佩服得不得了。现在许多中国人，听说某人拥有财富三十亿，更是佩服得不得了，价值观很有问题，这就是呈现在当下人们身上的文化。“魂”的深处“出问题”了！有些学者作家艺术家，作品连篇，名声很大，骨子里却全是功利心、功名心、市侩心，“形”很耀眼，“魂”却有病症，甚至可以说是有绝症。这说明他们只抓住文化之形，观众及市场的盲目叫好，也只是抓住文化之“形”。当下（21世纪初期），无论中国还是整个世界，是有史以来人类精神境界最低的时代之一。

可贵的是，看破之后仍回到大地

华商报：巨人鲁迅，无可比拟，您认为鲁迅“其生命整体是个巨大的矛盾体，

其生命场是个巨大的张力场”，对这位文化英雄，今人应如何解读？

刘再复：有矛盾，有彷徨，才有生命深度与思想深度。有张力场，才有哲学场。问题是人总不能老是生活在彷徨中，彷徨之后还得有所选择，还得有清醒意识和心灵方向。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彷徨之后又站立于大地，战斗于人间，仍然选择了积极地生活、积极地奋斗。最近我和李泽厚先生又作了一次关于鲁迅的对话（已选入中信出版社即将出版的《鲁迅论》中）。李先生曾用“提倡启蒙、超越启蒙”八个字来概括鲁迅的一生。超越启蒙意味着超越现实问题而进入人生存在意义的形上思索，包括“看破”的意思。但我们要学习的，正是鲁迅的可贵之处，他看破了之后仍然回到大地，仍然拥抱人间，也就是在提倡启蒙、超越启蒙之后又回到救亡与启蒙。这是由俗返真、又由真返俗的过程，很不容易做到，所以我们才会觉得他带有英雄性。像我这样的人就很难抵达他的境界。

华商报：您认为《红楼梦》是“全体学人共享之精神空间”，对它，您用了“悟”的方法，而关于今人如何与经典相晤对，共享此类经典之精神空间，有何建议？

刘再复：之所以用“悟证”取代“考证”与“论证”，用佛学语言表述，乃是打破“法执”，这首先是一种“自我解放”。我不把《红楼梦》作为研究对象，而是“生命体认”对象，也是打破“法执”，也是一种“自我解放”。文章是人作的。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文章也在写我们，即也在制约我们、主宰我们，此时，我们不能把自由交给文章。我阅读、崇仰《红楼梦》，但不能把自由交给《红楼梦》。去年我在香港岭南大学讲解一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我认为至少有四十种读法，比如可以从隐逸文化、民间文化角度去读，也可以从自然文化（道家文化）或感悟文化（禅宗文化）角度去读，还可以从历史学、人类学、神话、寓言，乃至语言流、音乐感、怀疑主义、神秘主义等等角度去读。读《红楼梦》，享受这一公共空间，首先也得自我解放一下，然后再选择自己喜爱的方式切入，不妨设想几种、几十种乃至几百种方法切入。有“选择”才有“自己”。存在，乃是选择自己的可能性。

提醒的是，诗人作家莫恋“虚妄角色”

华商报：您认为如何才能真正实现 “学术自由与学术尊严”？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您认为文化如何作用？您力倡“读社会大书”，在西方这些年，相信有了一些思考与比较，“读后感”如何？

刘再复：对于学术自由与学术尊严，出国之前，我求诸外，即向社会要自由要尊严；出国之后，我则求诸内，即向自己要自由要尊严。在此，我要很明确地说，自由与尊严不是他人给的，而是自己给的。自由不是一种概念，而是一种觉悟，它就在你身上，就看你能不能悟到、意识到、把握到。你没有“觉”到，“悟”到，你就没有自由。没有能力，就没有自由；没有自觉，就没有真理。例如，我作演讲时，我如果想表演一番，想迎合听众口味，甚至想哗众取宠，那我就把自由交给了他人，交给了听众，只有当我意识到演讲时我自己还是自己，该说的话就说，不愿意说的话就不说，仍然保持一颗平常心，这才有自己的自由与尊严。也许明白了求诸自己是根本，所以，你说的“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对于我来说，也只是一堵供给“面壁”悟道用的墙壁。我只是对它思索，并不介入。我认为文

学家应当关心社会，但不必介入社会、干预社会，更不必介入政治与干预政治。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不是文学所能解决的。诗人作家不要充当解决社会问题的虚妄角色，诸如“救世主”、“时代鼓手”、“大众代言人”等角色。

