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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篇)2024年1月调研报告

发布时间:2024-02-08 09:44:27 审核编辑:本站小编下载该Word文档收藏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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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篇)2024年1月调研报告

2024年1月调研报告汇编(33篇)

目 录

1. 宁丽丹:

“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的实践探索 1

2. 赛迪智库未来产业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4年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形势展望 5

3. 浙江省湖州市财政局课题组:

财会监督横向协同与纵向联动实践探索 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11

4. 张克俊、刘莉: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认识思考与对策建议 18

5.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形势课题组:

当前我国价格形势、走势及对策研究 33

6. 新华传媒智库调研组:党建引领构建“三环融合”城市治理“微生态”

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基层治理调研报告 39

7. 冯思军、温志强: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55

8. 陈倩燮: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以安徽和县为例 64

9. 张腾姣:

钢铁企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实践探索 以河钢集团邯钢公司为例……72 10.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付亚蒙:

高职院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76

12. 福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黄曦:

集团企业现金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88

13. 上海市政协“全面推进美丽上海建设,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课题调研报告 94

14.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李永亮:

垦地融合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新探索 104

15. 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基于安徽中垾镇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调研报告 108

16. 中共南陵县委党校林慧竹:

民营经济领域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隐患问题研究 117

17. 税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组:

民营企业税收政策适配性调查与分析 以青岛市为例 121

18. 王培霞:

农村经济发展与“三资”管理中 128

19.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调研组:

农民教育培训特色鲜明农广校体系作用发挥显著 关于河北省农民教

育培训工作情况的调研 136

20.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刘艳飞:

企业推进业财融合存在问题及对策探析 140

21. 宋迎迎:

欠发达地区“双招双引”工作中 144

22. 新华传媒智库调研组:

让乡风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沭阳县厚植乡风文明的探索实践与启示……15022.广东省纪委监委宣传部课题组:

树立良好家教家风构建清廉社会生态 157

24. 庞明、王兆伟:

拓宽农村融资担保渠道问题研究 162

25. 嘉定区保留保护村居住环境更新课题组:

探索完善农村居住环境更新模式共建共享嘉定和美乡村 170

26. 中共镇江市委党校、镇江市行政学院课题组:

县域共同富裕建设路径探究 一个苏南百强县视角 177

27. 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于伟豪: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以河南范县陆集乡为例……182 27.中共定西市安定区委党校李小兰: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升问题研究 以定西市安定区为例 188

29. 中央团校党副校长廉思:

乡村振兴中的青年力量 “洄游”青年返乡发展调研报告 197

30. 中国民主建国会南昌市委员会课题组:

新机遇下推动南昌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205

31. 中共西平县委党校张芸菡: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218

32. 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高晓雯:

直播带货税收征管问题研究 223

33. 周绍杰:

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 229

34.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王得宇:

自贡市赵化镇、安溪镇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239

“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的实践探索

宁丽丹

能源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石油企业党建工作的环境和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临着新的任务和要求。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华北油田分公司(以下简称:华北油田)聚焦“打造千万吨当量综合能源公司”战略目标,突出战略执行、工程建设、大抓基层导向,进一步找准党建工作与深化改革发展、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方法路径,在基层探索构建以“育选一个好‘领头雁’、建设一个好班子、带出一支好队伍、完善一套好制度、建立一个好机制、创建一流工作业绩”为主要内容的“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以价值创造为目标,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业务深度融合,为全面建设新时期“新华北”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的具体实践

育选一个好“领头雁”,着力构建政治引领力强的工作机制。华北油田各单位、部门围绕发展战略目标,育好“领头雁”,强化责任意识,增强干事创业动力。从增强基层党组织负责人抓工作的责任感入手,认真做好“干什么”“干得好”两篇文章。从抓学习、抓思路、抓服务、抓党建、抓队伍、抓工团等工作入手,明晰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工作职责和具体任务,让基层“领头雁”牢记“该干什么”。出台考评方案,按照机关、基层两个类别划分基层党组织,从工作业绩、制度执行等5个方面,细化量化考核指标,每年进行考核验收,让基层党组织书记时刻绷紧工作弦。立足提升基层党组织负责人的专业素质,努力提升“领头雁”“会干事”的能力。注重技术与管理、党群与行政、机关与基层之间的多岗位交流,优选一批骨干人才,作为战略预备队,选派到党支部书记、基层队站长等“领头雁”岗位进行“蹲苗”锻炼,锻造为民服务、引领发展的主力军。

建设一个好班子,着力构建组织支撑力强的工作机制。华北油田各级党组织班子成员结合日常管理、专题调研、督导检查等,对分管领域党建工作进行直接管理,讲业务工作时讲党建工作,部署业务工作时部署党建工作,实现党建、业务联动“一体化”,使各责任主体在既定“轨道”履行责任。管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责任落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牢固树立大抓基层、大抓支部的鲜明导向,持续深化“党建+”工程,抓实联系服务基层工

作。各级党组织建立党建、安全“双联点”工作机制,加强对基层党支部的指导和帮助,推动党委决策部署在基层落实落地。2023年以来,各级党组织持续深入推进“聚靶向、抓问题,强变革、解难题”作风建设大讨论活动,以“关键少数”影响“绝大多数”,有效推动了各项工作任务高站位谋划、高效率推进、高质量完成。

带出一支好队伍,着力构建堡垒战斗力强的工作机制。人才是第一资源, 华北油田聚焦打造发展能力强、服务能力强、协调能力强的“三强”干部,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二十字标准”,突出政治标准和业绩导向,选准用好基层领导人员。健全“经营业绩+安全环保+基层党建+依法合规”干部管理制度体系,全过程、多维度考察评价基层领导人员,全方位督促、激励基层领导人员转变作风、提升能力、担当尽责。注重从关键岗位、基层生产一线选拔人才,把基层班站长、党支部书记等一线负责人作为选拔基层领导人员的重要人选。强化基层领导人员的政治素质考察,不断完善选拔“规则”,为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培养可靠的接班人。

完善一套好制度,着力构建工作执行力强的工作机制。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华北油田聚焦组织生活、民主管理、为群众办实事等重点事项,探索修订完善《基层党建积分管理办法》等多项规章制度,健全了党组织建设工作流程、标准,完善了结对帮扶困难群众、党员示范井站(示范岗)建设、党务公开等制度,坚持以党支部为单位,对党费收缴、党员发展、评先选优,以及党内重大事项进行公示,强化规章制度的刚性约束力。组织下发了《基层党建工作制度汇编》,形成了工作制度统一到位、工作流程完善到位、考核标准量化到位、资料管理规范到位的标准化党支部管理模式。用好“一线工作法”这个“法宝”,通过“检查+指导+培训”的“三位一体”模式,督导帮助基层不断提升党建工作质量。

建立一个好机制,着力构建内在驱动力强的工作机制。为进一步传承“支部建在连上”光荣传统,华北油田各单位把“标杆管理、示范建设”的理念引入基层党建工作,构建了“抓基层党组织建设从生产经营入手、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促生产经营”的协调融合机制,不断激发员工参与各项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破解深化改革、合规管理的热点难点问题为切入点,采取“专业牵头、上下联动、分级管理、齐抓共管”的项目化运作方式,全面开展党建立项攻关活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组织开展“我为基层

党建献一策”等活动,引导各级党组织提出深度融合的具体举措,切实解决好员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持续深入开展岗位建功行动,推进党员岗位争先、攻坚克难、志愿服务三大行动,确保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业务发展优势,持续推进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深度融合。

创建一流好业绩,着力构建“正气”影响力强的工作机制。业绩是衡量企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华北油田聚焦年度重点工作和长远发展目标,以“精准激励”为核心,结合运用基层党建积分管理办法,将“六好”党组织创建评价考核结果,与三级单位(部门)班子年度及日常管理考核业绩指标挂钩;通过硬约束、硬指标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频共振、互融互促。严格开展“双向”述职,建立“一岗双责”落实情况报告制度,各级党组织按照“述职、提问、点评、测评”的程序,参加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使责任落实好不好、工作质量高不高成为“上下联评”的重点,强化传导压力、鞭策后进。

“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的成效

政治功能持续提升,“领导”作用有效发挥。“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的组织、实施、推进,使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融合的路径更加清晰、融合的效果更加明显。理论武装持续强化,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带头学习,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宗旨意识进一步增强。引领保障坚强有力,各级党组织正确把握职责定位,保证了安全生产形势、员工队伍建设“双平稳”。

制度体系不断完善,执行监督更加到位。通过全面推进“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健全完善了基层党建工作责任制、党组织书记述职评议制、党建责任考评和追责问责等制度,组织基础不断夯实、短板弱项得以补齐。同时,结合扎实推进“六好”党组织创建,推动党建与其他各项工作齐头并进,使党建工作特色优势逐步增强,基层党组织活力进一步提升。

“六位一体”党建工作模式的启示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必须立足实际、探索创新。实践证明,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必须要以推动基层党组织功能和管理组织职能融合为前提,立足实情,摒弃生搬硬套,积极探索创新与企业特征、市场环境相协调的工作模式,实现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双融合、双促进。

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必须立足“六个转变”。在上级组织

给予政策支持基础上,基层单位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要实现“六个转变”, 即变包袱为手段、变围绕为结合、变同等为优先、变空泛为具体、变号召为落实、变单一为统筹,从而凝聚强大工作合力。

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必须把结合点聚焦在“人”上。在推进融合的过程中,“人”既是工作的对象和受众,又是工作的主导者、参与者。要最大程度地调动人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做好“人”的思想武装、精神塑造、能力培养、觉悟提升等各方面工作,聚合人心、凝聚合力,进而形成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相融相促的局面。

2024年我国未来产业发展形势展望

赛迪智库未来产业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3年,国家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密集出台了促进未来产业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未来产业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地方发展路径逐步清晰。展望2024年, 我国未来产业的发展态势将保持向好向优,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政府将继续加大对未来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并针对细分领域制定更为具体和精准的政策,促进未来产业繁荣发展。

同时,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我国未来产业发展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市场培育力度需进一步加大、部分前沿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产业发展存在不确定因素,应在产业体系、市场主体、前沿技术及国际合作等方面持续发力,为未来产业提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对 2024 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地方政策体系建设将进一步落实

2023年按下了我国未来产业培育的加速键,地方政府密集出台相关政策,纷纷加快布局未来产业。

在未来产业总体政策方面,北京市出台《北京市促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实施方案》,要面向六大领域二十大方向,打造未来产业策源高地。浙江省出台

《关于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优先发展未来网络等9个创新基础良好、成长较快的未来产业,培育发展量子信息等6个力量尚在集聚、远期潜力巨大的未来产业。江苏省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指导意见》,提出将重点发力未来网络、通用智能、前沿新材料等10个成长型未来产业,一批前沿领域实现从无到有,初步培育形成“10+X”未来产业体系。

在未来产业细分赛道专项政策方面,地方政府围绕元宇宙、通用人工智能等领域开展系统布局。例如,在元宇宙领域,《江苏省元宇宙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4-2026年)》《上海市“元宇宙”关键技术攻关行动方案(2023-2025 年)》《郑州市元宇宙产业发展实施方案(2023-2025年)》等政策文件加速出台;在通用人工智能领域,《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引领地的实施意见》《安徽省通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等政策文件相继发布。

展望2024年,地方未来产业政策的覆盖广度将进一步扩大。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23年11月,31个省级行政区(我国港澳台地区除外)中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市发布了30余个未来产业政策,其中8个文件于2023年集中发布。2024年,一方面,尚未出台未来产业政策文件的省级政府将加快谋划布局政策措施;

另一方面,已出台相关政策文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将按照上位文件的要求,结合自身情况加快出台操作层面的未来产业政策文件。此外,围绕量子信息、元宇宙、通用人工智能等重点未来产业细分领域,地方政府将在贯彻落实相关部门文件基础上,出台更加细化的专项方案。

关键领域技术创新将进一步提速

2023年,国家层面聚焦未来产业关键技术、细分赛道,构筑产业竞争新优势,取得了新成果。一是国家层面采取“揭榜挂帅”的方式,全面激发未来产业创新潜力。2023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3年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充分借鉴地方经验的基础上, 主要面向未来制造、未来信息两大前沿领域,聚焦元宇宙、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四大重点方向,系统布局实施核心基础、重点产品、公共支撑、典型应用等共计52项具体任务,科学引导先行先试,全面推进技术创新研发,加快培育未来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二是部分前沿领域实现创新成果新突破。在量子信息领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团队设计了时空解复用的光子探测新方法,构建了高保真度的准光子数可分辨探测器,提升了光子操纵水平和量子计算复杂度。在6G领域,由鹏城实验室牵头打造的科技基础设施—面向6G空天地全场景宽带无线通信环境科学设施(简称“鹏城鸿雁”)一期正式上线。

展望2024年,国家和地方将围绕未来产业重点赛道和方向,加快形成未来产业培育的创新模式。在国家层面,一是将强化“揭榜挂帅”任务的科学合理评估,及时发布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第一批)入围揭榜单位。二是将建立健全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分批次、分领域协同推进机制,同步加快布局量子信息等前沿领域“揭榜挂帅”的相关工作,引导地方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推动特色领域先行先试、率先发展。

在地方层面,需要围绕“揭榜挂帅”任务,出台一系列配套激励政策,打造面向未来产业细分领域的政策组合拳,积极推动关键领域技术实现新的突破。

标准和知识产权体系建设、安全治理能力将进一步提升

2023年,在推动未来产业标准化与治理强化方面,我国在量子信息、元宇宙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领域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科学技术部、国家能源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量子保密通信网络架构》(YD/T4301-2023)、《量子密钥分发(QKD)网络网络管理技术要求

第1部分:网络管理系统(NMS)功能》

(YD/T4302.1-2023)、《基于IPSec协议的量子保密通信应用设备技术规范》

(YD/T4303-2023)三项通信行业标准落地实施。全国量子计算与测量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578)发布《量子计算术语和定义》,规范了量子计算通用基础、硬件、软件及应用方面相关的术语和定义;为推动元宇宙标准化建设,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工业和信息化部元宇宙标准化工作组筹建方案(征求意见稿)》。

在知识产权方面,2023年9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分类体系(2023)》,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瞄准新兴数字产业和前沿技术领域,重点选取人工智能、高端芯片、量子信息、物联网、区块链、工业互联网和元宇宙等七类关键数字技术,明确技术边界并划分技术分支,构建技术分支与国际专利分类的参照关系,对关键数字技术专利发展状况进行宏观统计监测。

在安全治理方面,2023年8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公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促进生成式人工智能健康发展,防范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风险。

展望2024年,针对未来产业相关重点领域,统筹发展和安全已成共识。一方面,国家相关部委将联合地方进一步加快政策安全治理工作,鼓励支持国内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参与未来产业国际标准制定,支持行业龙头企业牵头建立细分领域未来产业技术和产业联盟,推进国际标准化活动及标准研制工作,推广我国优势技术标准,提高我国在未来产业关键领域中的规则制定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能力。另一方面,企业积极推进行业标准制定工作,加快未来产业细分领域知识产权布局,并针对未来产业基础共性、行业通用等标准规范,加快在重点领域成立行业标准组织、产业联盟,积极主导和参与重要标准制定。

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市场培育力度需进一步加大

随着未来产业顶层设计不断优化,我国先进通信、量子信息、人工智能、卫星互联网等重点领域的企业纷纷开展新一轮战略布局,但仍存在产业主体不强、竞争力不足等问题。

腾讯研究院2023年7月发布的《数字化转型指数报告2023—构建未来产业竞争力》显示,在未来信息、未来能源、未来制造、未来空间和未来生物六大领域中,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多数企业的人员规模都在200人以下,且以中小型创新创业企业为主,缺乏生态主导型领军企业。从投资次数分布情况来看,未来产业在初创阶段和风险投资早期的企业占比较高,占到获得融资且未上市企业的3/4以上,表明大量未来产业企业仍属于发展初期。天眼查发布的2023年上半年人工智能产业投融资情况显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天使轮、A轮及战略融资事件数量总和超过人工智能产业总投资的50%。此外,相关央企虽然已开始布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但仍处于技术论证和场景前期验证阶段,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和市场化规模,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

部分前沿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

未来产业高度依赖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目前,我国原始创新能力依然不足,科研成果到市场的产业化路径仍有待完善。一是科技研发投入比较低。我国部分企业对基础研究投入的贡献度低,仅占1%左右,企业对基础研究原创性的投入缺乏动力,对前沿技术的掌握能力有待提升。二是部分前沿领域科技成果转化率较低。以生物科技领域为例,欧美发达国家生物科技的成果转化率达到了60%~70%的水平,我国生物科技的成果转化率较低,不足30%。同时,地方普遍反映,受场景拓展限制,前沿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较慢,例如,在量子信息领域,很多企业对其产业化前景预期不高,认为短期内难以实现经济效益。

产业发展存在不确定因素受技术发展、资本创新、市场需求、政策环境等多方面影响,未来产业发展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一是我国未来产业培育仍面临统筹好“长期”和“短期”、“政府”和“市场”关系等挑战,资本市场“短平快”现象较为普遍,有耐心的资本不足,难以满足未来产业发展所需的长期投入。二是在未来产业的基础核心技术研发方面,现有科技金融机制仍然以政府补贴为主,产业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等市场主导的新型金融产品体系仍然缺

乏,难以满足未来产业科技成果转化多元化、市场多层次化、细分领域个性化的资金需求。

对策建议

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要强化部省联动,加强国家层面政策文件与地方政策文件的联动,构建适合未来产业发展的新型政策支撑体系,指导地方前瞻性开展未来产业规划布局;要围绕量子信息、脑机接口等发展势头好、市场前景大、产业化程度相对较高的前沿科技领域,适时出台专项产业发展规划、专项政策和技术路线图,明确重点发展的细分领域的关键环节、关键技术和标志性产品,更好推动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发展;要加快制定前沿科技伦理安全管理规范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国家标准,探索包容审慎监管、鼓励创新发展的“容错纠错”机制,更好推进未来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稳步提升市场创新主体培育能力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要聚焦未来产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培育一批具有生态主导力和核心竞争力的未来产业“链主”企业,加快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模式的研发创新;要建立未来产业开拓型中小企业孵化机制,聚焦未来产业细分领域专业化和精细化发展,培育一批主营业务突出、创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专精特新”小巨人、“瞪羚”、“独角兽”企业;要鼓励各地通过赛事评选、项目征集等方式遴选有高成长潜力的初创团队和中小型企业,加快建立未来中小企业数据库,为开展优质企业培育和招商引资提供支撑;要鼓励龙头企业建立开放式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创新平台,主动开放创新资源、应用场景和技术需求,带动中小企业深度融入产业链和生态圈,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服务、利益共享的产业生态。

加快优化前沿技术转化路径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要强化科技部门和产业部门的合作,深化前沿基础理论研究和颠覆性技术攻关,以前沿技术能力供给引领重大需求和场景驱动,构建“技术研究-早期验证-产品孵化-场景应用-规模推广”的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机制;要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构建未来产业应用场景常态化发布机制,适时发布未来产业重点场景建设清单,以“揭榜挂帅”方式评选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或优秀案例,支持底层技术的跨界示范应用,实现不同场景协同联动发展,推动一批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加速落地;要支持企业牵头科研院校搭建未来产

业创新联合体,以定向委托、定向择优等模式,积极承担国家重大前沿科技攻关项目,开展以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的关键技术研究和应用示范,推进产学研一体化。

积极拓展国际合作的广度和深度

我国发展未来产业要依托“一带一路”、RCEP区域一体化创新建设,与欧盟、亚太等地区国家合作,通过国家合作、区域合作、高校院所合作和企业合作等多种形式,持续优化国际创新合作模式,有效整合利用国际高端创新资源,降低海外知识产权和政策风险;要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与国外顶尖科研机构合作,加快建立联合实验室、创新联校和前沿技术应用推进中心等载体,积极参与未来产业国际标准制定、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工程和国际科技合作组织等,加快提升我国在全球未来产业发展中的参与度、话语权和引导力;要支持国内外未来产业重大技术领域开展大型展会、国际学术会议等活动,推动高层次人才、前沿技术等关键要素的交流与合作。

财会监督横向协同与纵向联动实践探索 以浙江省湖州市为例

浙江省湖州市财政局课题组

2020年1月,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首次将财会监督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监督领导下与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八大监督并列,赋予财会监督全新的定义和定位,财会监督进入新的历史机遇期。2023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为新时代推进财会监督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23年5月,浙江省财政厅印发《浙江省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实施方案》,为财会监督工作落地实践提供了指引。当前财会监督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如何从纵、横两个维度推进财会监督走深走实,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发展要求,成为摆在财政工作者面前的重要命题。

一、内涵及外延

财会监督是依法依规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财政、财务、会计活动实施的监督。它并非传统意义上财政监督、财务监督、会计监督的简单加总,而是三者的深度融合和凝练升华,是覆盖了财政、财务、会计监督的一种整体监督行为,是涉及与国家财经政策执行和资金运行相关的单位和个人的经济活动。