出国之后，我周游了三十个国家，初步读了“世界”这部大书，以后还要继续读。读了这部书，眼界打开了。一方面觉得这世界真大真美；另一方面觉得自己原来知道得很少，无知渺小得多，自己对于世界并不那么重要。我在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等艺术巅峰面前，在罗浮宫的数万件珍品面前，在莎士比亚故居面前，都有“自己并不重要”的感觉。

从自然角度上说，世界由欧亚板块、美洲板块、非洲板块、澳洲板块等组成；从文化上说，地球由资本主义文化板块、社会主义文化板块、封建主义（贵族、地主）文化板块等组成。读了世界这部大书，才觉得各种板块都有长处短处，可以并置并存。重要的是以谦虚、开放、包容的心态，吸取各板块的长处，扬弃其短处，各自自我完善，共同维护世界和平和睦。

要懂的是，自己是自己的救星

华商报：您曾说朋友李泽厚是读多写少，您自己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时间分配是个什么比例？看过您的求学经历，基本是靠自学，您对当代学人、读书人有何建议？

刘再复：我的写作时间比李泽厚先生多，写作与阅读的时间比例大约是四比

六。今年农历九月，我将满七十岁。此后的十年，比例将调整为二比八，甚至一比九。我的确主要是靠自学。学了禅宗之后，更觉悟到自学乃是自明、自度、自立的唯一途径，别无他径。自己乃是自己的救星，别无其他救星。我没有什么建议，只想说，读书最重要的态度，是对自己要真诚，是为自己读，不是为他人读，即不是为了在他人面前炫耀自己的知识和学问。所以读书不在于读多，关键是在于读通。拥抱书本后要穿透书本，掌握书本中的“书眼”、“文眼”，明心见性，击中要害。这是我的“中医点穴法”，读书要点出书本的“穴位”。这样，就构成一个完整的“ 拥 抱 书本→穿透书本→提升书本”的过程。

我想说，我没有力量“改造世界”，也没有改变世界的妄念，但我有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精神，即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

华商报：您的《人论二十五种》，几乎写尽人之荒谬病态，于最末一章自称“缝隙人”，时下距此书首印已近20年，现在如何自我定位，还是“缝隙人”吗？

刘再复：现在我仍然是“缝隙人”，而且可能是永远的“缝隙人”。我将继续生活在中西文化、古今文化的缝隙中，也将继续生活在文学与哲学、神性与理性的缝隙中，不过，我将逐步超越二者的冲突，用中道智慧来驾驭冲突的双方。我对人对人性确实有一种敏感，我能嗅到人的“心灵”的味道。本报记者 王锋

人物春秋

刘再复，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作家、思想家。

他说，他觉得有时候自己就像一只飞鸟，不停地飞来飞去，最后落脚到对真善美永恒和不屈不挠的追求，对美的信仰，对文学的信仰。

刘再复1941年生于福建南安，1963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后旅居美国，先后在芝加哥大学、斯德哥尔摩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任教，现任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荣誉教授。著作有《性格组合论》、《文学的反思》、《论中国文学》、《鲁迅传》、《传统与中国人》、《人论二十五种》、《读沧海》、《漂流手记》（十卷）、《红楼四书》（四卷）等四十几部学术论著和散文集。作品已译为英、韩、日、法、德等多种文字出版。

刘再复在此书中首次以访谈的形式较为系统地叙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涵盖其幼时的成长奋斗历程，对亲情、友情、师生情以及爱情等的畅谈，这不仅是刘先生人生历程的再现，也是其精神、心灵的自传。

在本书中，刘再复以坦荡荡的心怀、沉重的文字，描述了二十五种中国人，写尽人性的荒谬和病态。着墨之处虽有人性之丑，刘再复在深切的爱中把自己审丑的角度和深入的分析结果，奉献给干净的孩子和尚未被社会污染的纯洁心灵。

第三篇：北大批判之读后感

《北大批判》批判

今天终于以惊人的毅力，怀着极大地耐心，浪费了无数的时间，看完了这本基本没什么营养主要是卖白纸赚钱的垃圾（恕我直言，这水平的破书我都能整出一大本来，就是没他有名气，所以没出版社肯出）。