财会监督横向协同是指同级监督主体之间的沟通协作。财政部门、有关部门、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监督主体在实施独立监督的基础上加强沟通协作。各级财政部门是本级财会监督的主责部门,负责本级政府财会监督协调工作,抓好统筹谋划和督促指导,牵头组织对财政、财务、会计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税务、人民银行、国有资产监管、银行保险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积极配合、密切协同。

进一步延伸,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亦可纳入横向协同的范畴。要坚持“一盘棋”理念,以党内监督为引领,充分发挥财会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增强与其他监督的协同性和联动性,形成监督合力。

财会监督纵向联动强调的是不同层级监督主体之间的合作。要建立健全财会监督纵向联动机制,加强分级管理,压实各方责任。浙江省湖州市财政局作

为市级财政部门,对上要强化贯彻落实,明确财政部省财政厅的监督重点,执行省财政厅安排的监督任务;对下要强化督促指导,加强对区、县及乡镇财会监督工作的业务指导,及时接收反馈下级部门的情况和问题。

从广义的角度来看,纵向联动的实施主体并不局限于空间上的上下层级, 从时间上来看,财政资金从源头到使用末端的全周期管控也是财会监督纵向联动的一种表现形式。本文所讨论的横向协同和纵向联动囊括了狭义和广义的内容。

二、湖州市财会监督工作成效

湖州市财政局坚持以财辅政,准确把握新时代财会监督的职能定位,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到财会监督工作的全过程,统筹谋划、守正创新,制定“财会监督年”工作方案,构建“1+3+N”财会监督体系。

(一)“1”是顶端注力

市财政局出台《“财会监督年”工作方案》,以局党组为监督工作“核心中枢”,组建工作专班,全面部署监督工作,审议年度监督计划,定期听取情况汇报,对重大问题及时研究并作出决策。财政监督局履行牵头抓总职责,围绕《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贯彻落实各项财会监督工作,开展监督工作规划研究,推动财会监督向纵深发展,除险保安再发力,重塑升级“财政大监督”格局。

(二)“3”是内聚合力

以督查、绩效、内控为着力点,“三驾马车”并驾齐驱,构建“一体三维” 财会监督工作体系,大力推动内部监督力量协同作战,坚决履行主责不旁落。

2. 督查:开展五大领域提升行动。聚焦决策部署,强化服务保障;聚焦突出问题,严肃财经纪律;聚焦过紧日子,强化预算约束;聚焦财务会计,强化监管自律;聚焦变革重塑,加强自身建设。

3. 绩效: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评价。线上自评覆盖全单位,财政抽评覆盖全部门。首次在“预算一体化系统”中完成绩效自评工作,实现预算项目事前、事中、事后信息流全闭环。

4. 内控:资金全流程闭环管理。加强财政内控建设,以基层财政资金安全为切入点,联合驻局纪检组开展全市财政内控督导,深化结果运用,提请市委出台《关于严格财政资金管理工作的意见》。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控建设,创新财会管理数字化举措,拓展内部监督方法。

(三)“N”是多向协力

以构建左右协同、上下联动的多跨机制为夯实点,加强财会监督主体横向协同,市县区纵向联动。

2. 横向:多跨联动,推动机制从建立到落地。陆续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审计与财政协作配合提升监督质效的实施意见》《关于建立纪检监察运用财政绩效管理结果机制的通知》《关于深化纪检监察监督巡察监督与财会监督贯通协调的实施办法》《纪检监察运用财政绩效管理结果机制》等,在信息沟通、线索移送、协同监督、成果共享、队伍共建等多方面推动建章立制。依托预算管理一体化融入到人大“财效一指督”应用平台的契机,构建财会监督与人大监督贯通协调的工作机制。邀请财会监督专家为纪委监委干部讲授《如何快速有效查阅行政事业单位账务》课程。联合市审计局开展“5+4”稳进提质政策专项审计。积极参与配合巡察工作,向巡察办提供巡察对象的有关情况,仅2023年以来,已提供信息涉及7家单位32个问题。

3. 纵向:系统联动,促进监督工作落实落细。市县区融合一体化运作,完善财政监督系统一体化机制,在联动监督中实现交流提升,努力锻造全市财政监督业务铁军。依托财政“大监督”机制,健全联审联评联查工作机制,融合融通监督检查、预算管理、政府采购、绩效评价、项目审核、内审内控等项目运作,充分发挥协同监督检查的威慑力,在规范财政财务管理、提升会计信息质量、维护财经纪律和市场经济秩序、助推市场爬坡过坎等方面贡献财会监督力量。一是围绕“智慧监督”的新要求,组织召开全市财政监督工作务虚会、案例分析会,在沟通协作中谋篇、在贯彻落实中谋划、在创新制胜中谋招,以“大转变”实现监督效能“大提升”。二是建立监督检查执法办案人员名录库, 在全市财政系统中遴选熟悉财政法律法规并具有执法办案经验的人员,联合绩效、法规等多个业务部门进行综合培养,并通过处室间联动专项检查、市区县会计信息质量交叉检查等项目增加实干经验,打造一支高素质的监督队伍。

4. 纵横双向联动的典型做法。以2023年开展的农机购置补贴专项检查为例,省市县三级联动,走访农户和经销商22家,查出违规问题五大类。相关线索移交税务部门处理。湖州出具的检查报告成为省厅的应用模板,纵、横双向联动的工作方式也得到上级肯定,并作为典型进行宣传。

三、存在的困难与不足

(一)队伍力量偏弱

2023年6月统计结果表明,全湖州财政系统仅市本级设置了专职财会监督机构,各区县监督局均与其他科室合署办公。从事财会监督工作人员数量,市本级5人,各区/县平均不到3人,与省内其他地市相比明显偏少。监督队伍老龄化问题严重,45岁以上超过50%。为适应财会监督新形势新要求,财会监督队伍急需扩充,力量急需增强。

(二)监督力度不够

相对于同样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审计监督,财会监督效力明显偏弱。从机构设置角度来看,财政监督局只是作为财政局的内设机构履行财会监督的职能,而审计局则是作为独立的部门履行审计监督职责,独立性、权威性和威慑力更强。此外,财会监督检查过程中往往存在重过程轻结果的情况,监督力度不够强,处罚力度不够大,导致部分单位对于违规行为的风险意识不足,从而难以有效发挥震慑作用。

(三)方式手段落后

现阶段仍以事后检查为主,具有明显的滞后性、被动性,缺乏主动性和及时性。主要依靠单一的人工审核和抽查,效率较低且容易出现疏漏,缺乏全面性和连续性。监督信息化薄弱,没有开发独立的财会监督信息系统,也没有纳入预算一体化平台,在收集、整理、分析以及风险预警等方面缺少智能化技术手段,日常监督中发现问题和线索的能力较弱。

(四)行业监管薄弱

近年来,会计师、资产评估相关中介行业加速发展,总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全湖州拥有会计师事务所23家,资产评估事务所26家,代理记账机构200 家,均属中小企业,规模较小,业务结构单一,整体盈利能力偏低。尽管近年来财政等相关部门积极为中介行业做强做大创造条件,但依然是守成有余、创新不足。而中介行业监管薄弱,缺少有效的监管机制,更可能导致一些机构存在低端业务恶性竞争、不正当的价格竞争、违规操作等问题,这不仅影响了中介机构的信誉,削弱了作为中介机构应有的作用,也将对财会监督的效力产生不利因素。

四、相关建议

(一)扎紧“铁篱笆”,为横向协同把舵聚力

2. 齐抓共管,建立监督主体横向协同机制。加快推进制度建设,强化机制体制“硬支撑”,打造“齐抓共管”的财会监督新格局。理顺财政部门、其他

监管部门、各单位、中介机构、行业协会等各类监督主体的权责定位,突出财政部门的主责监督职能。更新现行的《财政部门实施会计监督办法》(2001年)、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2005年),以符合新形势下财会监督主责部门的职责和定位。建立健全“财政大监督”机制,积极整合财政内部力量,逐步构建日常监管、重点检查、绩效考核、内审内控“四位一体”的“财政大监督”格局。加强对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代理记账等中介行业的监督,规范行业秩序,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3. 数智赋能,实施财会数智监督工程。顺应当前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做好顶层规划,创新监督思维、升级监督工具、突破监督方法,自上而下系统推进财会数智监督工程。探索建立财会监督信息共享平台,将分散建设的相关财会系统、监管系统进行整合,打通财会信息壁垒,提高数据流动性。海量采集各部门各类型财会信息,充分利用数据挖掘技术结合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快速进行数据分析和风险识别,揭示其中潜在的逻辑关系和规律,获取有效疑点和关键线索,实现靶向监督、精准监督。深度梳理各项监督政策与监督案例,在平台上予以集成匹配,根据文件性质、问题类型及时推送相关监督主体,实现政策文件“一键送达”,监督案例“一库通查”。

4. 聚合力量,加强与其他监督贯通协调。在现有纪财联动、财审联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健全纪财巡审贯通协调机制,完善相关工作细则,不断提高协同配合密切程度、发现问题精准程度、成果运用有效程度,推动各类机制“神”“形”俱备,有效落地。关注舆论监督,畅通群众意见反馈渠道,将社会关注、群众关心的普遍性问题作为财会监督的重要内容。将财会数智监督工程纳入国家监督体系信息化建设,破除信息壁垒,变“单兵作战”为“协同出击”,有效运用“大数据”“大平台”开展常态化监督,实现计划共商、监督共推、信息共享、成果共用、整改共促、风险共防和问题共治。

(二)念好“紧箍咒”,为纵向联动补齐短板

2. 同频共振,建立上下联动机制。压实财会监督责任,加强上下联动。建立健全财会监督年度报告机制、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多级联查机制、交叉检查机制。各级财政部门要畅通财会监督信息渠道,建立财会监督要情专报和重大案件专报等机制,及时为同级党委和政府及上级财政部门决策提供参考,推动纵向贯通的工作机制的建立,实现同频共振、同向发力。持续更新监督检查执法办案人员名录库,以案为导,完善监督人员随机抽调机制,推动检查项目与

检查人员双交叉、双联动。

3. 动态监督,实现财政资金全流程可控。将监督之手覆盖财政资金从预算申请、拨付使用到绩效评价的全过程。当前的财会监督项目多为专项监督,侧重事后,而日常监督则可将监督时点前移至事中。将日常监督作为专项监督的基础,专项监督则是日常监督的补充。要牢固树立“一盘棋”的理念,以“财政大监督”为依托,强化日常监督,建立健全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融合机制,大力推动内部监督力量协同作战,从而构建全员参与、全程控制、全面覆盖、全部关联的财政资金全流程监管工作机制。

4. 内控升级,强化单位内部监督主体责任。进一步加强单位内部监督,强化单位内控意识,落实单位内部财会监督主体责任,完善内部监督实施办法,建立并有效实施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加快推进内控信息化,重点关注对关键岗位和核心业务的风险防范。以吴兴区织里镇基层数字监管平台为试点,建立六大经济业务运行和监督管理模块,内嵌100余项制度,设置600多项智能提醒和预警规则,以财务为切入点,实现从资金源头到使用末端的全链条跟踪监督,借助数字赋能打通财会监督“最后一公里”。在全市各单位着力推广织里镇内控信息化的典型经验,并将数据和预警信息直接对接到财会监督信息共享平台,构建纵向监督网络,实现纵向到底、密度到点的财政资金全流程监督。

(三)构建“热点”,为财会监督助力支持

2. 系统培育,锻造财会监督铁军。各级财政部门设置专职财会监督机构,并配备与财会监督职能任务相匹配的人员力量,持续优化监督干部队伍结构,建立健全财会监督人才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积极响应省厅财会监督铁军强基行动,坚持系统方法培育监督队伍。升级完善监督检查执法办案人员名录库,尤其是要吸收和培养数字化人才,提高监督队伍整体驾驭数据的能力。以综合创新思维推进财会监督工作,联合财政各个业务条线,采取长期化、常态化培养模式,组织专题讲座、网络课堂以及以处室为单位的小专题、案例式教学等综合业务培训,通过实战训练锤炼干部,提升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努力造就一支政治过硬、业务熟练、能打硬仗的财会监督“铁军”。

3. 激发活力,加强财会人员队伍建设。财会人员是监督第一道关卡。一是从单位角度,建议建立总会计师制度,设置专职财会机构,职能涵盖日常财会和内审内控工作。拓宽财会人员职业晋升渠道,提升财会人员话语权,增加职业归属感、获得感。二是从财政角度,建议出台指导性意见,对单位专职财会

机构职数设置及人员配置提出专业化指引。加高财会行业准入门槛,改革会计继续教育,完善考级激励机制。组建财会咨询顾问团,集中财政、会计师事务所中的优秀人才,共享资源,共同分析、测评业务,壮大业务处理能力,为企业事业单位提供财会业务指导,充分发挥注册会计师参与企业经营发展方向的咨询工作。三是从社会角度,加强会计人员职业道德修养,将职业道德和会计人员职称晋升和诚信体系相关联,建立真实有效的诚信评价体系,进一步规范会计从业人员执业水准,促进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认识思考与对策建议

张克俊、刘莉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 要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并以村庄为单元划分成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四种村庄类型。“城郊融合类村庄”主要针对城市近郊的村庄,综合考虑工业化、城市化和村庄自身需求,在保留乡村特色风貌的基础上实现城乡融合发展。该类村庄如何发展振兴,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但焦点侧重在产业方面,如城郊融合类村庄产业选择的演变、产业振兴思路、产业空间优化等[1-4]。也有部分较为综合的研究,如城郊融合类村庄振兴潜力评价、发展困境、发展规划策略等[5-10]。李裕瑞等对面向乡村振兴战略的村庄分类方法进行了研究[11];宋丽美等对典型城郊融合型乡村社区空间形态变化与空间营建策略进行了研究[12]。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涌现出一些城郊融合类村庄振兴的生动实践,有的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区域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排头兵。但也应当看到,仅站在微观角度以村庄为单元将其划分为集聚提升类、城郊融合类、特色保护类、搬迁撤并类四种类型,比较狭窄和局限,有必要把视野拉长拉宽,站在更为宽广的角度把乡村划分为不同类型。我们认为,城乡融合型乡村是乡村演化的重要类型,有些地方如大城市郊区的区(市、县)已经走出了一条此类乡村的振兴之路,选取其中的典型案例,深度剖析其如何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发现乡村新价值创造模式、引领带动其他乡村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对城乡融合型乡村的理论阐释、振兴的实践案例分析以及蕴含的一般规律较少被人关注。

鉴于此,本文在对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价值进行阐释的基础上,运用案例分析法对处于成都市郊区的新津区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进行深入剖析,探寻一般规律,从形成机理、演化路径、难点问题和对策措施等方面作出进一步思考,以期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

一、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内涵、特征和功能价值

随着城乡经济社会的变迁和资源要素双向自由流动的不断加深,在已有的乡村中已经逐步分化出一种典型的乡村类型———城乡融合型乡村。

2. 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内涵

弄清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内涵特征,可先从了解“城郊融合类村庄”中得到一些启示。我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将“城郊融合类村庄” 解释为“城市近郊区以及县城城关镇所在地的村庄,具备成为城市后花园的优势,也具有向城市转型的条件”。袁丽萍等在沿用该含义阐述的基础上认为,该类村庄的发展方向和重点是:城乡融合发展、现代化治理[13]。张广辉等认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的村庄形式由“以农为主”转变为“亦农亦居”具有过渡特征的“城中村”和“城郊接合村”,这些过渡性质的“边缘地带”就构成了城郊融合类村庄的主体[14]。石会娟等认为,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城郊融合类村庄往往会经历由传统农业村向城市边缘村、城中村、城市社区的转变过程[15]。综合分析,城郊融合类村庄是指位于城市和农村交界地带的一类村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拥有城市化的特征,同时保留了乡村的传统元素和农业生产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法》对乡村的内涵界定是“城市建成区以外具有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的地域综合体,包括乡镇和村庄等”。借鉴城郊融合类村庄的内涵并将其延伸,所谓“城乡融合型乡村”,指的是在空间上处于城市建成区外,已经有城市多种要素、产业、商业、文化、居住的大量融入,但在行政区划上或者组织形态上还保留了一部分乡村的自然、社会、经济特征和生产、生活、生态、文化等多重功能,处于乡村和城市交融的地域综合体。

城乡融合型乡村与城郊融合类村庄相比既有联系也有区别,二者的联系在于都是城市化进程中新形成的乡村发展模式,都是在城市与乡村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背景下出现的,都是都市化进程的产物,都具备为城市提供服务和支持的功能,既是城市的后勤补给基地,又是城市居民休闲、度假的目的地。二者区别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地域范围不同。城郊融合类村庄通常局限于城市周边的特定区域,

一般指位于城市郊区的村庄,与城市边缘接壤,以“村”为地域单元;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地域范围和空间尺度更大,超出了一个村庄的地域界限,从村庄扩大到乡镇乃至除县城建成区外的县域。二是发展模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城郊融合类村庄主要依托城市的功能需求和资源优势,发展成为与城市紧密联系的特色产业、休闲旅游等服务型乡村;城乡融合型乡村则更注重乡村自身的发展潜力,着力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其内涵更为丰富,

涉及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各个方面。三是强调的主要特征有所不同。城郊融合类村庄主要强调城市近郊的村庄在地理空间上与城市融为一体,城乡融合类乡村主要强调这类乡村以城乡融合为主要标志。

3. 城乡融合型乡村的主要特征

综上可知,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如下特征。

第一,交通区位条件优越。这些乡村通常距离城市中心或城市发展轴线较近,交通便利,是连接城市和其他偏远乡村的主要通道,在地区网络化发展格局中更容易获得中心城市产业外溢带来的发展机遇,直接享受城市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延伸,其土地潜在价值、交通及信息通达度都优于偏远乡村,表现出较强的经济功能。

第二,人口稠密,土地利用混杂。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城市不断向周边地区扩展,城市居民不断流入这些城郊地区的乡村。城乡融合型乡村的人口密度低于城市但普遍高于一般乡村,并且人口流动性较强;土地利用方式高度混杂,城市和农村的土地利用方式混杂在一起。在这些乡村中既存在传统的农田、农舍和农业生产活动,也存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城市建设用地,导致农业用地、小型工业用地、服务业用地等在区域内同时存在。这种土地利用混合现象反映了城市与乡村的交织和相互渗透。

第三,非农化特征突出,产业构成复杂。为适应城市化发展需要,这些乡村通常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发展服务业、文化创意产业等高附加值产业。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带动下,部分乡村已呈现出现代城镇为主导、农业生产比重低、农民非农就业率高等弱乡村性特征。乡村主导产业有些以生态价值转化为导向,发展休闲度假产业;有些以政策偏好为导向,发展“互联网+” 或特色文化产业;有些以交易成本为导向,发展制造业、加工业和商业等。第四,呈现非城非乡的过渡特征。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存在方式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也没有完全融入现代意义的城市,属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乡村的居住形态、生活方式、乡土文化、产权秩序、治理结构等都表现出介于城乡之间的特征,乡村的经济结构、村民收入、就业方式已经和一般乡村地区截然不同。同时,这类乡村具备综合性功能,不仅有农业生产功能,而且具备商务、居住、教育、医疗、文化等综合服务功能,可以为周边居民提供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满足他们日常生活的需求。

第五,以城乡融合为显著标志。不同类型的乡村具有不同的显著标志和主

要特征。特色产业型乡村主要以特色产业的发展为显著标志,文化保护类乡村主要以乡村传统文化的保护、开发、利用为主要特征,而城乡融合型乡村的显著标志和主要特征就在于城乡深度融合、全面融合,包括城乡空间融合、城乡要素融合、城乡产业融合、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融合、城乡文化融合、城乡生态融合等。

4. 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功能价值

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特殊的功能价值,体现在为城市提供农产品供给、大地景观和休闲旅游、农耕文化传承、生态涵养、纾解城市压力、承接城市业态等多个方面。

具体来说,一是城乡融合型乡村保留了农田和农业活动的部分特征,便于农民继续种植农作物,并加强农业生产的科技支持和管理,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为城市提供健康、优质的食品供应;二是拥有独特的乡村风貌和自然景观,可以成为城市居民休闲度假、体验乡村生活和开展农事体验的场所,通过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的发展促进村民增收;三是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民俗传统,可通过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手工艺和传统建筑等,为居民和游客提供了解和体验传统文化的机会,以及通过开展文化活动和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等,促进乡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四是通过合理规划和管理,保留农田、绿地和自然景观,实施环境管理和生态修复,为城市提供水源涵养、空气净化、自然景观、绿色屏障等生态服务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清新的空气、绿色的食品和放松的休闲空间;五是能够提供适当的社区服务和公共设施,如医疗机构、教育机构、商业设施等,满足居民的基本需求,同时可在乡村发展智慧农业和数字经济,提高居民生活品质;六是可以吸纳城市人口的流动,减轻城市的人口和土地压力,居住在此类乡村的居民不仅可以享受相对较低的房价和生活成本,而且可以享受近邻城市的