书注水太多，松散冗赘。书有300多页，厚厚一大本，里边大半就是空白纸，这不是卖白纸赚钱是什么？现在书价多高啊有木有！！！就算这些白纸部分的责任要算到出版社头上吧，那么书中大量重复、啰里啰嗦的责任薛涌先生该是推不掉了吧。如果能压缩到50页之内的话，还是值得翻翻的（虽然多数观点观点并未切中要害，但总也还过得去了）。本书是薛涌专栏文章的集合，重复之处实在令人无语，无关主旨的题外话也占了很大篇幅。比如第五章《中国高等教育批判—以高尔夫和博士为例》，写高尔夫的有九篇，内容大同小异，留一篇就够了。再比如论证掏粪乃国学的那一篇，应该完全删去。而且他这也算是一篇稿子，改头换面一下接着发骗稿费吧。不过想想也可以理解，毕竟人家住在美利坚，花的是美元，却要赚的却主要是人民币，再看看节节攀升的人民币汇率。人家还有老婆孩子要养，不宰我们宰谁去？大老美精明着呢，骗不着钱，就跑这来写注水文章，欺负咱中国人傻钱多是怎么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书里边自相矛盾的地方看得我很无语，上一篇大书特书了一番大学要培养的是未来的领袖，下一篇马上就开始扯大学要培养的是普通劳动者，算不上是精英。刚讲完上大学是一种经济行为，接下来就说大学里不应该分专业，要致力于提高人文素养。其他类似之处数不胜数。

书中给出的的数据资料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也令人不敢恭维。比如第296页，说“清华大学仅本科生就三万”，这也太扯淡了，比咱以规模取胜并杀进前三的浙大还多出近一万来。故此特地去看了一下清华官网，今年清华一共招本科生3763人，四个年级总共也就14943人，不知道薛涌所说的本科生有三万的数据有何依据？若是搞错了是说全体学生数量也不对，本科加硕士加博士一共35000左右。以这种质量的的材料作为议论的依据，实在是让人不敢相信他的分析和结论。

其次，我认为薛涌的态度极不端正。

书里大力抬高自己所专攻的文学、历史的价值，而贬斥法律、经管以及自然科学之类，

摆出一副什么都明白的姿态来，教训这教训那。问题是他自己就树立了一个很不好的榜样，40多岁的人了，好不容易博士毕业，在美国一家不靠谱的三流大学混饭吃，不管在收入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没什么大成就，挂个海龟的牌子到人傻钱多的大陆来骗名骗财。这让人如何信服他所写的东西。且不说他文章里三句话不离“我在耶鲁的时候”，这总是让我想起《围城》里那位不学无术的督学来，同样也是三句话不离“兄弟在牛津的时候”。靠大帽子压人，让人觉得很可悲。

我对薛涌这个人还是知道一些的，我也关注他的微博。近日，在他的微博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外国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其人的崇洋媚外之心由此一句便一览无遗了，不过说来也是，他本来也就是靠在美国的那段海龟经历以及他在美国哪个三流大学的教授资格来骗吃骗喝的，能不挟洋自重，抬高外国么？这种特性也在北大批判中一览无遗。他处处引用欧美大学怎么样怎么样，来批判中国的大学如何如何，可谓是言必称希腊了。大家都知道，外国人的东西不一定会适合我们，若是一味照抄必定水土不服，他的观点能有多少营养也就不言自明了。

第三，我认为他对中国大学教育之批判只及皮毛，未及要害。

我以为，中国大学之病，病在教育独立权的丧失，大学中学乃至小学教育都病在于此。对于一所大学来说，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大楼，也不是大师，乃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要这种精神在，就又会源源不断的产生出优秀人才了，这种精神若是没了，这所大学就失却了灵魂。然而世俗政权（或者其他外部权力如宗教）对大学教育的过度介入和大学的行政化，导致了大学的这种独立自由精神的丧失。

纵观中国历史，世俗政权对教育影响力最小，最无力的时候，也往往正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之时。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明清相交之世，五四时代，西南联大时代，莫不如是。待到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权出现，并介入教育的时候，就是死气沉沉的时代，例如明清文字狱大兴的时候以及~~我不说了。在西方也是这样，在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可谓是贤人接踵。到了中世纪，教权垄断一切（包括教育），于是整个中世纪都一派黑暗。直到宗教改革，才又一次开始焕发出生机。看今天的西方国家，也明显是新教国家比天主教国家有活力。

因此，中国的教育要想再一次焕发出生机，就必须去行政化，政府不应当介入大学乃至中小学教育，而要立即停止对学生们的洗脑，大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治。只有这样，大学才能重新找回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舍此不谈，在其他方面费再多的力气，怕也是白搭！！！

第四篇：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读后感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读后感

赖敏

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也。即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的道理，就不能成为永恒的真理。既然永恒的真理不能用言语表达出来，那么他可能就是指我们的思维模式。我们自己对事物的独特看法。当然这种看法必须是逻辑清晰的，有事实根据的，而不是带有功利色彩和主观偏见的。正所谓1000个人眼中有1000个哈姆雷特，只要有观点有科学论据，都不能算是错误的。而这些观点，便存在于我们的思维模式中。

“任何观点都不是永远正确的，也不是永远错误的。”这局限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和人们的认知水平，但思维模式千百年来是固定的。比如在唐朝，如果你说“人类可以飞上天。”这句话在当时来说是正确的，如果谁说自己能飞上天，大家一定会嗤之以鼻，而现在飞机成为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那句话便是错误的了。因此，我相信有朝一日，人类可能登上火星，甚至星际旅行。谁说将来有一天不可能呢？这取决于我们的创新思维，以便产生出先进的科学技术。 本书认为一个国家的强盛与否并不取决于它的社会制度，而取决于一个国家主流的思维模式。他举例说以色列虽然号称资本主义国家，体制却像是社会主义，主要工业是国有。土地也是国有，住房是公共财产，吃的是“大锅饭”，比我们的人民公社还人民公社。但他仍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经济、科技、教育和军事强国。 因此我觉得，并不是

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政府对主要行业进行垄断国有，却没有把这些利益反馈给人民，造成现在这个局面。

从中国五千年文化来看，中国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占据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正如刘老师上课所说的：现在西方人瞧不起我国几百年，我们可是歧视了西方几千年。我们认为自己是天朝，外国先进的知识都是糟粕，没有必要学习，自己国家的才是世界一流的。而吸收外国文化，日本可是世界一流。它本身国土面积小，资源少，文化底蕴更是进行拿来主义，唐朝吸收中国文化，近代吸收西方近代先进科学知识，甚至现在的日语文字都是模仿吸收于中国的繁体字。可日本，却成为了世界一流的发达强国。 整体而言，中国人的思考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提出的问题也不一样。中国人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不是针对问题本身，就事论事，而是避重就轻，错了还要狡辩，死不认错。中国人并不是通过辩论而寻求真理，而是通过辩论的胜利而满足自己的快感，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这就难以对问题本身作出准确的判断，难以认识事物的本质。例如：中国要引进一项先进事物，总是希望速战速决，早点出成果，这可能是一些领导人急于在任期内出政绩，留名史册，这是出于功利色彩，和古代的帝王如出一辙，可见思维模式大体一致。不注重循序渐进的过程，当然不能够吸收精华。而屈服于上级的影响力，下级往往也会为了自己的前途考虑，随波逐流，迷失自我，从而形成思维定式，让这种思维模式不断地恶性循环下去。而坚守原则的清醒者往往在社会底层，出不了头，感叹生不逢时，怀

才不遇，空有满腹经纶却往往郁郁而终，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也是数不胜数。

罗素认为：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古希腊人在历史上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地位。即中国人从小受父母长辈的庇护，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按着父母长辈给定的轨迹，僵硬的行走，希望满足于此安定平稳的生活，一生的路程也许早就定下，缺乏创造力，缺乏冒险精神，自由思维的萌芽往往从小便被扼杀在襁褓里。如由于孩子没有游过泳，不会游，父母就不让他下水，说会被淹死。任何事情需要突破与创新，对待未知科学必须要有献身精神。而中国人大多是抱着一种渴望得到丰厚利润的追求心去拼搏，怎能实现科学的突破与创新？其实当今大多学者能获得一定的学历，岂能不明白此间道理？只是受社会影响，随大流，形成的思维定势而已。因为自古至今在中国，往往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人往往是连带着一个家族群体，做一件事情都要考虑所有的前途与后果，而在西方，一个人往往只代表自己，只要自己愿意，自己想要去做，便能勇往直前，没有人能够阻拦你做任何事。

再举个例子：例如中国人都想长寿，如何养生长寿的书自古以来也是数不胜数，可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却并不高，而小日本却能吸收这些知识，即学到还能做到，因而平均寿命奇高。而中国人说起理论来

往往都是夸夸其谈，却没有几个人能够做到。这就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会理论却不会付诸实践。都知道长寿的秘诀就是多吃素食少吃油腻，多运动少喝酒抽烟，大家都懂这个道理，可几个人能够做到！