便利设施和服务;七是可以凭借区位、交通、资源要素等多方面优势和地域综合体属性,承接城市的部分功能,如城市的商业、消费、业态、居住等。

由于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多重功能价值,因而不会被正在推进的城市化所“吞噬”而走向衰亡,相反这种类型的乡村很有可能凭借城乡融合的优势实现全面振兴,成为推动整个乡村振兴率先突破的先行区。

二、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基于成都市新津区案例

近年来,成都市城乡融合引领乡村振兴取得了丰硕成果,逐步形成了农业

现代化水平稳步提升、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农商文旅体日益融合、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凸显、大美城市宜居乡村形态显现、乡村治理效能整体提升、城乡差距日益缩小的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模式。成都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7 年的2.1万余元增长到2022年的3.04万余元,绝对额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798 元、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12259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从1.92∶1缩小到1.78∶1。新津区位于成都市南郊,距成都市区仅19公里,处于“1小时交通圈”范围内, 是大都市的生态区、度假区、蔬菜食品保障区,更是未来发展的战略后备区,乡村受大城市影响和辐射比较大,城市对其发展的带动能力较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频繁,产业构成复杂,乡村功能多样,属于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典型代表。

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新津区紧紧围绕“成南新中心、创新公园城” 定位,以公园城市理念引领新津区高质量发展,以城乡融合推动乡村振兴,在促进城乡融合,诠释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推动农商文旅体科教融合发展,转化乡村多重价值,引导人才、技术、资本下乡等方面多点破题,全面起势,将农业多功能属性所内含的生态、教育文化、历史传承等非经济功能彰显出来,探索出“农业4.0”即“互联网+社会化生态农业”的新津路径,让农村逐步进入回嵌资源环境、回嵌自然的生态文明新时代。目前,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模式已在新津区初步形成,表现为城乡空间日益融合、城乡要素日益融合、城乡产业日益融合、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日益融合、城乡生态日益融合、城乡文化日益融合、城乡居民差距日益缩小。2022年新津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54.2%,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9696元和30761元,城乡收入比为

1.62 ∶1,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省平均水平的1.65倍,城乡收入比远低于全省的2.32∶1。新津区被纳入全国美丽乡村重点县建设试点、全国拓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试验区,获评四川省乡村振兴先进区,其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探索路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 要素互通:吸引人才、资本、科技、设施等发展要素下乡

新津区过去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人才、土地、资本等要素单向流入城市,这种现象近年来得到很大扭转,人才、土地、资本逐步实现城乡双向自由流动,农村发展逐渐摆脱了缺人、缺钱、缺政策的尴尬境地。新津区实施“津商回归”“津商培育”计划,引导新津籍民企回乡投资再创业,以创新创业为导向促进民营经济蓬勃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新时代新农人参与新乡村建设。目前已有蓝城集团、途远、当代教育等头部或平台型企业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其

中,张河村委托途远公司按照“两途一趣”模式经营“集趣共享农庄”;龙马村牵手凡朴集团,以现代农业生产场景和古蜀宝墩农耕文化为特色,发展研学旅游;波尔村以集体资产与蓝城公司合作入股,建设农旅互动项目“蓝城沐春风”;月花村利用境内林盘、岳祠堂、农耕文化等生态文化资源,与当代教育公司合作,建成拥有自然探索、动植物科普、红色传承等多个主题的劳动研学旅行实践营地。这些项目的建设为培育“农旅融合+合伙人”“互联网+分享经济”“新流量+新农业”等新业态增添了动力,利用外来资金、技术、人才等现代要素激发了乡村发展活力。

3. 产业融合:强化“乡村场景塑造”促进农商文旅体科教融合发展

新津区的乡村产业已经远不是农业,而是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津区推动乡村新产业不断产生和发展的关键在于,依据自身优越的自然风貌、人文环境、乡土文化等资源禀赋,对“乡村场景”进行了大力营造。该区大力引导市场主体参与乡村消费场景、商业场景、生产场景、生活场景等的营建,打造了一批如农业太古里、蒙顶茶溪谷、凡朴研学中心、慵也谷农旅、“种植+科普研学”、“加工+消费体验”、“品鉴+文化创意”等乡村消费、乡村商业、乡村生产、乡村生活等新场景,从而形成了以乡村为场景的现代乡村产业集群。在乡村场景塑造中,大力推进农商文旅体科教深度融合是其重要特色。新津区通过强化“商”的逻辑、“文”的浸润、“旅”的牵引、“体”的赋能、“科”的引领、“教”的延伸,培育了一批以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电子商务、生态康养、文化创意等为代表的新产业新业态。在休闲农业方面,新津区践行“公园城市+全域旅游”的理念,以“集趣共享农庄”“蓝城沐春风”“千亩荷塘”“慵也谷” 等农旅项目为载体,深度挖掘天府农耕文明,重点发展田园颐养、创意市集、大地艺术、民俗体验等休闲农旅新业态,组建完善休闲农业合作社,打造休闲旅游精品景点,加快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在生态康养方面,依托成新蒲沿线和长秋山片区,建成黄庄、心道天堂等一批重点乡村旅游和森林康养项目,康养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在文创产业方面,重点打造了聚焦“数字文旅+场景体验”的梨花溪文化旅游区,发展山水运动和文创旅游产业,持续壮大以文创为内核的微度假产业集群。此外,新津区围绕“梨花”主题,举办“梨花季”系列活动,塑造“花漾新津”城市旅游IP,建成“花漾新津文创中心”“老码头文创园”等产业载体,使文创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4. 农博引领:建设服务四川乃至西部地区的天府农博园

“博览园”“博览会”是过去通常在城市才拥有的博览形式和盛会,新津区却把其移植到了乡村,在全国率先建设了中国天府农业博览园(以下简称“天府农博园”),让节会活动走进田间地头。天府农博园建立了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乡村共享的协同发展模式,践行产业创新理念,针对产业创新进入成长阶段后对物理空间、配套设施、技术平台、投融资、市场网络、人力资源、发展环境等提出的更高需求,为其提供更大的研发和应用空间,提供更加完善的技术创新和商务服务体系,通过启动与孵化,创造性地推动优质头部资源规模聚集在园区开展“产业创新”。天府农博园率先在全国开创了“产业孵化”“产业博览”的全新模式,率先探索和创新农业会展产业新形态,让这里成为未来乡村产业发展模式的试验田,并将经过实践形成的产业创新成果、资源聚集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通过产业博览的形式,加速向其他同类型的乡村扩散,向外展示永续发展的乡村振兴典范,引领和服务四川乃至西部地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5. 空间重塑:探索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和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

新津区坚持片区发展理念,围绕乡村片区发展定位、产业特色、功能布局, 强化规划指导,明确建设开发时序,在空间地理重塑方面探索以城乡融合单元为核心的新的空间布局。新津区基于地域相邻、人缘相亲、资源禀赋相近等因素,建设的“天府农博园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打破行政边界,突破传统以行政镇为管理体系的生产生活组织模式,围绕都市现代农业,构建以产业功能区为管理体系的发展模式,形成了集生产、生活、消费、人文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新型乡村空间集聚形态。在空间的美学形态方面,新津区探索公园城市在乡村的表达路径,艺术化再造大地景观,实现乡村景观化。新津区将公园城市理念贯穿于农业景观化景区改造,以绿道和川西林盘为载体,建成津津绿道210余公里、公园湿地群落1万余亩,实施32个川西林盘保护修复,将乡村原本的传统空间形态转变为突显美学价值的田园景观,打造了一批如“兴义共享农庄”“安西岳林盘”“永商姜梨园”“花源集趣东华”等精品林盘和“美丽田园”“美丽村庄”“美丽社区”,构建城园共生、绿色生态的全域大美景观风貌,推动美丽乡村穿珠成链、连线成片、组团建设、集聚发展,勾勒出农耕文化的田园画卷,促进“农田变景观、农村变景区”。

6. 共建共治:积极探索城乡基层治理新模式

针对农民集中居住并与城市社区日益融合的趋势,新津区构建了党建引领、

共建共治、双线融合、资源统筹、智慧治理的城乡基层治理新模式。该区按照“抓班子、建组织、强阵地、创载体”的思路,整合“群团服务站”和专业合作组织、群众活动中心等活动阵地,大力探索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新路径。例如,新津区兴义镇张河村探索了“村(社区)党总支、集中居住区党支部、楼栋党小组”三级组织体系的集中居住区党建引领新模式。同时,新津区围绕“社事民议、社事民商、社事民管”的治理需求,通过在村域内选能人、筹资金,充分挖掘多方治理力量,搭建“区域党建联盟”等驻区单位参与平台,实现辖区内治理共建共享;针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集中居住趋势,通过建立自管委促进全体业主直接参与小区治理,实现由政府大包大揽向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转变;对于农村社区,持续完善村规民约,创新村民参与机制和考核奖惩机制,引导激励村民参与村(社区)自治。此外,新津区还深度整合政务服务、社区发展治理和社会综合治理三大模块,提高治理效能。

7. 数字赋能:以数字化、智慧化全面加速城乡融合

新津区坚持平台赋能、场景驱动,探索数字赋能新城市、新乡村、新文旅、新治理,以数字化、智慧化全面加速城乡融合进程。一方面,新津区积极探索数字赋能新城市,推进能源、交通、市政等领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加快城市重要区域智能感知源全覆盖,推动物理城市与数字城市同步策划、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营;积极探索数字赋能新乡村,通过数字经济的强链接作用,引导城市资源向乡村流动,培育乡村共享民宿、智慧农业、乡村研学等新业态;积极把数字技术应用于文旅、文创、居民消费等领域,打造智慧景区、特色街区,培育壮大乡村数字经济产业。另一方面,新津区着力探索数字赋能新治理,搭建“数据+平台+应用”底板,建立健全区级智慧服务中心、产业功能区智慧服务分中心、社区智慧服务末梢单元,推动治理数字化转型。聚焦“优政、惠民、兴业”,建强“112N”智慧新津数字底座,完善城市数智能力平台,推动重点行业领域数据全打通、全汇聚;丰富“超级绿叶码”服务端和“津政通” 协同端应用,扩大使用覆盖面;围绕企业服务、生活消费等领域,创建了一批“管用、爱用、好用”的智慧应用场景。

三、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认识思考

基于对新津区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总结,结合城乡融合发展理论, 很有必要进一步深化对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认识。

2.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具有丰富的内涵要义

成都市新津区近年来在重塑城乡关系、破解城乡要素流动难题、促进城乡全面融合、培育新乡村产业、构建公园城市的乡村表达等方面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初步形成了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模式。那么什么是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呢?通过新津区的实践,我们认为: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是指处于城市建成区以外并受城市影响辐射比较大的乡村,利用紧邻城市或自身独有的资源、生态、人文等多重潜在价值和优势,通过与城市资源要素进行双向自由流动,与城市空间进行优化整合,与城市功能进行互补共生,充分把城市的先进要素、资本、业态、商业模式引入乡村,在与城市紧密联系和互利互惠中实现城乡一体、全面融合的乡村振兴。简言之,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就是“乡村振兴+城乡全面融合”,内核是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应当指出的是,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并不完全等同于乡村振兴应当走城乡融合之路,真正可称得上“城乡融合型”这种类型的乡村振兴,除了要走城乡融合发展之路外,还必须使城乡融合达到一个较高的状态和水平。

3.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具有独特的演化机理

从成都市新津区初步形成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案例中可以得出,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演化机理就是:位于城市建成区以外的乡村在城市化需求拉动、城市辐射带动下,外来资源要素大量进入乡村并与乡村多种资源、多重价值耦合互动,推动形成新场景、新产业、新业态、新主体、新模式、新治理、新组织,逐步实现振兴的过程。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主要受城市辐射带动和外来要素的密集影响并与乡村内部结构发生深刻联系,使之不断演化。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原本位于城市周边的乡村逐渐受到城市的影响而改变自身,推进自身经济社会和治理结构的变化,一部分乡村地区逐渐融入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体系而得到发展。大量的外来要素进入乡村,与农村资源、乡村景观、生态、文化相结合,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和产业兴旺;与乡村新场景的营建相结合,推动乡村商业和消费的兴盛;与集体经济组织相结合,推动新型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外来资本、经营者以集体经济组织为纽带与乡村居民相结合,促进资源资产价值转化和民宿、生态康养旅游等新业态发展。从人口流动来说,城市人口对于优质生活和舒适环境的需求,推动了一些城市居民选择在城市周边购置房产、休闲康养,从而促进城市周边乡村地区的发展和改造,形成了以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共同居住和共享资源的生态乡村。

4.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演化结果不一定是简单的城市化

虽然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非城非乡的过渡特征,但其演化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简单的城市化,而是更加注重城乡之间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主流应是城乡一体化和乡村功能日益多样化。这是因为,一方面,城市尤其是大城市本身扩张具有边界,不可能无限度,这就限制了这类乡村完全城市化;另一方面,城市建成区需要周围的乡村作为生态涵养、环境承载、休闲观光、“菜篮子”供给的承载空间,这类空间具有十分重要的存在价值,没有这类承载空间,城市就难以运行乃至不复存在。在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过程中,可能出现如下演化结果:一是城乡日益一体化。城乡融合型乡村具有独特的区域位置,城市可更为方便地为乡村提供市场、技术、资金等支持,乡村则更为直接地为城市提供生态、农产品等资源,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和经济技术交流合作更为频繁,城与乡的相互融合,导致城乡的界限不复存在,实现了真正的一体化。二是乡村功能日益多元化。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乡关系的变化,乡村除了具备传统的农业生产功能外,生态涵养、文化传承和创意、休闲观光旅游、居住等功能日益凸显,这种乡村功能的日益多元化在城乡融合型乡村体现得更为充分。

5.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更容易在城市郊区产生

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郊区是城市环境向乡村环境转换的过渡地带,也是城市功能和乡村功能互为渗透、经济社会发展十分活跃的区域。特殊的经济地理位置使城市郊区地带成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前沿阵地。处于大城市郊区的乡村,更容易承接大城市的资金、技术、人才、市场辐射从而使其这些要素方便地流向乡村。同时,大城市居民对自然生态、田园风光、休闲体验及舒适居住、低生活成本的需求,可以很方便地在城市郊区的乡村得到满足,这样就会形成城乡融合型的密集区域。反之,那些不处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周围的乡村,城市对其影响微弱,乡村承接城市的外溢功能困难。除区位条件外,城乡融合型的乡村振兴还需要城乡高度一体化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城乡高度一体化的交通网络、供水供电系统、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和便利的公共服务设施,能够为城乡融合型乡村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从而吸纳大量的城市居民群体集聚到该类乡村就业创业和生活居住。

6.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依靠“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体现得更为全面充分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与其他类型乡村振兴有所不同的是:必须把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作为首要的、关键的路径,也就是在推进乡村振兴中要把“城乡融合发展路径”体现得更为全面、更为充分,这是此类乡村振兴最大的优势和特色。

城乡融合型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资源要素、功能价值与城市的先进要素供给、市场辐射、产业业态之间的互补性要比其他类型乡村更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的程度更高,由此产生的城乡资源要素引力和融合势能更大,双向自由流动的要素规模就更大,效率就更高。在这种城乡要素大规模、高频率双向流动和产业、空间、治理全面融合过程中,此类乡村更易率先实现全面振兴。新津区等地的实践表明,规划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单元”是促进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城乡融合发展单元”基于地域相邻、人缘相亲、资源禀赋相近等因素,打破传统镇村行政区划边界和小散乱格局,结合资源禀赋和发展条件将多个乡镇合并成一个单元,对规划、土地、人口、产业等多要素进行整合,突破现阶段镇村发展局限,重塑城乡经济地理,更有利于促进城乡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

7.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治理难度更大

与其他类型的乡村振兴相比,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具有更为复杂的结构特征,无论是经济主体结构、产业结构、利益关系结构,还是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治理结构等,都比其他类型的乡村振兴复杂得多。由于城乡融合型乡村外来人口多、资本和要素密集,土地利用混杂,产业构成摆脱了单一的农业,实现了多元化,相关利益主体众多,乡村的居住形态、生活方式、乡土文化、产权秩序、治理结构等均呈现出城乡交融状态,因此,这类乡村在振兴过程中面临的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最主要的是外来资本、外来企业、外来经营者与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的利益关系,以及外来人口创业居住生活与本地乡村居民的利益关系,同时还可能存在价值观念、生产生活方式、文化等多方面的“冲突”,有效治理难度大。

四、推进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应注意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基于成都市新津区推进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实践,放在更一般的角度推进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应注意政府的参与要适时适度,将村集体和村民的参与和受益作为前置条件,激发乡村人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内生动力,激活资源要素和破解金融困境。

2. 政府的参与应适时适度

政府参与乡村建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政府能够为乡村带来政策支持、投资资金和项目,对乡村新产业发展起到引导作用;另一方面,政府对乡村建设的过度干预会造成村民过度依赖,从而丧失内生动力。因此,政府参与乡村

建设需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具体操作,既要发挥政府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又要尊重市场规律和农民的主体地位,实现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农民的良性互动。

大都市郊区的区(市、县)一般具有较强的财力和政府治理能力,但政府在推动发展新乡村产业时要避免过度干预。一是厘清责任主体,避免混淆政府行为和市场行为。在资金、项目进驻的时候明确政府在其中参与的部分和承担的责任,尊重市场规律,政府只作为引导不可过多参与。二是明确不同主体在不同阶段的责任,政府应适时退出。在项目进行的前期政府可发挥主体作用,统筹兼顾,在资金、政策、运行等方面提供帮助,但当项目运行步入正轨后,政府的主体责任应当适时退出,由村集体组织承担,逐渐由依靠外部支撑转变为依靠村庄发展的内生动力。

3. 应把村集体和村民的参与和受益作为引入外来资本和项目的前置条件

城乡融合型乡村由于具有良好的区位、潜在价值和市场需求条件,容易引来外来资本和项目,只有将村集体和村民的参与和受益作为吸引外来资本和项目、推进乡村建设的前置条件,才能提高乡村建设的效果和可持续性。在新津区的调研中我们发现,在部分外来乡村建设项目中,农民参与较少,没有从落地项目中获取相应收益,存在乡村建设挤出群众的问题。

城乡融合型乡村在引进外来资本和项目过程中需要转变引进方式,适当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将村集体、村民的参与和受益作为引进外来项目的前置条件。一是政府应当引导企业为村民开设就业岗位。出台相应优惠政策,鼓励企业接纳村民,甚至将外来项目的引进与村民的就业进行捆绑,让一些原本不得不外出务工的村民能够就地解决就业。二是鼓励村集体入股外来项目。将村集体利益与企业项目的利益进行捆绑,推动农民、企业、合作社等形成合作关系,共同参与农产品加工、销售等环节,实现利益共享,或者鼓励农民参与合作社或乡村企业的股权激励计划,分享企业发展的红利。如成都市新津区月花村以村委20%和村民10%入股,与“当代少年”共同成立合资公司,直接促进月花村集体经济增收30万元以上。这种村集体或村民入股的方式值得其他村借鉴参考。

4. 应注意激发乡村人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事情,想要实现乡村的持久发展,归根到底是要依靠村庄的内生发展动力。在对成都市新津区的调研中发现,有的村庄依靠政府补贴、外来项目支撑,虽然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村庄发展和农民增收,但当政府逐渐退出主导时,是否还能维持甚至超越如今的发展水平,这是应当

未雨绸缪的问题。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不能完全依靠外来的资本和人才,激发乡村人才和资源的内生动力十分重要。应格外关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乡村振兴带头人队伍、返乡创业人员、集体经济组织等的发展问题。一是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促进农业现代化、激发农村活力、缓解农业接班人危机以及人才空心压力的重要功能和作用。目前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只是在局部点位、局部区域取得较大进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数量规模和当前乡村振兴的需求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在更广泛的区域加大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力度。二是培育壮大乡村振兴带头人队伍。乡村振兴带头人是乡村发展的“火车头”,是乡村振兴“提能塑形”的组织带领者。一方面,要着力壮大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在推动乡村振兴过程中,应把建立一支高水平的、乐意长期服务基层的乡村党组织带头人队伍放在首位,或吸引优秀青年返乡,或有针对性地派出村“第一书记”。另一方面,要着力培育和引进集体经济CEO(职业经理人)。透析近年各地实践,集体经济CEO因拥有丰富专业的经营管理经验,善于打通从田间地头到市场终端的通道,善于整合资源、发展品牌,为推动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路径。三是大力支持返乡创业人员。人才资源回乡、社会资本下乡,正成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返乡创业,反映着“城市反哺农村”的大势所趋,要大力支持返乡创业人员,为其创造良好的融资、用地、税收和制度环境,以带动更多人才、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向农村汇聚,让返乡创业形成持续动能。四是加快培育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重点发挥村集体组织在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乡村产业发展、完善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作用,同时引导和鼓励村民用土地、资金、劳务等资源作为股份参与村集体公司运作,激发群众和资源内生动力,更好地参与村级发展,享受乡村建设红利。试点探索“集体经济组织+专家团队”模式,探索乡村全域立体化整理、开发、建设路径,发展新乡村产业。

5. 应着力破解金融困境

乡村金融是推动乡村发展的重要支撑,许多乡村新产业新业态需要较大的资金支持和长期的投资回报周期。随着多项农村金融政策的出台,目前在农村基础金融服务基本实现全覆盖,服务能力也得到有效提升。但由于农村金融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被认可的农村抵押担保物缺失、金融供给主体比较单一等多方面因素,农村金融供给不足、渗透度偏低,尤其是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

的投资多、项目多,创新创业比较活跃,众多项目的融资需求比较旺盛,而目前的金融供给匹配问题较为突出。在成都市新津区的调研中了解到,某村引入的研学项目不仅明显改善了当地的人居和生态环境,还极大地促进了该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群众增收,但该项目由于缺乏被银行认可的抵押物等,导致没有银行等融资渠道,基本都靠财政支持和业主自身投入,项目的后续金融支撑能力较弱,限制了该项目尽快形成市场影响力。

解决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中的金融需求问题,一是完善和及时更新信用信息,由地方政府数据管理部门主导、金融机构牵头、村级组织参与、各方协同,通过多元化信息收集渠道和大数据、云计算等降低农村金融市场的信息收集成本,建立健全信用档案,打破市场主体的信息“鸿沟”。二是构建政府与各类金融机构的工作合力,建立风险分担机制,拓宽涉农信贷风险分担和缓释渠道。三是促进各类金融互补合作,解决供给主体单一问题,同时完善农村资本市场建设,促进土地、房屋、山林、农业设施等以出租、抵押、合作、入股等方式实现资产资本化。

6. 应在着力提高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度上下功夫

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显著标志就是真正实现“愿意进城的人进城、愿意返乡到乡的人返乡到乡”的人口双向自由流动格局。在此格局下,不再是农村人口单向流向城市,而是许多城市人口也流向农村,进而推动城乡文化融合、治理融合。

因此,在政策上的着力点就是提高城乡人口双向自由流动程度。一方面, 要继续提高乡村人口的城镇化水平。城市郊区是农民进城的一个落脚点,实际上也是农民融入城市、转化为市民的一个出发点。要着力打破村社界限,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另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城市居民优先向城乡融合型乡村流动,到乡村休闲、居家、创业等。为此,应率先在大城市郊区打破城市人口向乡村流动的种种政策限制,真正实现城市人口也可以向乡村自由流动。此外,还要有机融合城镇与乡村两种治理体制,既要输入城市社区居民自治制度,提升居民自治意识和能力,又要保留农村原先的制度性权利,构建“城乡协同共治”模式。

结语

我国已进入全面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阶段,在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城乡关系由二元对立转向相互融合。城乡融合型乡村由于存在

多重优势和独特价值,不仅不会被城市化所消亡,而且可能成为乡村振兴的排头兵和前沿阵地。该类乡村与城市间的各类要素将进入快速融合阶段,不仅承担着自身振兴的功能,还承担着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和缓解城市人口、土地等压力的功能。因此,城乡融合型乡村如何实现振兴必将成为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规划的关注重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可以提供成功或失败的经验教训,为其他类似地区或组织提供借鉴参考和激发创新思路。本文通过对成都市新津区的典型调查,总结城乡融合型乡村在构建新型城乡关系、发现乡村新价值、创造新发展模式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探索城乡融合型乡村振兴的一般规律,同时针对这类乡村在振兴中存在的问题,如政府参与问题、村集体和村民利益链接问题、振兴主体问题、内生动力问题以及发展中的金融约束问题等,提出对策建议,以期启发相关方寻找解决问题的新方法和新思路。

当前我国价格形势、走势及对策研究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形势课题组

一、2023年物价总体运行平稳

(一)CPI低位运行,食品和能源是拉跌项

CPI总体偏低运行,年内涨幅前高后低。1-11月,CPI同比上涨0.3%,涨幅为2010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翘尾因素贡献了全部涨价,新涨价因素为零。2023 年CPI高点为1月的2.1%,主要是2023年春节由上年2月初提前至1月末,春节错位的低基数效应,抬升了1月CPI涨幅。随着基数回升,2月CPI涨幅回落至1%。由于重点民生商品供应充足,随后月份CPI运行总体稳中有降。

食品和能源价格大幅下行明显拉低CPI。2023年初以来,食品价格持续回落, 从1月同比上涨6.2%回落至11月同比下降4.2%,涨幅回落10.4个百分点。主要是受猪肉价格持续大幅回落影响,11月猪肉价格同比涨幅较1月高点回落了43.6个百分点,影响CPI下降约0.8个百分点。另外,2023年粮油菜蛋奶果供应较为充足,客观上也拉低了全年物价波动中枢。非食品项中,受全球经济下滑,地缘政治冲突缓和,以及能源供给上升等因素影响,国际能源价格中枢下移,带动CPI交通工具用燃料分项和水电用燃料分项价格回落,据测算国际油价下行将拉低CPI约0.5个百分点。

核心CPI保持总体稳定。1-11月,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CPI同比上涨0.7%, 波幅在0.7%上下不超过0.3个百分点。0.7%的核心CPI涨幅中,主要由新涨价因素贡献约0.5个百分点,翘尾因素贡献0.2个百分点。核心CPI涨幅比CPI高出0.4 个百分点,主要是受服务价格回升影响。1-11月,在恢复性服务消费支撑下, CPI服务价格同比上涨1%,其中家庭服务价格上涨1.7%,教育文化娱乐上涨2%。

(二)PPI呈现“V”型走势,下半年降幅明显收窄PPI同比涨幅总体上先降后升,月度环比涨跌互现。1-11月,PPI同比下降3.1%,涨幅为2016年以来同期最低水平。全年PPI运行呈现出“V”型走势,从1月高点的-0.8%下降至6月低点的-5.4%,然后触底反弹至-3.0%左右的水平。新涨价因素贡献约-1.8个百分点,翘尾因素贡献约-1.3个百分点。新涨价因素为负,主要是二季度PPI 环比下降0.7%所致。从重点行业看,与房地产关联度高的行业价格有明显下滑, 1-11月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PPI同比下降10.2%,非金属矿物制品业PPI 同比下降6.6%。另外,受美欧主要经济体持续加息以及制造业景气指数持续下

降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煤炭、天然气等能源价格大幅回落,带动关联行业价格持续下行。1-11月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PPI同比涨幅分别下降10.9%和11.5%,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PPI同比涨幅分别下降9.3%和8.5%。

PPI同比变化具有明显的结构性特征。1-11月,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下降3.9%,生活资料价格同比持平。从国内看,受房地产投资低迷影响,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回落,1-11月同比增长2.9%,为历史同期底部水平。从国际看,全球投资增速低迷直接带动生产资料价格回落,而且越往上游价格回落的幅度则越大。1-11月,生产资料中采掘业价格下降7.8%,原材料价格下降4.5%,加工业价格下降3.3%。生活资料价格变动则与当前收入、消费紧密相关。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收入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名义增长6.3%,实际增长5.9%。随着居民收入增长,消费需求稳步回暖,居民消费支出继续恢复,服务消费潜力继续释放,1-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7.2%,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9.5%。受此影响,生活资料中衣着、一般日用品和食品价格同比分别上涨1.2%、

0.6 %和0.3%。家电、家具、汽车供给充裕,耐用消费品价格同比下跌1.1%。

二、2024年物价将在合理区间运行

(一)预计CPI将温和回升

国际原油价格小幅回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机构都认为2024 年全球经济增速会下行,原油需求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全球经济下行或使原油需求承压,IEA、EIA、OPEC等机构对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测值较2023年分别增长106万桶/日、135万桶/日、225万桶/日,需求增速均较2023年放缓。从供给来看,美国、巴西等非OPEC+国家原油产量持续回升,尤其美国原油产量创历史新高,12月下旬安哥拉宣布退出OPEC+,表明OPEC+内部出现裂痕。三大机构预计2024年原油供给预测量较2023年原油供给分别增长121万桶/日、56万桶/ 日、126万桶/日。综合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将带动国际能源价格中枢下移, 但是供给面临多重扰动对能源价格形成底部支撑,下行幅度有限,预计2024年布伦特原油价格运行中枢为80美元/桶,较2023年下滑5美元/桶左右。

消费持续复苏推动核心CPI回升。2023年以来居民收入恢复快于经济增长, 前三季度居民名义收入和实际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5.9%,比名义GDP增速和实际GDP增速分别高0.7个、1.4个百分点,居民收入持续修复。同时,居民消费意愿明显回升,三季度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上升至69.8%,超过2019年疫情爆发前

同期,处于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经济持续恢复,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意愿回升将在2024年延续,或推动消费持续复苏和核心CPI回升。尤其是服务消费有望继续修复,从而推动服务类CPI回升。2023年1-11月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19.5%,明显好于社会消费品零售增速;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增长14.2%,快于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5.0个百分点。同时也要看到,房地产市场仍在筑底,预计房价短期仍将震荡,房租价格难有明显起色。汽车等大宗消费品供给仍处于高位,“价格战”贯穿2023年全年,2024年有可能仍将延续。综合判断,2024年核心CPI将小幅回升,预计全年涨幅在0.9%左右,较2023 年上升0.2个百分点。

预计食品对CPI的拉跌影响将减弱。食品中猪肉价格波动明显,是影响CPI 走势的重要变量。2023年11月CPI同比下降0.5%,其中猪肉价格带动CPI下滑0.6 个百分点,如果剔除猪肉影响,CPI仍为正增长。2023年生猪价格持续大幅回落, 养殖企业逐渐陷入亏损,能繁母猪产能持续去化,预计能繁母猪去产能至少持续至2024年上半年。随着能繁母猪存栏持续去化,根据出栏周期,2024年生猪供应将减少,但是考虑到能繁母猪产能仍高于4100万头的正常保有量叠加生产效率明显提升,因此2024年猪肉供给较为旺盛,价格或仍处于低位,全年反弹力度有限。上半年处于猪肉消费淡季,供给增加推动价格持续下行,随着下半年逐渐转入消费旺季,价格可能会小幅回升,整体呈现前低后高走势。同时,厄尔尼诺等极端天气也会短期冲击重要农产品供给,推升价格。

预计2024年CPI涨幅在0.7%左右,较2023年回升0.5个百分点,猪肉和原油价格对CPI的拉跌影响将减弱,核心CPI加升或推动CPI上行。其中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分别贡献-0.3个和1个百分点。受基数效应影响,一季度为全年低点, CPI于一季度转正以后温和上行,四季度达到全年高点。

(二)PPI运行中枢或将上移

全球经济下行压力拖累工业品需求。过去一段时期,为应对高通胀,全球主要经济体大幅加息,利率持续攀升。2023年美联储4次加息,累计加息100BP, 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升至5.5%,处于22年来高位。欧央行6次加息,累计加息200BP, 主要再融资利率、存款便利利率和边际贷款便利利率均处于历史较高水平。高利率给全球经济活动带来压力,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增长将放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将2024年全球经济增速下调0.1个百分点至2.9%,低于2022年的3.5%和2023年的3. 0%,同时远低于本世纪前20年3.8%的平均水平。同时,

全球经济分化明显,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2年的2.6%放缓至2023年的1.5%和2024年的1.4%。而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2023年和2024年的经济增速预计将小幅下降,从2022年的4.1%降至2023年和2024年的4.0%。

我国经济稳中向好。我国产业升级步伐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持续壮大,叠加工业企业利润状况将明显改善,推动制造业投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意愿稳步抬升将带动消费延续复苏态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提升。海外补库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需求持续释放,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较强竞争力将带动出口增速改善。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持续强化,积极的财政政策适度加力支撑经济回升,货币政策将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货币信贷政策支持,助力稳经济。2023年四季度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等国际机构纷纷上调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其中11月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2024年中国GDP增速预测值从10月的4.2%上调至4.6%,在主要经济体中处于前列。

美联储停止加息对工业品价格形成支撑。当前美联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已经处于高位。高利率使美国通胀水平明显下降,美联储关注的核心PCE从年初的4.9%回落至11月的3.2%,2024年美国通胀水平有望进一步下降,尽管未必能降到2%的通胀目标以下,但是经济增长放缓和失业率上升可能使美联储货币紧缩周期结束甚至开始降息。根据12月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货币政策会议纪要,FOMC委员对2024年的政策利率中位预期为4.6%,预示2024年降息75个基点。国际工业品金融属性较强,主要工业品以美元计价,美联储停止加息使得美元指数在2024年或有所下行,美元贬值对国际工业品价格形成支撑。

资源民族主义、极端天气、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将持续扰动工业品。全球对重要矿产资源的争夺加剧,资源民族主义持续蔓延,资源国限制资源出口、推进资源国有化、试图成立价格联盟等手段,将扰动金属矿产资源供给。针对重要金属矿产的贸易保护主义持续抬头,部分国家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保护主义手段,加剧全球金属矿产资源供需紊乱。同时,极端天气也在影响重要工业品供给。

预计旱季可能延长至2024年年中,因此将产生持续的影响。从地缘冲突角度看,乌克兰危机仍在持续,10月开始的新一轮巴以冲突持续的紧张局势加剧了冲突外溢风险,可能会影响全球航运和原油供给,12月末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收盘价格为1510元,较月初大幅上涨87.6%。

预计2024年全年PPI涨幅在0.2%左右,较2023年回升3.3个百分点,其中翘尾因素和新涨价因素分别贡献-1个和1.2个百分点。受基数效应影响,一季度涨幅为全年低点,此后PPI将逐季回升,全年走势呈“前低后高”特征。

三、政策建议

(一)宏观政策协同发力促进物价低位回升

加大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巩固和增加财政收入来源,适度增加央行净利润缴存比例,适度增加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发行规模,支持应对潜在外部冲击。针对传统增长动能,阶段性减免房地产的交易契税和增值税,降低土地增值税预缴税率。货币政策保持适度宽松。降低增量和存量社会融资成本,适度扩张人民银行资产负债表,尽快推出新一轮货币化棚改方案。千方百计做好促就业工作。发挥货币政策稳就业的带动作用,推出针对性的就业借贷工具,尤其是针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政策工具,落实好稳企业保就业各项金融政策措施。

(二)加强物价形势宣传和舆论引导

加快建立常态化的舆论引导机制,优化公众预期的统计和监测制度,通过开展宣传解读工作、向经营主体发放问卷调查、提升经营主体宏观经济知识素养、强化宏观经济管理部门与经营主体沟通和对话等措施,引导经营主体形成相对客观的预期。利用主要媒体和新媒介等形式,加强价格运行趋势宣传解读,强化政府与市场双向沟通与信息交流,释放正面信号,合理引导社会预期。深化与抖音、快手等主要短视频播放平台合作交流,加强提振市场预期的短视频创作,增加平台上的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成效宣传。加强言辞过激的公众号监管。

(三)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

强化重点民生商品价格监测与预警。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段,提高监测效率、拓宽数据来源,完善分析方式方法,以信息化提高价格形势分析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建立“菜篮子”信息平台,及时发布市场供需及价格信息,引导生产及市场预期。既要做好保供稳价,切实保障民生,又要避免“肉贱伤农”“菜贱伤农”,防止价格过度下跌加剧市场波动。加大重要民生商品保供力度。加大重要民生商品储备的规模,加强猪肉、米、油、耐储蔬菜等重要生活必需品储备力度,进而增强后期市场重要民生商品价格调控能力。探索多元化市场化储备模式,依托农民合作社、种菜大户等开展生产基地就地储备,通过公开招标等方式择优选择并依托农产品骨干生产流通企业承储。适时拓展粮食进口

来源,避免国际供应链过度集中。加强与粮食进口来源国的合作关系,维护运输通道安全稳定。

(四)着力做好促消费工作

大力创新消费场景。开展线上线下、城市乡村、商场小店等多种方式的专项活动,创新举办夜间促消费活动,营造开放、有序、高质量的消费环境,更好地满足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围绕特定人群促消费,培育妇女节、儿童节、教师节、重阳节等特定群体节日消费热点,支持各类线下实体和线上平台企业利用店庆、周年庆、网购节等重要时点开展优惠促销。营造良好旅游消费环境。实行景区门票优惠,引导消费跨界融合,鼓励各地发展红色旅游、乡村旅游和生态旅游,培育工业旅游、体育旅游、康养旅游等新业态,打造旅游休闲城市和街区。

党建引领构建“三环融合”城市治理“微生态” 南通市海门区海门街道基层治理调研报告

新华传媒智库调研组

(2024年1月12日)

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2023年7月5日至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时赋予江苏“四个新”的重大任务,其中明确江苏要“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与殷殷嘱托,是江苏致力推进基层治理创新、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巨大动力。其中,建立和完善党组织统一领导、政府依法履责、社会组织高效协同、群众广泛参与的治理格局与路径,构建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应成为江苏不负总书记嘱托的重要议题。

南通市海门区是张謇故里,是宜居之城。近年来,海门区以全国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工作试点为契机,重点实施党建引领城乡治理基层治理“基座工程”,统筹推进城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加强基层阵地建设和健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实践中形成了良好实效。海门街道作为海门区主城区,是该区党建引领城市治理创新探索的主战场。2020年,海门开发区与海门街道实行“区街分设”一体化运行,改革后的海门街道辖区范围扩大到195.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达42万,下辖3个办事处40个社区(筹备组)、27个村,涵盖整个主城区及周边农村,辖区面积与人口的扩大,带来民生事项呈几何级数增加,需要强化更有力、更有效的基层治理。基于此,海门街道紧扣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一核心主题,以“强基铸梁”的坚实姿态专啃基层治理的“硬骨头”,推动“红网格通通建”“双报到通通在”“红管家通通优”等“南通三通”创新做法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并从组织体系健全、治理形态重塑、基层权责强化、服务场景完善等多维度,启动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品牌建设“三大板块”重点治理工程,直面推进治理下沉“最后一公里”的结构性困境,涌现出以解放西路社区为代表的一批基层党建工作示范样板,探索形成了以“矛盾处置闭环、基层自治连环、上下联动循环”为核心特征的“三环融合”路径,通过“环环相扣”的治理深化改革与融合配套创新,展现出以党建引领不断构筑社区治理“微生态”的新可能。

实践成效篇始终以人民美好生活锚定治理改革方向

近年来,海门街道始终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不断深化基层治理改革的“导航标”,坚持将社区作为化解矛盾实现基层治理创新的基点,通过资源、能力、机制与体系的集成式配套改革,不断放大基层党建在治理链条延展中的链接、整合与带动作用,在社区层面实现了外部治理资源与内部治理需求的联动,构筑起多元主体各司其职、有效配合、系统集成的基层治理“微生态”,充分激发了基层活力与功能承载力,推动了社区从行政治理末端向治理下沉前端的有效转型。

以“矛盾处置闭环”聚焦基层治理“微循环”,不断强化问题导向的“主动应对”路径

海门街道以党建引领,坚持把提升群众获得感作为治理变革的衡量标准, 打通治理链条、破除治理壁垒,立足人民实际需求导向探索“矛盾处置闭环”,着力形成基层治理生态“微循环”,实现问题的有效甄别与有效处置。一是党建优先,实现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党组织覆盖。海门街道以“支部建在网格上”“党小组建到微网格中”“党员中心户亮在楼栋间”为抓手,健全“街道党工委—社区(村)党组织—网格党支部—微网格党小组—党员中心户”五级组织链条,7000余名党员用“铁肩膀”扛起治理“重担子”。同时,海门街道不断织密“红网格”组织体系,精准设置网格驿站,以金色维也纳、狮山新村、广和苑等6个“红网格”为示范点,串点成链,进一步活跃“一网格一支部”格局, 基本形成政治、自治、法治、德治和智治“五治”结合的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体系,群众满意度达到95%以上。与此同时,海门街道还在海门区委领导部署下, 启动党建引领“全龄友好型”社区建设,兼顾“全生命周期”、融合“全生活场景”、推进“全人群参与”,通过共建儿童“阳光港”、少年“成长港”、青年“活力港”、中年“睦邻港”、老年“颐养港”,让群众共享“功能友好”“设施友好”“生态友好”“人文友好”“治理友好”等场景,实现城市治理整体化、协同化、温情化。

二是服务创优,实现即时响应及时解决的新服务网络。街道社区、物业企业、业委会、居民代表等多方参与的联席会议和双“交叉”任职等制度100%建立完成,实现了“红管家通通优”。在此基础上,制定网格公共服务、自治服务、志愿服务“三张清单”,推行社区“代办”政务服务,实现线上“一网通办”、线下“一窗受理、一次办成”,不断深化“一网格一特色”建设,做优

基层便民服务,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为优服务强服务,海门街道还持续打造小区党支部,完善“家门口”党建,建立“五方”联席制度,有机联结驻区单位、物业服务企业、社会组织、非公组织等各领域党组织,组建“红色联盟”,“标靶”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堵点问题,由小区党支部牵头,引领物业、居民、党员骨干等同心合力绘好“安居图”。