中国人大多数都是跟风流，因此，才会有具有中国特色的“五毛党”的出现，大家都随波逐流，不能独立思考，不会带着批判和怀疑的精神，往往上面说什么，大家都信什么还对少数批判者群起而攻之，而进攻的对象，往往不涉及问题本身，而是涉及到各种骂爹骂娘的垃圾话。因此，真理往往被埋没，而那些多数所谓“愚昧的胜利者”往往会因为少数“聪明的清醒者”的不屑与他们争论以及沉默，而沉醉在一种诡辩的胜利而带来的快感中无法自拔。倪萍这个全国人大代表甚至说：我投票向来只投赞成票，我也不太懂得什么，只因为我相信共产党作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shit~这种无知的人当人大代表，国家能有什么前途？中国七八十岁的官员头发乌黑亮泽，奥巴马才50多岁啊，白发白发白发，看我的心都痛了！！！

整体而言，西方人是为了真理而追求智慧，是理想主义，中国人是为了富贵而追求名利，是实用主义。当今世界，谁掌握了石油，谁就控制了地球。谁掌握了粮食，谁就控制了全人类。谁掌握了先进文化，谁就控制了未来。而要掌握先进文化，就必须改掉这些落后的思维模式。

第五篇：《北大批判》读后感

《北大批判》读后感

读完北大批判，让我认识到事物处在某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的环境时，总会存在不和谐、不协调的问题。其中，上大学和大学教育便是个大问题。

北大是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大学，人才济济的北大，能否发挥贡献国家、发展社会的最大能动性、高效性，便成了教育的一个大问题。北大存在的一系列值得批判的地方，其他高校也可引以为鉴。

清华特点是严格纪律，北大则是自由散漫。学校放任自己的学生自由散漫，俨然是把双刃剑。利得是天才级的并能朝着自己灵魂指引的方向发展的学生，害得是面对没有约束的环境无所事事自我放纵甘愿堕落的学生。看到这里的时候，我认真地自我反省了，我是属于这两者的哪一者，我不想不甘也不愿承认，结果往往是残忍的。我竟给自己交了这么一份不堪的答卷，我的脊背直发凉。同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如何走好以后的路，我要从小步迈起，尽自己最大努力走好每一步，对得起自己的灵魂。

很多人不是不清楚自己的弱点，而是不敢正视自己的不足。比方说，把学习成绩的失败归结于自己不努力，功课上不花时间，这固然是其中一方面原因，但明显也可感觉一种在学习上的不自信，不甘承认别人是能力上高过你。因此，只有正视这一点，做事的心态、学习的精神才会改变。其实，正视也是不很困难的，接下来就是要讲方法了。汲取知识，不是靠不断听不断看，还要不断想不断写才行，教授讲课，我们学生光听不练是不管用的。练指的不是要向老教授那样讲课，而是在脑中复述并思考以发现其中的逻辑层次关系，再就是提出自己的问题想方设法解决才行。不妨把自己的想法、点子写下来，再找人指正，这样才能有质的进步。

阅读是写作之前关键的一步，是贯穿求学治学的主要方法。大量的有效的阅读能让你快速地汲取新知识、新理念，这将对你的整个人生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也是我的软肋，读书我是喜欢的，读经典我也乐意，可一遍读下来存进脑子里的却微乎其微，更别提复述书的内容的。这让我意识到读书过程中的思考是不可缺少的，而且读书时的每一刻都要保持大脑快速的运转，不能懒于动脑。

读写之后便是想办法如何准确地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反馈给别人，想象一下多种思维、多种角度、多种逻辑交织的一个简单的问题会多么地震撼你的思想、你的心灵、你的灵魂。 充分地积极地参与到与同学老师以及其他人的论辩中去，思维的碰撞会开出更美丽的智慧火花。

在论辩中你会学会如何倾听别人的话语，如何从多角度来看待分析问题，是你不会狭隘地只从自己下意识的出发点看待问题。这也关系到另一个我们必须学会的品质——感情移入。“感情移入”这个词马上让我联想到医患沟通基础课上老师讲的“共情”，这两者其实讲的同一个意思。这说的是，我们看待问题必须从多个人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揣想当时人的想法，以便更有效的去开展未有发现的重大问题，而这种发现会大大地影响对一件事情的判断结果。最典型的是司法案件，如果一个法官善于从原告和被告的角度去剖析案件，结果无疑是更公正的；历史事件就更是如此，面对错综复杂的史料，不同史学家的叙述，阅读这些史料的人能用“感情移入”的方法处在历史叙述者的心境去鉴定史料的真实性、说服力，对历史事件的判断也会更接近真相；对于医学生的我们，“感情移入”就尤为重要了，面对恶劣的医疗关系，医生能“共情”地倾听患者心声，“共情”地解答患者的疑问，“共情”地将信任与支持传递给患者，对治疗效果的裨益无疑是莫大的。

这些是我读《北大批判》的感悟，我也会在将来一步步践行自己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