以“基层自治连环”聚焦基层治理“微氛围”,不断优化信任导向的“以文化人”探索

海门街道注重党建引领的价值效应,探索形成多样性的文化活动,立足社会治理共同体打造“基层自治连环”,强化营造全民参与治理的“微氛围”,让社区居民通过日常互动积累信任,为治理下沉与协商议事等打下基础。一是聚焦“居民自组织”,不断拓展居民参与渠道。街道积极引导居民成立各类文化兴趣小组、阅读社团20余个,努力通过居民自组织,实现以文化人、润物无声。定期召开居民协商会、季度评议会和月度议事会,以议事协商常态化充分调动居民自治积极性,实现重大事务全面公开。同时街道高度重视以党建融入培育和谐氛围、形成合力机制,在基层社区深入开展“身边理事”系列活动,依托“服务中心—功能厅—小区党支部”三类阵地,推行“大家的事情商量着办”等议事模式,引导居民“商睦邻守则、议小区事务、评服务管理”,每年各社区(村)议定、办理民生实事不少于5件。积极推动基层党组织带动居民做好协商议事,让居民实现“了解—参与—协商—认同”的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升级。与之相适配,海门街道还加快构建“街道部门—服务中心—社区中心”社会组织联动孵化三级体系,引导社会组织服务居民、参与治理,不断实现参与渠道的畅通与规范。二是注重“思想强传播”,有效构建居民参与框架。一方面,以街道、村、社区、商圈党群服务中心为主阵地,组建理论名师、百姓名嘴、青年宣讲团等宣讲队伍,推动理论讲堂、道德讲堂、社科讲堂“三堂融合”进网格,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常态化开展“文明新风典型”评选,宣传先进、树好形象,引领社风民风向上向善。另一方面,强化村

(社区)书记带头人作用,形成和谐有序共治路径。街道实施“红动新干领航行动”,将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打造成“领头红雁”,立足全方位培育、多角度选评;以“晒”书记项目、“亮”工作实绩方式,高标准推进基层党组织书记年度党建项目,助力通过党小组包联、党员结对帮扶等方式提升治理服务水平。

以“上下联动循环”聚焦基层治理“微网链”,不断夯实需求导向的“协同联动”格局

海门街道以党建引领不断推动部门协同联动,以“人员延展”“事项合作” 等多种方式构建基层治理“微网链”,立足政府体系内部集成探索“上下联动循环”,不断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其一,横向延展党员群体,提升难点问题攻坚力度。街道优选800余名基层党员骨干当好红网格“带头人”, 把党员突击队、攻坚党支部建在老旧小区改造、重点项目、安全生产等现场一线,区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在职党员下沉网格、参与治理,持续开展“双报到通通在”活动,全年提供各类志愿服务210余项,特别是让流出党员能“回家归队”、就近服务。街道还推动驻点单位、社会组织等党的建设深度链接网格, 组建功能型党支部35个,组建新业态领域党组织1个。将共建共驻单位“活水”导入治理“责任田”,124家共建单位结对67个社区(村),做到力量下沉、资源下移、服务下倾,协调解决加装电梯、停车场改建等难题。其二,纵向延展网格权限,提升日常问题处置速度。推进“红网格通通建”,构建党建网格矩阵。按照300至500户划分一个网格、50至100户划分一个微网格,构建党建网格矩阵,共设置276个综合网格、33个专属网格,精细划分2190个微网格,将治理触角延伸到“神经末梢”。通过建设微网格、专属网格和综合网格,一是完善信息采报、事项转办、跟踪问效、闭环管理流程,建立部门联管机制,推动城管等多个部门入网进格,实现“网格吹哨、部门报到”,进一步调整微网格单元和宅上党小组单元,实现“一张网”划小治理单元。二是街道探索“群众点单、小区党支部派单、服务平台(党员)接单、活动评单”等服务模式,将群众需求建档入库,开展特色活动、提供特色服务,持续培育“红方印”党员志愿者服务品牌,建立党员志愿者“服务库”,定期开展面向特定群体的志愿服务,不断拓展基层治理边界范围。

经验启示篇实现基层有序治理与有效治理充分融合

从实践中可以看到,海门街道在已有基层治理创新中,充分利用基层党建的下沉扎根与全面带动效应,将问题导向与党建导向有效耦合,将治理能力提升与治理体系优化有效联动,初步实现了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有效探索,在政府有为基础之上实现对社区群众的组织、宣传、凝聚与服务,将主动靠前、闭环应对与共建共享作为关键措施,聚力打造治理共同体,激发社区参与最大公约数,积累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的有益经验。

着眼“有效下沉”做好基础题,切实“蹲好苗”

基层社区治理应当聚焦以“主动下沉”的姿态不断畅通和规范群众的需求表达、利益协调与权益保障渠道,最终以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评价基层治理成效的最大权重。基于此,海门街道将进一步放大党建在城乡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作为工作重点进行多样探索,例如街道辖区内的三南村就着眼乡村基层治理的实际需求,落细落实全市创新实施的畅通民情、代理民事、恳谈民议、帮扶民困“四民工作法”,从而做到不断拓宽基层党组织联系服务群众渠道、有效延伸党员干部基层治理和服务群众平台、强化保障农村群众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和参与权、着力提高农村群众安全感和获得感。在具体实践中,三南村建立了包含组织体系、村情民情、重点人员、帮扶联系等元素的民情地图,涵盖“人、房、地、事、情、组织”六大要素,全面推行“民情夜访”,把群众的所想、所盼、所急、所需记录进“工作日志”。同时建立便民、助民、育民、悦民四大类服务清单,为群众提供“点对点”精准服务,建立党群议事“半月谈”制度,将议事程序细化到“六个步骤”和“五个必议”。通过对每一个支部和每一个党员的有效发动,不断凝聚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合力,让“四民工作法”在农村迸发强大生命力。

事实上,海门街道多项党建创新机制的实施,其目的就是要着力实现对基层民意多样化诉求需求的扎口收集、及时反馈与有效解决,从而在社区层面打破多部门服务群众的时间、空间、地域和职责限制,促使政府体系内部的多样治理队伍和力量能够以党组织与党员实现集成下沉。以“面对面”的形式直面基层矛盾,以“肩并肩”的姿态应对基层困难,以“心连心”的姿态探索基层方案。在这一过程中,基层村(社区)干部的“铁脚板”至关重要,只有基层干部真正能够做到对民情民意民生的深度嵌入,才能真正在每个村(社区)干部心中形成“民情观”、手中掌握“民情账”、脑中谋划“民情图”,从而将治理政策、担当责任与服务感情一体带入基层社区,让每一个党员都尽量成为问题反馈的“前哨站”,从“大民意”中梳理提炼出“主矛盾”,在集中研判与精准分析的基础之上,实现对可能性矛盾的预防疏解和前瞻性治理思路,最终让社区成为矛盾解决的“终点站”。

着重“闭环治理”攻克重难题,切实“修好枝”

基层社区治理应当聚焦强化“技术治理”优化路径,不断打破部门与部门、部门与属地、属地与属地之间存在的结构性障碍,以多种机制创新推动针对实

际问题的集成治理与联合应对,着力形成针对基层结构性难题的“闭环治理”。只有形成了多部门联动的闭环机制与治理路径,才能真正将政府行为的政策语境与基层矛盾的需求语境有效对接,真正推动“问题倒逼”下的治理改革创新。例如针对商圈治理业态复杂、权责不清、需求多样等特殊问题,海门街道推动商圈党建创新,成立商圈联合党委,专门设立海门街道商圈党群服务中心,划分为“四区两厅一驿站”,形成集党性教育、政策咨询、商圈议事、便民利民等服务于一体的红色阵地。在此基础上,以商圈为中心划分四个党建网格,打破区域类别限制,构建“社区+商圈+驻地单位+商户”党建联盟,从组织、发展、服务、治理四个维度打造层层递进的共同体架构体系。有效搭建商户与职能部门的沟通桥梁,与商务、市场监管等区级职能部门对接,组织“政策服务团”,探索形成“商户点单、组织派单、部门接单”“部门联动进商圈,政务服务零距离”等服务模式,直面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实际困难,通过常态化联合服务活动,以面对面解惑、到店服务等形式,为商户解决经营、用工等热点问题,为商圈经济发展“保驾护航”,最终以党建赋能、聚力汇智、资源联动、干群联心推动商圈形成“组织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服务共同体”与“治理共同体”。同时,为打造最优营商环境,海门街道线上线下全天候实体化运行企业服务中心,设立企业服务专员,形成办理闭环,目前已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诉求200多个。

事实上,对于江苏基层治理而言,问题矛盾“老大难”的特征较为突出, 跨部门与跨区域的联动成为治理改革深化的必要议题,因此必须要以“闭环处理”真正落实集成应对的基层探索。基于有效下沉,首先从社区民众中提取凝练问题,在明确问题导向的基础之上,以多种手段(例如12345热线等)推动相关职能部门形成工作协同,最终在属地与部门的联动下真正解决问题,提升居民满意度,而这其中,闭环能否形成的关键就在于发起与结束的标准与考核机制。通过形成闭环,一方面可以推动政府内部的治理优化,倒逼部门协同不断压实,避免跨部门问题的“地盘战”弊端,提升政府在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效用;另一方面则可以真正取信于民,让政府通过“啃硬骨头”的治理提效增能不断解决风险隐患与结构矛盾,从而增强基层政府的凝聚号召力,不断提升社区居民对社区工作的认可度。

着力“上下联动”解决应用题,切实“施好肥”

基层社区治理应当聚焦以“上下联动”推动共建共治共享,切实统筹好“发

展更好为了人民”与“发展更好依靠人民”的关系,充分激发社区居民治理参与的有效性与有序性。在这个过程中,基层社区党委要实现服务导向前置,以居民切实需求的回应推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有效嵌入,从而带动居民针对自身利益相关事宜积极展开参与,形成政府技术治理与居民自治探索的良性互动。例如街道光华路社区就以大党委战略引领、志愿服务、结对共建、社区管理和文化和谐为落点,通过“五束光”的党建品牌抓手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在实践中,光华路社区着眼组织引领之光、志愿弘爱之光、社企共融之光、智慧管理之光、文化和谐之光,围绕组织架构、支部党会、主题党日等展开创新,陆续形成了张建伟环保志愿者工作站、夕阳红志愿者协会、离退休干部支部、守护童心联盟、巧妇姊妹团、老年健身队等系列载体和创新方案,实现了对全年龄段居民需求的有效覆盖,更充分发挥了对群众参与的再组织作用。同时,光华路社区还将智慧管理模式融入社区管理,网格员各司其职,网格化管理精细有质。在网格化管理过程中突出党的领导、以民为本、统筹协调、服务管理四大原则,把强化党建引领作为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根本路径,健全网格体系、整合各方资源、增强治理功能,形成了与居民参与治理的有效呼应。在此基础之上,社区党总支积极联合自然资源局、区人大、税务局、机关幼儿园光华分园、实验学校等多家单位,建成红色党建联盟,激活运行机制,提升基层组织力,从阵地建设、设施更新、环境整治、活动服务、资源对接等多领域着手,打造了儿童快乐家园、图书室、体育健身室等一系列活动场所,切实提升了社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伴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深化发展,利益结构多元化也愈发明显。基层政府应当不断深化党建创新,协调处理好“社会韧性”与“行政刚性”的互动关系。一方面不断夯实基层党组织,鼓励基层干部以及党员担当作为,尤其是要强化社区书记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性与作用力,形成基层居民自我管理与协商议事过程中的向心力与非正式权威;另一方面,要推动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动员解决政府职责边界外的治理事项,切实为基层减负,让社区干部有更多时间精力向下服务群众,着力在群众中增强熟悉感与信任度。

深化发展篇深刻领会切实践行社会治理新提升要求

海门街道在探索中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实践经验,而面对江苏“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上实现新提升”的新要求与新使命,对标对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治理相关论述的精髓要义,海门

街道还需要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中继续深化,多措并举,最大限度把矛盾纠纷防范在源头、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强化推进矛盾纠纷一站式接收、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真正做到基层即前哨、发现即解决。这就要求海门街道扎实推进“人民本位”,既做到“扛重任”与“抓难点”,又做到“广动员”与“细治理”,不断强化居民获得感,提升其参与度。

着眼体系健全,强化基层治理创新的系统布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海门街道要继续通过大基层、强联动、沉治理等特色工作不断发挥基层治理工作“凝聚人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探索以“基层民心夯实”与“基层矛盾调解”为重点画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同心圆。一方面,要多措并举推进基层社区公共服务的供给侧改革,打通解决群众问题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是“最后一米”。由相关部门与专业机构合作,着力培育枢纽型社会组织,以项目发包等形式借助专业社会组织力量,推动政府角色从服务供给方向专业监督方的有效转变。另一方面,要持续强化基层党建“堡垒攻坚”的巨大优势,提升红色物业服务能力。深化创新“区域党建联盟”“党小组”“红色物业”等工作机制,通过政策讲解、热点回应等形式定期与社区民众交流,同时探索社区书记“传帮带”等机制,更好发挥“基层带头人”作用,强化党建的组织功能、教育功能与引领功能。

着眼数字治理,形成需求精准预判的前瞻应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健全大数据辅助科学决策和社会治理的机制, 推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实现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海门街道数字治理要着力做到“主动靠前”,实现相关工作从风险预防向需求满足的有效转变,推动政府决策不仅要提前于风险隐患之前,更要提前于群众需求之前。基于此,要以数字治理为核心进行治理能力提升与治理体系优化,尤其要以电子政务、大数据融合(数据多跑,人少跑)、智慧城市(数字治理的数智化)等为重点提升治理决策的科学化、精准化与高效化,加快智慧治理设施建设,提升治理数据赋能,充分发挥12345民生政务服务热线等民意沟通渠道的信息中轴作用,推动社区网格等基层单元的科技应用创新,强化从“接诉即办”走向“未诉先办”乃至前瞻预判,依靠大数据收集与研判从“个性问题”中提炼“共性需求”,做到精准治理。

着眼平战结合,提升基层风险防控的工作能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严密防范系统性安全风险”。在这个过程中,要充分意识到目前我们遇到的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而风险综合体一旦形成,会形成“浪涌现象”,对社会秩序造成巨大冲击,因此必须从基层着眼,力争把风险化解在源头,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基于此,海门街道要加强“基层应急能力”体系强化,科学制定“常态—应急”状态转换的体系流程,基于辖区人数、人口密度与配套资源等,重点针对应急处置启动过程中涉及到的流程细节,在组织领导、政策保障、物资供给、技术支持、部门联动、责任划分等环节给出“标准界定”并予以宣传说明,以此提升公众参与应急管理的自觉意识。同时要在制度体系与流程环节明确的基础上,推进常态化的应急演练机制,根据街道自身应急管理可能出现的领域、场景、问题与障碍,定期进行跨部门的实战应急演练,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流程、制度与行动预案。

2. 甘肃省交通运输发展基本情况

截止2021年,甘肃全省公路网总里程达15.7万公里,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6706公里,贯通14个市州政府驻地;全省100%的乡镇实现沥青(水泥)路贯通和通客车目标。全省铁路营业里程4679.9公里,全省建有1个通用机场,9个干支线机场,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跨入全国“千万级”旅客吞吐量机场行列。全省内河航道通航里程约为911公里,约占通航里程的50%。

随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和交通强国目标的深入推进,对照高质量发展、建设人民满意交通等要求,甘肃省交通运输需求扩大和有效供给不足的困难和问题仍然突出,交通运输发展依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存在,基于充分走访调研,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3. 甘肃省交通运输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分析

3.1 不充分问题

3.1.1 规模结构方面

(2) 基础设施网络有效连通不足

2021年,甘肃省公路网里程仅占全国公路网总里程528万公里的3.0%,其中高速(一级)公路通车里程为6706公里。各市州内的县区规划以普通国省道连接,但一些省道是由之前的县乡道组成,路况与通行条件欠佳,技术等级不匹配,快速性、便捷性不足。铁路营业里程仅占全国铁路网总里程的3.1%,综合

运输方式优势不明显。民航干支线机场达9个,只有1个张掖丹霞通用机场。内河水运受客观条件限制,运输服务能力不足[1-2]。

(3) 路网密度相对偏低

全省公路网规模适中,配置欠佳,中部地区路网密度偏低,兰州、天水、庆阳、嘉峪关等市的公路网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地位不匹配。全省铁路网密度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机场密度与全国平均水平也存在差距。

(4) 等级结构不尽合理

技术等级方面,甘肃等级公路(四级及以上)里程较全国平均水平比重低, 高等级公路比重也偏低。行政等级方面,按照国家公路网规划,甘肃部分等级较低的县、乡、村道升级为普通国省道,导致全省国省公路平均技术水平降低。

3.1.1 布局衔接方面

(2) 运输枢纽布局建设系统衔接性不强

大部分铁路客运站在建设过程中未能与既有公路客运站及城市公交枢纽站合理衔接,造成旅客出行和换乘距离相对较远,换乘时间长。

(3) 重要节点路段通行能力有限

随经济发展加快,普通国道部分路段交通流量激增,城市出入口路段拥堵严重。以兰州市为例,主城区干线公路相对密集且凌乱,城市出入口通行能力参差,最终造成城区交通拥堵。

(4) 干线公路网络化程度不高

全省14个市州政府驻地虽已实现高速公路连通,但不同等级瓶颈路段仍存在,高速公路网络化、规模化效益未能充分体现。

3.1.1 融合发展方面

(2) 协同融合旅游产业发展滞后

甘肃省旅游资源丰富,但景点分散,游客对交通设施依赖程度很高,目前旅游交通网络体系仍待完善,出行服务品质有待提升。

(3) 信息技术应用水平不高

目前,甘肃省已打造了多个交通运输信息化平台,但距离满足智慧交通仍存在一定差距。一是多部门、跨行业的信息化协同和资源共享不足;二是基于大数据、移动终端等新技术应用不足;三是交通公共信息服务内容、服务渠道和服务方式单一;四是交通安全监测数据采集不全面;五是交通地理信息系统图层资源不能满足专项业务和公共信息多元化服务需求。

(4) 新业态发展支撑不足

兰新高铁、宝兰高铁、兰渝铁路建成,对公路中长途客运产生巨大冲击, 传统出租车行业也面临着网约车等新业态的冲击[3]。共享单车有效解决了群众出行的“最后一公里”,但同时存在运营混乱、缺乏监管等问题,需要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城市慢行系统的规划建设。

3.1.1 保障能力方面

(2) 建设和养护资金供给能力有限

一是公路建设资金需求与供给存在很大差距。全省公路项目建设主要依靠车购税补助筹集资本金,剩余的资金缺口则通过多渠道融资筹集,筹集难度大、实际到位率低的状况延续至今。

二是公路养护维修资金缺口加剧。近年,全省公路养护资金主要通过燃油税返还资金解决,但甘肃公路收费总额较小,返还比例低,重要国省干线公路和高速公路难以开展预防性养护和正常维护。

三是规划项目缺乏资金保障。与邻省相比,甘肃省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保持高位运行。面对经济实力弱、发展基础差的现状,联系微信32311699,规划投资目标任务的项目融资和资金保障成为难题。

(3) 安全保障设施尚不完善

甘肃自然灾害分布范围广且多发,对部分普通干线公路、农村公路、场站等交通基础设施造成毁坏,存在安保设施不完善、线型较差、抗灾能力差等问题。

(4) 生态环保刚性约束增强

甘肃省作为“西北乃至全国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地质地貌、气候类型复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低,交通建设后备土地资源有限,环境资源与交通发展相互制约。

3.1 不平衡问题

3.1.1 区域发展方面

(2) 市州间路网发展不均衡

受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分布等因素影响,甘肃公路网络总体呈现东密西疏的特点。市域内的大部分普通国省道与主城区道路共线,分流疏解过境交通能力弱;河西片区高级路面公路比重较低。

(3) 农村公路通达深度不均衡

一是新建农村公路路网布局结构单一。围绕建制村就近连接国省道或县乡道,以实现通畅为目标,覆盖的自然村数量少,支撑产业、旅游等开发能力有限。

二是群众对交通通行条件期盼值高。部分交通工程建设标准就低取用,设计使用寿命短,安全隐患大,不能满足群众出行意愿。

三是各市州、县区财政困难,养护资金筹集不到位,部分公路无法及时养护维修,乡镇农村公路管理所设立不满足养护需求,专业队伍与设备缺乏。

四是农村客运和物流发展落后。受多因素制约,农村客运班线难以正常运行。交通与电商贸易、邮政快递等融合欠佳,支撑农村产业发展的综合作用未发挥。

3.1.1 运输结构方面

(2) 客运市场变革创新乏力

随着中西部地区高速铁路网的建设完善,公路客运客源流失,传统经营模式受到替代出行方式和新业态冲击。运输方式之间规划分离,换乘衔接不畅,仍需客运行业多部门协同调整长期发展观念。

(3) 货运面临结构性调整

甘肃大部分市州属于资源输出型城市,受政策因素、市场竞争、铁路路网完善的影响,目前公路货运市场呈低迷状态。以多式联运等为代表的现代运输方式发展缓慢,物流标准化程度低,效率难以提高。

(4) 运输市场缺乏有效支持

甘肃省道路运输市场结构零散,物流基础设施建设不足、功能单一,物流业态发展滞后,不适应当前经济发展需求。运输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完善,影响市场资源科学配置和高效流通。

4. 对策措施和建议

4.1 全面加快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4.1.1 实施存量资源良好维护战略

对重点交通项目加大既有设施预防性养护维修,优化存量资源配置,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有效提升衔接和服务能力。研究制定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探索普通公路特长隧道和特大桥梁征收通行费弥补养护资金短缺问题。

4.1.2 努力扩大优质增量供给

积极争取中央车购税补助资金和省级一般债券与专项债券支持,合理把控

优质规模增量,打通瓶颈断头路,着力完善出边、出海、省内经济通道,拓展综合运输通道网络连通功能。河西地区,统筹考虑与邻近省区市之间多通道互联互通的问题。中东南部地区,加快省级高速公路建设,解决重点中心城市交通拥堵和路网布局与等级结构不合理问题。

综合考虑人口、经济、资金筹措、资源环境承载等因素,稳步推进具备条件的县区实现高速公路连通,及普通国道提级改造。严格按照建设管理事权和责任,稳步推进省级高速(一级)、普通省道、旅游公路、农村公路建设,尽力完善路网结构布局。

4.1.3 努力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加快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实施撤并建制村通硬化路工程、农村公路危桥改造工程、农村客运站建设工程等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补齐农村交通运输发展短板。

建立农村公路管理“四个体系”。组织保障体系方面,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省、市、县、乡镇、村五级责任;资金保障体系方面,构建农村公路管养资金投入体系;技术指导体系方面,加快完善农村公路技术标准,选派专业技术干部作为技术指导;绩效考核体系方面,建立以路况、大中修里程、养护资金、机构能力建设等为主的绩效考评机制。

推进农村养护实现“四化”。规范化方面,加快建立适合甘肃特点的养护管理制度体系;专业化方面,努力打造专业化的养护管理人才队伍;机械化方面,大力推广成熟的养护工程施工工艺和施工设备;市场化方面,鼓励经济发展、市场成熟的地区逐步推行养护工程市场化。

4.2 有效提升综合交通运输服务水平一是加强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建设。

按照客运“零距离换乘”和货运“无缝隙衔接”的目标,重点打造一批开放式、立体化的综合客运枢纽和建设一批具备多式联运功能以及线上线下结合、干支衔接的综合货运枢纽。通过公铁联运,发挥公路运输“点对点”“门到门”的优势,打通运输服务最后“一公里”。通过“空铁联运”,实现地面交通网与空中交通网的速度互补、经济互补、客源互补、线路互补。

二是打造一批功能完备的交通物流枢纽节点体系。

优化交通枢纽与物流节点空间布局,充分发挥河西走廊运输通道优势,推进以兰白为核心的大兰州区域物流中心建设。完善物流基础网络建设,形成服

务全国、面向“一带一路”的物流集散中心和枢纽带。

加快多式联运设施建设,构建能力匹配的集疏运通道,尽快打通连接枢纽的最后“一公里”。鼓励城市充分利用骨干道路,分时段、分路段实施城市物流配送,有效减少货物装卸、转运、换装次数。加快完善县级物流中心、乡镇农村配送站、农村货运网点三级农村流通服务体系。

培育龙头企业,推动货运物流集约化规模化发展。依托龙头物流企业,打造上有生产厂家、中连运输团队、下接市场的现代物流商贸联盟。运输装备更新、物流企业进驻等方面给予政策支持,推动企业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物流业务搭建服务平台,使甘肃省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的物流组织中心。

三是推动服务模式创新,推广先进的物流组织模式。鼓励物流企业调整经营结构,积极优化运输组织方式,创新运营模式,达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运输效率、降低车辆空驶率等效果。积极组织开展城市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工程,重点建设城市分拨中心、共同配送中心和末端配送点三级物流服务网络体系,形成干线运输与城市配送有效衔接、末端配送覆盖较高的服务业态。

四是加强交旅融合、推动路域经济发展。

努力改善公路运营条件,积极在公路服务区打造房车自驾车驿站等新型旅游公共服务载体,推动道路客运和新型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规划建设一批“司机之家”,为过往货运车辆驾驶员提供多样化服务。

4.3 统筹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协同应用一是建设交通信息港。

整合运输信息资源,向社会和企业开放客货运输服务性数据,加快构建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运输服务信息资源格局,实现信息服务“一点通”、公众出行“一卡通”、服务监督“一号通”、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不断提升交通运输运行效率和服务质量。

二是打造两个平台。

加快构建智慧高速公路综合管理平台。积极试点“无感支付”收费新技术, 提高收费站通行效率。积极推广“绿色通道”智慧化管理系统,提高“绿通”车辆查验准确率。构建“一体化”智慧高速综合管理平台,为路网运行监测、交通组织与控制、交通综合信息服务、安全与紧急救援、联网收费与稽查、隧道管理等6大领域提供数据支撑和分析研判。

加快构建智慧公路建设养护管理平台。依托GIS地理信息系统、GPS/北斗卫

星定位、移动4G、5G通信技术,开发建设智能化公路日常养护管理系统,提高公路运行监测和应急反应能力。

三是积极构建面向交通运输产业的区块链网络。

充分结合互联网、物联网等传统网络技术,借助区块链技术多中心化和安全可信、智能合约等特性,有效连接涉及交通运输产业发展的政府、企业等行业主体,车辆,船舶等运输装备,道路、场站等基础设施,助力交通运输产业的全面发展。

4.4 着力增强交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是促进交通和相关产业联动发展。

与旅游产业融合方面,依托高速铁路、城际铁路、民航、高等级公路,支持建设满足旅游体验的旅游“慢游”交通网络。打造新型交通驿站。

二是大力推进绿色交通发展。

打造低碳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积极促进铁路、公路、水路、民航和城市交通等不同交通方式之间的高效组织和顺畅衔接。加快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在交通领域的推广应用,推进运输结构调整,做好公转铁、公转水工作,建立以公共交通为主体,多种交通出行方式相互补充、协调运转的城市客运体系。

三是有力推动平安交通建设。

强化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健全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加强监督检查。开展消防安全、电气火灾、危险化学品综合治理专项行动,加快交通应急装备物资储备中心和应急保障体系建设,加强桥梁隧道等重要设施和“两客一危”车辆动态监控。

四是着力推动行业高质量高品质发展。

建立以“六体系、一平台”为核心的甘肃省公路建设项目管理体系,即项目管理组织体系、项目管理流程体系、项目管理制度体系、项目管理责任体系、项目信息公开体系、项目监督评价问责体系、项目管理信息平台等。强化法制交通建设。加强交通运输文化体系建设。

4.5 不断拓宽交通建设项目融资渠道一是盘活存量资产。

积极探索现有政府还贷公路转为经营性公路的筹融资方式,研究将规划建设的普通公路中独立隧道和特大桥梁按收费项目实施,鼓励采用资产证券化等新模式盘活存量资产。

二是积极鼓励市州探索融资模式。

鼓励市州积极探索,通过政府专项债券盘活公路沿线土地、矿产、旅游、砂石料等资源。鼓励市州政府将旅游资源与公路项目总体开发,打捆实施,融资解决旅游公路缺口资金的问题。

三是建立交通发展基金(资金池)。

研究利用省级财政性资金建立资金池,重点解决经营性公路项目资本金的问题,努力为交通建设项目提供资金保障。

四是加快运作农村公路建养模式。

通过项目整合打包方式招标,实施全省乡镇、建制村“畅返不畅”整治工程。引导县级政府将省级财政拨付的车购税、燃油税补助资金等,以及道路沿线土地、旅游等资源开发权注入地方市场化运营公司,由市场化运营公司与省属国企进行合作开发运营。

5. 小结

交通兴,百业兴。新时代下,甘肃省交通运输行业需要准确把握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建设“交通强国”的新要求,客观认识交通运输发展存在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需求导向,努力建设人民满意交通,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交通运输需要,有力支撑甘肃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

冯思军、温志强

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将“两个至上”(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三管三必须”(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等重要论述写进新《安全生产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对于防汛减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作出了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强调“把重大风险隐患当成事故来对待”,切实加强安全风险识别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着力从根本上消除事故隐患、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推动安全生产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3 年4月底,国务院安委会印发了《全国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2023行动总体方案》(以下简称专项行动),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围绕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改质量、切实提升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能力水平,以最严格措施、最严谨作风、最严肃问责狠抓落实,坚决扭转重特大事故多发的被动局面。结合专项行动,防汛隐患排查也紧锣密鼓的深入开展起来。防汛工作历来有汛前、汛中、汛后隐患排查整治部署的惯例,强调“汛期不过、检查不停、整改不止”,最大程度将防汛工作中涉及的责任落实、预警预报、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水利工程、防汛制度体系、防汛队伍建设、抢险物资等各方面的风险隐患及时排查出来,及时整治,消除隐患,实现防汛安全。“十八大”以来,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有了明显提升,专项行动中防汛隐患排查工作结合安全生产检查开展的也更全面深入,但也始终存在“查不出来,改不到位”的问题。正确认识问题的存在,有效破解,能使各级防汛工作部署有效落实,确保防汛安全大局。

2.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特点

2.1 高位推动,全面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每年都要对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做出重要批示指示,明确要求坚持问题导向、结果导向,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将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贯穿到水旱灾害防御全过程。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水利部都会多次专门部署水旱灾害防御工作,无论是从整体部署还是专门针对水库安全度汛、山洪灾害防御、

蓄滞洪区调度运用、强降雨的防范、应急抢险,都会提出具体明确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政府和防总都会就落实好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做出系列部署,开展各层级的督查检查;各级“一把手”亲自开展“四不两直”(即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陪同接待,直奔基层、直插现场)检查,严厉问责,层层压实责任,将防汛隐患排查整治的压力传导至最末端,将隐患最大程度识别消除,落实“两个根本”,确保防汛安全。

2.2 目标明确,重点突出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和水利部均要求,防汛隐患排查紧盯薄弱环节和关键部位,重点对防汛责任落实情况;对病险水利工程、水库大坝、溢洪道、放空设施、堤防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等关键部位及害堤动物区域加大排查;对山洪风险区,重点排查泥石流易发地的河段桥梁涵洞,还要对自动雨水情监测站点、预警设施设备、重点山洪沟视频监测点位、监测预警平台等重点环节开展排查;对蓄滞洪区,重点排查影响分洪的障碍物和严重污染源,对转移人口、危化品企业数量、重点单位和部位等底数摸排、财产登记编制、撤退路线及各项预案编制和应急演练等开展排查。2023年还重点对“锣长制”“吹哨人”的责任落实加大检查力度;对防汛物资储备情况,在险工险段、重点点位的预置前置物资的数量、品种及统筹调拨使用能力加大检查力度。

2.3 与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形成合力,全面排查整治防汛隐患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是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体系下的一部分,但是比较专业有其工作的自身特点。将防汛隐患排查和安全生产工作的综合监督检查、日常监督检查和专项监督检查结合起来,形成合力,做到统筹部署,同频共振。从全面完善安全生产体系,认真履行“三管三必须”全面压实各级防汛责任。通过健全落实水利安全生产风险查找、研判、预警、防范、处置和责任“六项机制”,推进水利安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管,着力防控重大安全风险,做到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确保了水利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确保了防汛形势总体安全可控。

2.4 自查自纠,督导帮扶

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单位,尤其是各级水利管理单位均依法依规开展汛前隐患大排查,建立台账,将一般问题立整立改,重大问题编制整治方案,明确整治时限和责任人,确保汛期安全。各级防汛检查组在督导检查过程中就发现的隐患问题逐一反馈相关部门,督促整改,对难以立整立改的给予指导。客

观上,已实现督促各级政府部门和生产经营单位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增强风险管控责任意识的整体氛围;形成了防汛风险预控、关口前移,分级管控、分类处置,源头防范、系统治理;有力提升了风险管控能力。

3.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成效

3.1 隐患排查常态化工作机制已建立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总体上已改变了过去运动式方式,自上而下建立起常态化的隐患排查工作机制和模式,防汛安全责任意识有了很大提高。一是坚持安全底线思维,防汛隐患排查责任自觉意识已形成。各级水利部门党员干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提升安全生产理论水平;重视强化各级领导干部的安全观教育培训,通过深入开展水利“安全生产月”活动,包括“一把手”谈安全生产、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六项机制”网络答题、应急演练评选展示以及举办全国水利安全生产知识网络竞赛等,以及通过强化岗位安全教育培训、案例分析、隐患判定标准清单指南学习等方式,不断提升了广大干部职工岗位安全意识和防范隐患能力。二是水利安全责任体系已建立筑牢。各级水利部门按照“一岗双责”“三管三必须”要求,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特别是对防汛隐患排查工作深入开展监督、指导、检查,确保防汛安全责任落实。三是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六项机制”得到深化落实。按照水利部下发的《构建水利安全生产风险管控“六项机制”的实施意见》和工作指导手册,流域机构和省级水利部门均细化编制了实施方案,把全力推动各层级水利部门建立起风险管控“六项机制”作为安全生产主线,结合实际工作,深入开展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深入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不断深化水利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通过提升全员安全生产意识,不断强化各级安全管理责任,持续深入推进“六项机制”构建,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常态化机制得到建立,发现隐患问题的强烈意愿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有力提升。

3.2 隐患排查险情处置成为防洪实战胜利的关键

在防御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过程中,扎实做好防汛隐患排查对降低洪涝灾害影响起到了重要作用。此次海河流域性特大洪水,流域平均降雨量155.3mm,降水总量494亿m3,为1963年以来最强降雨。过程累计降雨量大清河、子牙河仅次于“63.8”洪水,永定河次于“63.8”和2021年“7.21”洪水,北三河仅次于2021年“7.21”洪水。海河流域2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8条河流发生有实测水文资料以来的最大洪水,流域内8个蓄滞洪区相继启用,防洪形

势严峻。为有力抗击洪水,京津冀组织22万余人次上堤巡查,及时处置各类堤防水库险情131处,海河流域实现了水库无一垮坝、重要堤防无一决口,未发生群死群伤事件,最大程度保障了人民生命安全。天津市日均出动巡查人员5500 余人次,巡查6200余千米,对大清河、子牙河、永定河、潮白河、北运河、蓟运河水系及东淀蓄滞洪区、永定河泛区的围堤等开展拉网式巡堤查险,及时排查发现了东淀蓄滞洪区河北省境内滩里分洪口隔淀堤决口重大险情。共发现险情74处,其中渗水40处、管涌29处、其他问题5处,正是由于坚持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巡查,天津市境内茁头排干作为第二道防线,昼夜排查中多次发现渗水、管涌等险情,得到及时处置,确保了境内行洪河道堤防和蓄滞洪区围堤安全。

3.3 加强部委指导是基层提升隐患排查效率的有力措施

应对极端天气影响,国家防总和水利部提前部署,基层部门及时开展防汛隐患自查,同时各流域机构和省市水利部门主动开展督导帮扶。珠江水利委员会及相关省市水利部门在应对2023年登陆广东的第9号最强台风“苏拉”及台风“海葵”过程中,紧盯防汛风险隐患,全面梳理台风影响区域内的山洪灾害易发区、中小水库、病险水库和在建工程清单,指导基层部门做好隐患排查、巡查防守、应急抢险、受威胁区群众转移避险和安全管控等措施,并派出工作组加强督促指导,促进基层有效发现并解决隐患问题,有力应对了强台风袭击。淮河水利委员会协调相关省市水利部门对山洪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度汛等防御措施进行再检视、再细化、再落实,突出抓好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松辽委在应对2023年东北地区严峻汛情时, 在已经部署隐患排查工作并派出工作组的基础上,再次增派6个暗访督查组重点对强降雨范围内的中小型水库和病险水库进行全面排查,将风险隐患降到最低。基层在防汛隐患排查中得到了水利部和流域机构工作组的指导帮助,工作主动性进一步增强,发现问题的能力明显提升,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扎实有效,有力抵御了洪水威胁,人民生命安全得到保障。

3.4 工作创新是提升隐患排查发现和解决问题能力的有力保证

普遍采取常态化巡查与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检查方式,“领导+专家”督导检查方式,以及“互联网+”模式利用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展防汛隐患排查。例如, 对河道、堤防、水库大坝除了采用轮班倒24小时不间断拉网式开展堤防巡查外, 各地也积极利用科技手段对堤防隐患风险开展探测,利用监测设备仪器等发现堤防、大坝隐患,效率效果明显提升。海河水利委员会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强

化“查、认、改、罚”闭环管理,督促各地举一反三,从严从实从快抓好问题整改,在认真总结历年山洪灾害防御监督检查工作情况基础上,提炼典型经验,查找存在问题,统筹制定工作方案,落实责任分工,细化工作要求,编印指导手册,开展专项培训,规范检查流程,确保了监督检查工作规范高效实施并高质量完成。天津市防指开展由“局级领导督导+专家检查+地方防办跟进整改” 的市级检查组督导抽查提升防汛隐患问题识别和整治力度。河南省许昌市实施“党政督导+专家检查+纪检监察+媒体监督”的“四位一体”工作模式,对重点时段、重点地区、重点企业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情况进行抽查检查,助力专项行动向纵深推进。福建省南平市汛前制定印发《汛前防汛问题隐患排查整治闭环管理工作机制》,包含了工作要求、排查责任、整改落实、规范管理、责任追究等5个方面,所涉及的防汛类问题隐患划分为22大类;在责任追究方面,除了对有关单位或部门因防汛隐患排整改工作不到位与造成灾害损失进行通报外,还纳入对干部提任考核依据,促使了各地各部门提升工作管理水平。

3.5 “吹哨人”制度建立典型示范作用巨大

据应急管理部通报,2023年9月26日22时许,重庆市奉节县长安土家族乡九里社区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在强降雨天气夜巡时,发现长九路附近山体有较大裂缝、有零星碎石崩落,因及时报告,有关部门紧急转移疏散5户24人,成功避免了重大人员伤亡。9月27日8时20分,长九路五指峰最外侧石柱垮塌滚落至九盘河河道,发生大规模崩塌,造成长安乡进出主干道长九路交通中断,堵塞三分之一河道。事后勘察发现崩塌区海拔高差200-600米,初步判定为特高危、特大型山体崩塌。该信息报送员因成功“吹哨”避险山体崩塌灾害,这是一起根据微小落石裂缝迹象成功避险大型山体崩塌的典型案例。在防汛隐患排查工作中各地也建立了“吹哨人”制度,在防洪期间对水工建筑物安全问题、蓄滞洪区启用前向群众预警、紧急转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防御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过程中,天津市动员了市、区、街镇和村级“锣长” “吹哨人”10858人下沉一线、加强防范,筑牢防汛抗洪隐患排查抢险救援责任堤坝。

4.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存在问题与分析

4.1 缺乏权威实用的防汛隐患排查工作行业规范

防汛隐患排查工作相关要求主要散见于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和水利部下发的各类文件,尚无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的规范性行业文本。2008年,国家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实施了《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总局分别于2019年、2023年出台了其行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管理办法,内容包括总则、安全风险分级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监督管理和附则,主要明确了风险分级管控要求、规定了隐患排查治理要求、强调了监督管理要求等。应急管理部于2019年印发了化工园区和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导则,规范了行业隐患排查治理相关工作。水利部于2021年底印发了《水利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山东省等有关省、市出台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办法;天津市安委会印发了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工作方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开展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通知等等。总体上,这些办法类、通知类、方案类文件内容仍很宏观,指导性强但不够细化具体,缺乏规范的可操作性,离基层落实层面还有相当差距。水利部监督司编制了系列监督检查指导手册,包含行业监督工作指导意见、规定、办法,以及涵盖水行政主管部门质量监督履职、山洪灾害监测预警、水库防洪调度、汛限水位、水闸工程安全运行、地方工程险工险段安全运行、水利工程建设安全生产、水利资金、农村供水、小水库安全运行和水利工程建设质量与安全等方面的监督检查指导手册。但是,以上各种监督检查手册,主要适用于水利部组织的专项监督检查,地方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检查仅参照执行,且内容与防汛隐患排查工作特点有一定差异。

多年防汛检查实践发现,各地很多基层水利部门乃至各级督导检查组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和督导检查工作方式多样,内容不一,要求不同,非常容易流于形式。有的仅仅根据上级部门文件简单的抄拟一个检查通知或方案,随便拼凑几支检查队伍就开展自查或检查工作。队伍人员五花八门,基本没有经过业务培训,素质参差不齐;检查内容、方式、路线、点位甚至常年不变,而填报表格一时一变,没有规矩;隐患排查结果往往是零问题零报告,有些甚至连正规报告都提交不上来。而不同层级的检查组开展的隐患排查督导抽查检查工作也形式多样,检查内容随意性很大,甚至连要求提交的自查、整改和督查报告提纲变来变去,增加了各级工作负担,隐患排查效果并不理想。

经调研,目前北京市应急管理局正在组织编制《防汛隐患排查治理规范》系列地方标准,涉及水利工程、山洪地质灾害、城镇内涝、旅游景区、市政基础设施、城镇房屋和在建工程等7个地方性工作规范。这是个很有益的工作探索, 将国家防总、各部委指导性文件规范落地,值得借鉴。

4.2 防汛隐患问题判定缺乏可操作的分级分类标准

2021年,水利部办公厅印发了水利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清单指南,分别针对建设项目和运行管理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列出清单,分别包括4 类20项和8类20项,作为指导性清单远远不能涵盖实际情况。未能结合本地区水利工程实际细化出可操作更规范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详单。缺乏对重大事故隐患判定细则标准,导致防汛隐患排查发现的很多问题都无法客观分级判定。比如,某地某大型水闸配电室,屋顶和墙壁严重渗漏,工作人员解释说因缺乏维修经费,这些年一下大雨,屋里就是水帘洞,而配电室内有10kV高压电柜和380V/220V低压柜,地下布设有电缆。对此,水利部《水利工程运行管理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清单指南》不涉及此问题,专家根据现场问询管理员安全操作知识情况,结合配电室安全管理有关操作规范判定为重大隐患,但是部分管理者不认为这是问题,基层管理单位更不愿接受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再比如,某地某中型泵站,多座水泵严重锈蚀、密封环失效漏水严重,地下操作层积水严重且没有有效排水设施。同样,专家判定为重大隐患,但是如仅仅根据指南清单,水泵运行管理重大事故隐患判定项只有“泵站综合评定为三类、四类,未采取有效管控措施”这一条,是否意味着其他情况均可判定为一般隐患问题?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出台细化可操作的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详单能够有效帮助基层工作者和专家判定防汛隐患,提升排查整治效果。

经调研,贵州省应急管理厅于2022年编制印发了《贵州省防洪安全隐患判定标准手册》,对主要的不同类型水利工程、渣库、城市防洪工程、山洪工程等重大隐患细化了判定标准,其内容图文并茂,通俗易懂,非常方便基层各级部门使用。

4.3 基层自查隐患问题“查不出来,改不到位”有困惑

一是基层防汛隐患排查“查不出问题”现象严重。很多基层防汛隐患自查甚至不同级别的检查组抽查都查不出问题,零问题零报告现象很多,有的仅是拼凑几个简单问题报告;有的新建隐患台账列的都是往年存在的相类似问题;在已销号问题点位,专家组检查还会发现很多隐患问题,有些甚至是重大隐患。二是对解决起来有难度的问题“绕道走”。基层普遍存在因缺乏水利工程设施维修养护经费,导致常年购置不了易损件和备品备件,这一“老大难”问题;某些发挥重要区域功能的水利工程设施,年久失修急需更新改造,但因财政困难得不到及时重建最终彻底停用等问题。在基层隐患自查时往往不会提出,各

级抽查、督导检查过程中也会有意识规避。三是隐患问题“改不到位”现象始终存在。基层有些已经整改过的隐患问题,“回头看”还会发现新问题。

主要原因,一是责任主体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安全意识淡漠。二是防汛隐患排查缺乏执法保障。三是基层隐患问题排查整治缺乏“举一反三”精神。四是部分基层仍没有树立正确的安全观和政绩观。

4.4 防汛隐患排查不是“少数人”的任务

由于基层排查隐患总会存在“查不出”和“捂着盖着”问题,为及时发现隐患各级政府、防办和管理部门组建专家组开展检查,探索“专家查隐患,部门搞监督、基层做整改”的路径。从理论和实践上看,专家检查,属于外部检查,不可能查完全部隐患。因为,风险和隐患始终是动态变化的,此刻安全不代表下一刻不发生事故。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是一场“人民战争”而不是“少数人”的任务。专家的作用是辅助性的,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是提升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质量的关键。

5. 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建议

5.1 尽快组织编制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规范、防汛重大隐患问题判定标准详单和简明手册

一是组织编制出台防汛隐患排查整治规范文本,作为行业标准指导全国各地部门规范的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工作,解决当前各地防汛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形式和内容随意性大、效果不佳的问题。二是组织编制水利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详单,或省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清单指南结合本地区实际编制适合各自地区的判定详单,将实用管用的判定标准尽早落地。三是编制防汛隐患排查整治简明手册。将有关政策要求、相关职责、隐患排查工作规范和重大隐患问题判定标准编制在一起,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易于宣传培训,更方便广大一线员工参与隐患排查,进一步提升防汛隐患排查效率效果。

5.2 加强执法,紧盯安全第一责任人这个“关键少数”

要牢牢盯住安全第一责任人,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不力导致重大隐患依然存在的,依法对水利安全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实行“一案双罚”。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促使各水利安全生产经营单位真正建立双重预防机制,是安全生产领域也是防汛隐患排查整治的重点和关键。

5.3 问责与激励并重,变被动式隐患排查整治为主动

对于漠视防汛安全的行为要严厉打击问责,对于排查发现的短期难以完成

整改的防汛重大事故隐患,应进行评估,如经制定应急处置措施可以确保汛期安全并积极消除隐患的,有关部门应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监管部门有责任主动作为提供整改帮扶。对自查隐患问题准确全面及整改质量较高的,监管部门应大张旗鼓予以肯定并正向激励。良性的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机制能够促使水利安全生产经营单位主动真查真改,推动“全员参与”隐患排查,真正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局面。

5.4 重视防汛隐患整治实施效果,多杀一个“回马枪”

督促各级监管部门重视防汛隐患排查整治效果,防止排查整治流于形式, 采取“回头看”,杀一个“回马枪”,能有力推动解决隐患问题和次生问题,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效果确保专项行动见实效,确保防汛安全大局。

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 以安徽和县为例

陈倩燮

一、和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基本情况

和县地处皖东,濒临长江,县域面积1319平方公里,人口54万,享有“中国蔬菜之乡、历史文化名城、滨江产业新城、生态休闲胜地”等美誉。现辖7个镇83个村(农村社区),农户9.8万户,农村人口35.8万人。

(一)实施“倍增”工程

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出成效、三年抓提升”的目标,深入推进“培强扶优消薄”工程,推动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每年跨越一个新台阶,实现连年倍增。

2018年,全县83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548万元,“薄弱村”52个(其中“空壳村”41个),50万元以上“经济强村”1个。

2019年,全县83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1164.2万元,全面消除5万元以下“薄弱村”,50万元以上“经济强村”上升至6个。

2020年,全县83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1832.7万元,全面消除10万元以下村,50万元以上“经济强村”上升至13个。

2021年,全县83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预计2949万元,全面消除20万元以下村,50万元以上“经济强村”约占40%,其中100万元以上村达到3个。

2022年,力争全面消除40万元以下村,50万元以上“经济强村”约占60%, 其中100万元以上村约占10%。年经营性收入30万元以下村在和县已经全面消除,年经营性收入40万以下村仅剩个别,50万元以上“经济强村”占比75.9%,其中100万元村17个。

(二)实施“领航”工程

狠抓产业发展,积极探索“园区+企业+村集体”的合作模式,重点打造“1+1+N”村级集体经济产业园区,即:依托县经济开发区建立1个“村级集体经济合作园区”,依托县台创园建立1个“村级集体经济孵化园区”,在各镇建立N个“村级集体经济产业示范园”。“领航”工程内的优秀村集体经济,例如乌江镇石山村,着力发展水果业,通过特色产业连点成线,打造集体经济示范带,跨地域吸收郑蒲岗新区闲散劳动力,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三)实施“头雁”工程

强化党建引领,着力选育一支“双好双强”(思想政治素质好、道德品行好、带富能力强、协调能力强)的村“两委”干部队伍,建强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主心骨”。一是深入“研”。深入开展村“两委”班子分析研判,调整发展能力不强村党组织书记4人。二是广泛“选”。拓宽村干部来源渠道, 新物色14名“懂经营、善管理”的本土人才作为村级后备干部跟踪培养。三是精心“育”。实施村干部素质提升行动,近年来,以和县党校为教学点,参与省委组织部“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组织八百多名村干部参加学历教育提升。举办多期针对村干部培训,尤其2023年全国村党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视频培训班和县分课堂,县领导重视并引导讨论,将集体经济发展作为培训重要内容, 县委常委参加分组讨论全过程。四是规范“管”。开展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整顿,抓实村“两委”干部职级管理考核,开展村级非生产性开支村务卡结算制度试点工作,对集体经济项目实施进行全程监管。五是注重“激”。落实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绩效考核奖惩办法,推动了优秀村党组织书记挂任镇党委委员,激励了村干部主动性。

二、和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主要做法

(一)建立了“1+3”帮扶机制

构建“县委统一领导,组织、财政、农业农村等部门统筹协调、职能部门合力推动、镇村具体落实”的工作格局,结合贯彻落实县党员负责同志“包乡走村入户”常态化机制,健全完善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1+3”包联制度(即: 每个村由1名县负责人联系、1名镇党政班子成员包保和1个县直单位结对帮扶), 通过定期帮扶指导,帮助解决难题。确保相关制度能够一条一条得到落实,保障计划的稳步推进,同样也可以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落地落实。

(二)建立了调度推进机制

县集体经济办建立“一月一督查、一月一调度、一月一通报”调度机制, 及时发现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推动工作有效落实。同时,对市县重点扶持项目落实专人负责,列出项目清单、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加强工作指导和一线调度,确保发展项目尽快落地生效。

(三)建立了奖惩激励机制

出台《和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绩效考核奖惩办法》,县财政每年列支100万元设立绩效奖励资金,按“目标奖”和“进位奖”对发展集体经济成效显著的村干部进行物质奖励,同时强化政治激励,激发村干部发展内生动力,

近几年,和县频频参加各种村干部大比武,在村集体发展上进行多赛道尝试, 在种植、加工等方面均有所突破。

(四)建立了资源整合机制

统筹用好现有各项涉农财政支持政策,将政府投资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乡村基础设施等项目,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结合起来,并整合扶贫等涉农资金,用于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自2019年以来,共整合扶贫专项资金5960万元, 用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同时,组织县直相关部门结合自身职能,在资金、项目、技术上给予村级支持,如县自然资源规划局帮助鸡笼山村劳务公司争取了总额为15万元的林场清杂工程,可为村集体增加约8万元收益;县农业农村局组建7个县级技术专家指导组,与“金菜地”在内的101家新型经营主体结成帮扶对子,定期进行产业发展指导和技术服务。

(五)建立了风险防控机制

修订和完善了《和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资金管理细则》(试行),出台《和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项目绩效考评办法》(试行),对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资金来源、分配使用、拨付流程、监督管理、绩效评价等方面作出了规范化的要求,防范资金风险。加强对项目编制和申报工作的指导和把关,组织力量集中开展项目可行性论证和风险评估,防范市场风险。推行财务公开,开展村级非生产性开支村务卡结算制度试点工作,防范廉洁风险。

三、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基层创新实践

(一)“借鸡下蛋”——发挥“强企引领”作用

按照“支部引领、以企带村、以村托企”的发展思路,发挥县内安徽林海园林绿化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华安食品有限公司、安徽天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等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在技术、资源、信息、市场、运营方面的优势,通过“村企联营”等方式,带动村集体稳定增收,实现企业发展、产业做大、集体增收和群众致富的有机统一。

(二)“抱团取暖”——实行“村村联合”发展

发挥资金集聚效应,改变村级“单兵作战”情况,通过以强带弱、村村联合、整镇推进等方式,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发展项目,实现抱团发展。2019年, 县级联合29 个村投入780万元与县经济开发区合作,成立“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合作园区”,通过购置标准化厂房出租,确保村集体保底收益8%,既控制村级投资风险,同时缓解园区融资和用工压力。善厚镇联合5个村投入170万元兴建

龙虾交易市场,为村集体增收的同时,也带动地方特色产业发展。

(三)“无中生有”——探索“劳务公司”模式

针对部分无资产资源可以利用的情况,以石杨镇花园村为试点,探索成立村集体占主导、党员群众入股参与的村级劳务公司,镇内10万元以下、不需要招投标且无资质要求的镇财政或村自建工程项目,在符合政策前提下优先由村公司承接,既增加村集体收入,又有效化解基层矛盾,推动群众家门口就业。2020年,全县有51家村级劳务公司规范运行,共为村集体创收约383万元。

(四)“一村一品”——坚持“特色产业”带动

聚焦增强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将发展产业作为首要任务,重点扶持枣林白芨和大王粉丝、皂角“稻虾米”、等一批产业项目,大力培育具有和县特色的“土字号”“乡字号”农产品品牌。发展龙虾养殖产业方面,善厚镇积极争取6000多亩“金稻鱼”扶持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增收30 余万元;同时,联合5个村投入资金170万元建立龙虾交易市场,每年既为村集体增加收入40余万元,也带动龙虾养殖产业发展。善厚镇皂角村还利用稻田养虾中稻米生态环保、口感好等优势,注册“稻虾米”商标,由村集体统一购种,以高出市场价与养殖户进行订单收购,再由村集体统一加工成优质大米出售,每年村集体可增收30余万元。

(五)“筑巢引凤”——强化“能人带动”效应

广泛吸引农村经济能人、致富能手参与集体经济发展,达到“引进一人、带动一片、致富一方”的效果。通过对村集体现有资产资源予以改造改建,以“党组织+合作社+致富能人+农户”模式,吸引能人大户参与实施38个集体经济项目,每年为村集体增收120万余元(如善厚早林村引进党员致富能手江厚祥共同种植白芨中药材、万元村引进党员王兴家发展白茶种植基地等)。以村级组织活动场所为主阵地,依托“三会一课”“远程电教平台”等载体,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分层次、有计划地对致富能人进行技术培训。

(六)“腾笼换鸟”——开展“合同清理”行动

针对一些村资产、资源利用率不高的问题,组织开展集体经济合同清理专项行动,重点清查低价合同(明显低于周边同类资产资源市场价格)、长期合同(特别是20年以上)、不规范合同以及群众反映强烈、显失公平的合同。全县累计排查集体经济合同322份,清理出超过20年承租期的合同71份、租金欠缴合同18份、合同缺失22份,追缴租金57.02万元。同时,从制度层面入手,县级

出台文件,进一步规范农村集体资源资产发包和经济合同受理程序。在疫情防控期间走访乌江镇时,了解到卜陈村盘活“增减挂”闲置土地49.6亩用作建材堆场,年增加收益约60万元;石杨镇绰庙社区利用老村部改造厂房出租,年收益25万余元。

(七)“以钱生钱”——做好“资本运营”文章

组织开展村级账户资金摸排,对一些集体经济强村或通过土地“增减挂” 村级账户有一定闲置资金的村,通过入股县经济开发区“合作园区”等方式进行盘活,目前,全县已盘活14个村闲置资金580万元,每年为村集体增收约47.6万元。

(八)“保值增值”——发展“物业租赁”经济

针对城郊、镇区和有可用建设用地的村,通过易地兴建、联村共建等方式, 建设标准化厂房、专业市场、商铺门面等物业项目,使村集体获得长期而稳定的租金收益,同时相关资产能够做到保值增值。

(九)“以文促旅”——发展“庙会”经济

每年“三月三”,恰逢传统庙会举办。四乡八镇甚至外省香客来绰庙聚会, 登插花山进香,祈福、求子,形成了绰庙三月三庙会,逐步演变为农副产品的集市贸易。2015年7月,“三月三虞姬庙会”入选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绰庙社区每年庙会都精心筹划,2022年办庙会村集体收入高达114万元。2023年庙会在融入“龙虾美食”“户外音乐”元素的情况下,成功举办,在对外免费的情况下,摊贩流水收入高达三百万元。

四、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总体上看,和县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成效不断显现,但也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可利用资源少

由于历史原因,和县原由村集体拥有的荒山、林地、河流塘库等资源,大都划分至村民组或自然村,且随着大量人员外出务工,群众发展集体经济的意愿不够强,导致村集体可利用资源少,制约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少数村虽有一定集体资产,但由于地势偏远,交通不便,导致开发利用价值不大。同时,有的村为降低风险,将集体资产简单处理,一次性收取承包费或出让费,导致集体资源利用率偏低。

(二)专业人才缺乏

受市场经济影响,很多年富力强、懂经济、有头脑、有闯劲的人纷纷外出务工或创业,导致农村“在家”的人员中,“能人”占比不高,缺乏“懂经营、会管理”的领头人。同时,一些村“两委”干部受限于文化程度不高、年龄偏大等因素,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思路不清、办法不多,带领发展能力有限,无法充分满足新时期村集体经济的全新发展需要。

(三)内生动力不足

少数村干部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思想上还存在顾虑,担心搞砸了会新增债务,受到埋怨甚至追责。少数村干部思想认识上还有偏差,认为当前村级事务繁杂,“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或主观认为发展集体经济是村书记一个人的事情,“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投入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时间和精力不够。

(四)项目带动乏力

目前,村集体经济收入来源主要依靠集体资产资源发包租赁,渠道相对单一;在已实施的一些项目中,对上级政策扶持依赖性大,市场竞争力较弱。另外,少数村在项目谋划论证及后期落地运营方面,没有与村情实际紧密结合,导致资金使用效益不高,存在一定风险。也就导致没有挖掘出一个特色化发展道路,无法起到治标又治本的作用。

(五)机制还需健全

在推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少数县直部门责任意识不够强,支持力度不够,仅靠组织部门等几家单位部门“冲锋陷阵”,难以形成有效工作合力。同时,一些县级部门受政策制定权限制约,如土地、金融、税费等一些具体配套落实措施,还不够明确。

五、推动扶持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建议措施

(一)提高项目建设质量

项目是发展集体经济的载体。推动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提高集体经济项目质量。一是抓好项目谋划。好的项目必须经过充分的调研和可行性论证,要加强对集体经济项目谋划的指导,充分做好项目分析、点评、论证和完善,有效提升项目品质。二是抓好项目实施。对已经确定的项目,加强调度推进,推动项目早开工、早建设、早投产、早达效,确保扶持项目全部顺利落地见效。三是抓好项目验收。严把项目评估验收关,围绕村级集体经济运行机制构建、资金使用、投资收益、群众评价等方面进行评估验收,将实施内容脱离财政资金使用范畴,建设内容不清的项目,督促镇村及时整改,确保项目按期

按要求完成。

(二)提升产业发展水平

产业是发展集体经济的基础。村级集体经济缺少产业支撑,很难做大做强。一是坚持因地制宜。要根据各镇村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宜游则游,着重发展特色种养业以及乡村旅游、休闲农业、健康养老、电子商务等新产业新业态。二是用活资产资源。把闲置的办公楼、校舍、仓库等资产资源通过规定程序移交给镇村经营管理,增加村集体收入;进一步盘点现有资产资源,重点清理不合法、不公平、不规范的集体经济合同,切实增强村级资产资源利用率。三是培强市场主体。积极探索“党支部+公司+农户”等模式,扶持一批龙头企业、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做大做强,为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四是整合全域旅游。若能串联起和县整体县域旅游,打造“蔬菜节”+“庙会”+“温泉休闲”套票制的“大庙会套餐”,这样既能解决本地村集体收入,又能吸引周边城市,如南京市居民,既不想远游又能离开居住地放松休闲的休养需求。

(三)强化人才队伍建设

人才是发展集体经济的支撑。当前,农村紧缺懂经营、会管理的人才队伍, 我们要破解制约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人才短板。一是加强招才引智。要加大人才培育、引进政策激励和支持力度,探索推行集体经济发展职业经理人制度,积极引导一批有商海闯荡经历、经营头脑、学识远见的青年人才返乡创业,参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如这次将村“两委”干部、后备干部以及农村新型经营主体从业人员纳入“骏马”工程申请奖补范围。二是培养本土人才。加大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农村产业发展带头人培育力度,通过学历教育、专题培训、考察学习、挂职锻炼等方式,不断提升农村党员干部经营管理能力。三是推动人才下乡。通过持续选派科技特派员,建立健全“专家顾问团”“导师帮带团”制度,探索组建乡村产业发展服务团,积极与科研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服务。

(四)建立健全配套机制

推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建立健全一套行之有效的配套机制。一是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建立健全基于农村集体资产所有权的收益分配机制,努力构建村集体、新型经营主体、村干部、集体经济经营管理者、集体经济成员的利益共同体,引导各方面共同参与集体经济发展、共享集体经济

发展成果。二是健全完善股份合作机制。积极引进培育市场经营主体,引导金融服务下乡,探索完善股份合作、村企联建、委托经营等合作模式,形成企业与村集体产业链上优势互补、分工合作、共同发展的格局。三是健全完善风险防控机制。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有效防范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市场、资金等方面风险。引导金融保险机构开发适合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保险产品,有序扩大特色农业保险范围,提高村集体风险抵御防范能力。

(五)强化政策扶持保障

政策是发展集体经济的保障。切实将《和县扶持壮大村集体经济发展十条措施》这一政策,发挥为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保驾护航作用。首先,是大力宣传政策。及时梳理有关政策汇编成册,加大政策宣传力度,提升政策宣传广度、深度和精准度,破解基层干部群众、市场主体等对政策“了解不全、理解不透、用不充分”的问题。其次,是认真落实政策。加强各镇各部门之间沟通协作力度,简化相关流程,把好事办好,让政策尽快落实、落地、落细,真正打出政策“组合拳”,织密村集体经济发展“保障网”。

六、结语

综上所述,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已经成为一项重点研究内容与任务,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关键地位。村级集体经济到底如何发展,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是需要靠实践、探索。要坚持项目拉动、产业带动、人才撬动、市场驱动、政策促动,从实际出发,把思路理清,把路子搞对,才会不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由之路。

钢铁企业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实践探索 以河钢集团邯钢公司为例

张腾姣

一、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背景与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竞争。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技能选手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佳绩作出重要指示: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当前,钢铁行业的高技能人才总体数量、人才组成结构、人才综合素质还不能完全满足钢铁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新时代背景下,钢铁企业加快构建技艺精湛、保障有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尤为重要。

二、强化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路径

河钢集团邯钢公司(以下简称邯钢公司)是河钢集团的核心企业,是国家重要的优质板材和优特钢生产基地。近年来,邯钢公司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认真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大力调结构、转方式、拓市场、塑品牌,实现了整体装备大型化、智能化、现代化,产品结构精品化、绿色化、品牌化,客户结构高端化、专业化、国际化。为加快企业高质量发展步伐,邯钢公司高度重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不断创新管理机制,提升能力素质,努力打造一支技艺精湛、保障有力的高技能人才队伍。

2. 强化顶层设计,引领机制创新

邯钢公司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健全完善高技能人才管理机制,夯实高技能人才管理的制度基础。

一是健全高技能人才管理制度,搭建培养平台。不断健全完善《操作技能人才管理办法》,从高技能人才使用、评价、激励等方面加强高技能人才管理,为高技能人才实现价值、建功产线搭建平台,为优秀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夯实基础。

二是畅通高技能人才晋升通道,拓展发展空间。创建高技能人才晋升通道, 与管理人才晋升通道、技术人才晋升通道一起形成“纵向贯通、横向互通”的

人才晋升体系。在高技能人才晋升通道中共设置6个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一级操作技能专家、二级操作技能专家、特级技师、高级技师、技师和助理技师。同时,优秀的高技能人才还可以在管理人才晋升通道和技术业务人才晋升通道间无缝转换,实现螺旋式晋升。

三是加大高技能人才培养投入,夯实条件保障。建成机电一体化、钢铁冶金仿真、金属轧制仿真等实训基地,以及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公司级技能大师工作室、网上练兵中心等职工创新基地,配备软硬件150余台套、VR实景仿真设备,为技能人才培养提供精良实训装备。分3级、5类、56个专业建立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为主的内训师队伍,进一步壮大教育培训力量,同时每年为高技能人才培育提供资金保障。

四是突出关键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成长支持。实施重点人才培育工程, 通过明确培养目标,制定培育方案,分领域、分工种、分层次提供培育支持。为培育对象选配优秀指导老师,提供导师辅导;鼓励进修学历学位,兑现学历进修奖励;提供交流培养支持,定期参加国家、省各类高层次培训,促进综合能力快速提升。2021年,邯钢公司启动新“1531”重点人才培育工程,计划利用3年时间,选拔3000名技能人才进行重点培养。

3. 强化培训培养,促进能力提升

邯钢公司坚持以技能人才培养为重点,健全“435”职工教育培训体系,推进熟练工向技能工、技术工转变。

一是坚持分级管理,强化标准培训。设立人力资源部和各厂培训领导小组两级管理组织,明确社会(赴外)、公司、厂、车间四级办班主体,保证培训工作层层有人管、处处有落实。结合各岗位素质要求,以职业能力建设为中心,按照依需定学、按需施教要求,完成1008个岗位资格培训标准化课程体系建设, 覆盖炼铁、炼钢、轧钢、电气、机械等关键操作岗位工种,实现了技能人才培训标准化、系统化,成为国内自主研发所有工种标准化培训课程体系的首家钢铁企业。

二是坚持结对带徒,促进技能传承。组织实施“以老带新、共同提升”的“结对子”“师徒帮带”活动,选聘全国技术能手等技能人才为“老师”,每年至少带出2名以上徒弟,形成了学知识有师傅传授、解难题有师傅指引的新型师带徒模式,新型师带徒结对1000余对,有力促进了技能人才的技能提升。

三是坚持校企联合,提升综合素质。充分利用河钢集团与重点高校战略合

作平台,借助高校优势教育资源,开展校企合作。选派技能专家参加“河钢工匠”清华大学研修;与东北大学、北京科技大学、武汉科技大学、华北理工大学联合开展学历进修;选送技能骨干到重庆科技学院、河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等院校进行技能提升培训,有效优化了技能人才的知识结构。

四是坚持练兵比武,实现以赛促学。坚持每年举办职业技能大赛和青工技能比武,通过岗位练兵、竞赛选拔、送外拓展、大赛历练等多元方式,提升技能水平。开发国内首个企业“网上练兵学习系统”,每年参与网上练兵的人数达到职工总数的85%以上。该学习的平台已广泛被兄弟企业和行业学习、借鉴,成功推广至中国机械冶金建材工会、山东莱钢等单位。

4. 强化使用褒奖,激发人才活力

邯钢公司紧紧围绕生产经营中心工作,通过开展主题竞赛、项目攻关、培训奖励、表彰先进,激励广大技能人才岗位建功。

一是开展主题竞赛,促进指标提升。聚焦高效生产、成本降低、效益提升等中心工作,以生产操作一线为重点,开展“对标一流再破冰、效率效益双提升”“创最佳业绩、做最好自己”等系列主题竞赛活动,激励广大技能人才立足岗位,提升指标。邯钢公司已有多项技经指标进入行业前三名,有效助力企业效益增长。

二是实施项目攻关,促进技术创新。充分发挥高端技能人才引领示范作用, 以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技术能手等高端技能人才为领办人,创建技能大师工作室,组建技改攻关团队。技改攻关团队重点围绕产线疑难问题,汇聚技能人才创新力量,开展技改革新,促进产线效能释放、效益增长。

三是实施培训奖励,激发成长动力。推行高技能人才教育培训量化考评机制,将参加培训学习情况、培训后技能提升情况和岗位业绩改善情况,与高技能人才个人薪酬增长、评先评优、岗位晋级挂钩,每年兑现培训提升奖励,真正从机制上引导技能人才从“要我学”向“我要学”转变。

四是表彰先进典型,营造良好氛围。邯钢公司每年召开科技大会,评选命名操作能手、先进操作法等;集中对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省突出贡献技师等荣誉称号的技能人才和在各类技能大赛中获奖的选手给予奖励。受表彰人才的事迹通过网站、报纸等媒体平台进行宣传报道,全面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使技能人才获得更多的归属感、荣誉感。

三、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成效

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邯钢公司操作技能人才队伍持续壮大,技能人才素质大幅提升,已拥有各类操作技能人才共计1.1万人,其中特级技师4人,高级技师660人,技师1404人;先后有8人荣获全国技术能手,17人荣获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38人荣获省部级技术能手。邯钢公司荣获“国家技能人才培养突出贡献奖”“全国企业职工教育培训先进单位”“河北省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单位”“钢铁行业教育培训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称号。

四、结束语

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钢铁企业的现实需要,大型钢铁企业要不断健全完善人才引进、培育、使用机制,深入推进新时代人才强企战略,打造技术升级阶段人才支撑高地,以一流的人才队伍创造一流的经营业绩,为推动钢铁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高职院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付亚蒙

1. 引言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邪气,纠治了许多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四大考验”“四种危险”仍将长期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遏制增量、清除存量的任务依然艰巨,管党治党一刻也不能放松。《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党组织在职业院校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牢牢把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将党建工作与学校事业发展同部署、同落实、同考评[1]。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育人环境是高职院校办学质量提升的前提,而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持之以恒正风肃纪,驰而不息反腐倡廉,正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的育人环境的基础。当前,全国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步调不一,本科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起步较早,成效显著,但高职院校的相关改革推进缓慢。面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如何更好地释放全面从严治党助推高职院校发展效能,与省委、省纪委监委继续深化高职院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密不可分,与高职院校党委、纪委创新举措,更好地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息息相关。笔者试基于纪检监察视域,就高职院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存在的问题及整治对策进行研究,以期有助于进一步修复净化高职院校政治生态。

2. 高职院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存在的问题

2.1 制度机制存在漏洞,廉政风险防控堤坝亟须筑牢

一是党委对纪检监察工作不够重视,组织建设亟须加强。当前,无论是普通高校,还是高职院校,重教学科研发展、轻纪检监察建设问题依然存在。个别高职院校党委纪委对监督执纪问责工作的支持力度不够,认为高校的主要任务就是人才培养和教学研究,推动纪检监察职能履行站位不高、热情不足。部分专职纪检监察干部受制于专业技术职务评审晋级条件,“一人多岗”问题突出,容易错把纪检监察工作当作“副业”。个别高职院校在二级院(部)设置兼职纪检监察员岗位,但是,对人员配备重视不足,其职能与纪检委员划分不清,容易陷入“谁都能管,谁都不愿管,谁都管不了”的窘境,甚至出现兼职

纪检监察员岗位“设而不用”,“摆花架子”问题。二是反腐倡廉制度体系存在盲区,很多方面还存在制度缝隙,存在“牛栏关猫”现象。其一,过于抽象笼统、弹性大的规定多,具体可操作的规定少。个别高职院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定性规定多、定量指标少,微信 323 1169 整理,不能充分做到具体到岗、具体到人、具体到事,针对性和指导性不强。其二,应急性、临时性的规定多,注重长效防控、强基固本的规定少。建章立制最怕做表面文章,脱离实际的生搬硬套注定无法扎牢“不能腐”的笼子,注定无法做到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其三,正面规范行为的规定多,违反规定的处置措施少。比如个别高职院校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精神方面,以会议传达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提出的一般性要求多,但是,对照党规党纪如何识别、查处、预防“一把手”和领导班子违纪违法问题,党内监督链条未形成闭环、落到实处,监督体制机制落地运转效能有待提升。

2.2 “四风”问题隐形变异,全面从严治党形势依然严峻

腐败问题和“四风”问题互为表里,腐败分子的严重违纪违法,往往从作风破纪开始[2]。在反腐倡廉高压态势下,“四风”问题穿上“隐身衣”、躲进“青纱帐”,发现难、定性难、查处难并存。分析近年来某省纪委监委通报的高校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例可知,部分高职院校“四风”问题隐形变异,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包括但不限于:一是“舌尖上”的歪风不时反弹。贪图享受、讲究排场陋习不改,吃喝“化整为零”,向企业伸手“要饭吃”,搞起“不吃公款吃老板”,变着法子“吃空函”。二是“车轮上”的腐败仍旧严重。将公费加油卡绑定私车,或者由单位公款报销开私车办私事产生的费用,公车私用“化公为私”、私车公养“化私为公”。三是假公务活动之名行利益输送之实。部分教师,特别是领导干部利用手中掌握的公共资源,打着调研考察、培训学习、团建活动等旗号,暗示、授意下级单位或者管理服务对象出钱资助,行公款旅游享乐之实。四是随意切公款蛋糕。采用违规合规混杂方式,打着五花八门的加班补助、绩效考核、评优表彰等旗号向干部职工滥发奖励性津贴、补贴。五是红包“化显为隐”。抱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侥幸心理,以讲课费、课题费、咨询费等名义收送礼品礼金,以电子红包、快递物流等手段“隔空送礼”,以及违规操办婚丧喜庆活动,以“礼尚往来”之名借机敛财,间接实现利益输送。

2.3 科研项目程序失范,滥用学术权利侵占科研经费

一是具有校级科研项目立项审批职能的部门繁多,职能分散,容易形成“小山头”、利益链。当前,高职院校具有立项审批职能的部门领导对科研项目的申报、评审、立项、结项甚至经费报销“自由裁量”的空间过大,个别党员干部秉持“胳膊肘向内拐”思维,对自己部门的职工和私交关系融洽的教师的课题申报“一路绿灯”,甚至成为“免检产品”。二是利用关联公司虚开发票套现。项目负责人或团队成员通过伪造未曾发生的科研活动签订虚假合同,私下联系相关公司开具发票,约定将套取的科研经费转到该利益关联公司账户,事后公司抽取一定比例的“提成”,将剩余资金通过银行转账、微信、支付宝或现金方式“回流”支付给项目负责人或者团队成员,这是套取科研经费最常用的方法。三是以虚列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等名目冒领科研经费。劳务费是指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的在校学生、访问学者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科研辅助人员等的费用,专家咨询费是指支付给项目研究过程中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3]。项目负责人或团队成员通过签订虚假的劳务合同,通过虚列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等名目的支出款项,再借用亲朋好友的身份冒领劳务酬金,虽然单笔金额较小,但是,后果同样不可小觑。

2.4 招标采购问题频发,利益观念扭曲导致以权谋私

一是通过肢解项目规避招标。《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四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4]。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变通执行”问题突出。个别领导干部为规避招标程序,故意把整体项目分解为若干小项目或者分阶段实施。比如,个别高职院校规定二级院(部)有自行采购权限,目的在于提高专项资金执行效率,但有的领导干部将其异化为规避招标的手段,

“大标小干”降规模、“大标缓办”分批次;有的让施工方先行施工,再搞公开招标手续,招标后又擅自变更合同内容。二是弄虚作假,为不法分子搭桥铺路。学校有关人员收受明显不符合招标条件的个别投标企业的贿赂,“默许”其在投标时挂靠资质,或者与招标单位、招标代理机构相互串通,通过设置不合理的投标条件,虚构豁免条件,排斥潜在投标企业[5];个别投标企业通过支付“陪标费”,让符合资质的单位参与投标,恶意串通抬高报价以达到中标的目的。三是滥用职权,为牟取私利铤而走险。有的领导干部在招标前与“内定”投标企业就投标实质性内容进行沟通,中标后再与其签订背离合同实

质性内容的协议;有的领导干部与招标代理机构、投标企业及施工监理进行利益输送,肆意插手招标投标、工程分包等工作,权钱交易现象时有发生。

2.5 选人用人情大于法,挫伤纪检工作者的实干热情,导致人浮于事 一是高校典型的熟人社会特征容易滋生“小山头”“小圈子”,个别党员

干部对上阳奉阴违,对下结党营私,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二是个别高职院校干部选拔机制有待完善,学校党委选拔干部时倾听民意不够充分或走过场、搞形式,干部选拔与平时的工作考核和长期的培养目标结合不够紧密,未能严格按照德能勤绩廉五项标准全面选拔优秀干部,更多的是享有推荐权、任免权的领导干部“拍脑袋”决策,任人唯亲、用人唯利,“人情大于天”的政治环境容易挫伤基层干部、教师的实干热情,使他们要么人浮于事,开始“躺平”,要么想方设法拉关系、进“圈子”,产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三是个别高职院校干部管理教育机械僵化,对选拔出的党员干部缺乏常态化、长效化、具体化的考核奖惩机制,现实中往往是“一选了之”,“能上不能下”,干得好坏无关紧要,只要不犯事、不出事,就可稳戴“乌纱帽”,从不担心被问责、被降级、被免职,“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用人导向难以贯彻,选人用人领域被搞得乌烟瘴气,真正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教职工却不被任用。

2.6 民主集中流于形式,领导干部官僚主义问题严重

一是党委领导核心作用发挥不够突出,贯彻落实民主集中制不到位。个别高职院校党委、二级院(部)党组织对党组织会议、党政联席会议议事决策范围和程序把握不准,执行民主集中制打折扣、搞变通,领导班子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亟须完善。部分党员干部对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阳奉阴违,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两张皮”问题严重,以党组织集体决策名义搞集体违规,领导班子个别成员把分管领域变成不受集体领导和监督的“私人领地”。二是“官本位”思想严重,唯我独尊,高高在上。受传统文化糟粕的毒害,个别党员干部升职晋级“一跃龙门”后就忘乎所以,“官老爷”做派逐渐滋生:有的不讲大局、不顾长远,急于出政绩、搞献媚,热衷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脱离实际的“政绩工程”;有的存在“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问题,带着情绪上班,为教师、学生办事缺乏耐心,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骄纵放荡。三是纪法意识淡薄,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部分党员干部把党中央三令五申的纪律规矩抛之脑后,对党性缺乏体认,对法治不够尊崇,滥用职权,大搞“特

殊”。部分党员干部在权力不断增大时迷失自我,在事业不断上升时德操失度, 在荣禄不断加身时违法违纪,最终坠入腐败的深渊。利欲熏心的思想孕育腐化堕落的行为,腐化堕落的行为加剧利欲熏心的思想,官僚主义思想的膨胀导致党员干部对违纪违法行为的性质和后果认识不清、“无知无畏”,进而律己不严、行为失范。

2.7 追责问责瞻前顾后,问题线索处置尺度宽松涣散

一是权力交织,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构成一张张关系网,办事基本凭借关系的生熟程度、感情深浅,利益关系错综复杂,容易导致“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对违法乱纪行为追责问责时出现“官官相护”现象,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致使纪委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时瞻前顾后、投鼠忌器,对日常违纪违规现象调查处置时抹不开情面,尺度宽松,追责处分更是轻描淡写。二是个别纪检监察干部“帮派圈子”思想严重,大打“好人牌”,把监督执纪工作当成拉关系、赚人情的手段,搞“团团伙伙”,问题线索自然是能不受理就不受理、能缓办就缓办、能不处分就不处分,案件办理的进度和成效完全取决于上级机关督办的决心和力度。三是个别纪检监察干部忘记入党誓词,背离入职初衷,以为踏进纪委就有了“保险柜”,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思想滋生膨胀,以言代法、以权压纪,甚至以权谋私,搞“灯下黑”。“欲正人,先正己,非心正不足以正其身,非身正不足以正其行”,纪检监察干部违法违纪,授人以柄,必然导致问题线索调查处置

“前怕狼,后怕虎”,调查者噤若寒蝉,被查者有恃无恐。四是个别纪检监察干部因为“不想升了”“升不上去了”就开始躺平,吃着纳税人的空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抱着“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的心理,遇事就只喊口号,一到实事就推诿扯皮,问题线索处置全看领导脸色,领导不催不动,催一下就办一点,追责问责自然宽松涣散。如果调查处置总做表面功夫,陷入一种意志消退、“未退先休”的精神状态,必然难以起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的综合效应,建设清廉高校更是如“镜中花、水中月”。

2.8 以案促改落而不实,廉政警示教育难以入脑入心

一是以案促改选取案例类型单一,部分高职院校只抓大案要案的警示教育、案后整改,忽视诸如“四风”问题、失职失责等微腐败、微违纪的典型案例。个别高职院校选取案例的行业跨度过大、处罚干部级别过高,未能立足教育领域,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的警示作用不力,未能达到精准点穴、触碰灵魂的效

果。二是纪委“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职能定位存在偏差,大包大揽以案促改工作,越俎代庖,以监督责任代替主体责任。个别高职院校党委、纪委对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监督责任认识不清、把握不准,审查调查部门和监督检查部门、主体责任单位和审查调查部门、主体责任单位和监督检查部门之间的工作未实现有效对接。三是与中心工作相比较,党建工作常易被边缘化,尤其在工作任务繁重时,党建工作极易被放到一边[6],这致使部分教师认为党建务虚,形式大于实效,参与以案促改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不高,特别是个别领导干部对“一岗双责”认识不清,重业务轻党建,错误地认为以案促改是“一把手”和纪委的职责,主动担负从严治党职责的意识不够强烈。四是个别领导干部、教师只注重对违纪违法干部的成长经历、干部履历和思想蜕变进行研析,未能科学区分案件类别、行业领域以及干部职级等情况,未能深刻剖析案件背后是否存在“两个责任”履行不到位问题,存在案后总结形式化、表面化问题。

3. 高职院校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问题的解决对策建议

3.1 健全工作体制机制,筑牢廉政风险防控堤坝

一是重视纪检监察职能作用的发挥,优化组织建设。其一,关于重教学科研发展、轻纪检监察建设问题。高职院校党委应充分认识到纪委协助党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参谋助手作用,健全纪检监察机构设置和改革办法,统一机构名称,明确职责权限,确定人员编制。制定实施纪委委员联系基层单位工作制度和参与监督执纪实施办法,完善纪委与组织、人事、财务、审计、基建、后勤及资产管理等部门联席协作机制,制度化常态化召开廉政风险防控联席会议,分析研判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存在的廉洁风险,发现问题后挂图作战、限期整改。其二,关于专职纪检监察干部“一人多岗”问题。可以探索建立符合高职院校纪委工作特征的、独立的职务发展机制。具体而言就是,专职纪检监察干部不再参与专业技术职务评审,而是按照事业单位管理岗位解决编制问题和提供职级晋升通道,并以不低于同等专业技术职务的工资待遇解决其经济上的后顾之忧。其三,关于对二级院(部)兼职纪检监察员岗位重视程度不足问题。一是纪委要健全兼职纪检监察员工作实施办法,加强教育培训,督促和指导各二级院(部)党组织明晰其与纪检委员的职能边界,同时加强激励约束制度建设,完善考核事项和程序,解决兼职纪检监察员岗位“设而不用”问题。二是注重打造反腐倡廉系统工程,健全办事程序和监管机制。加强内控制度建

设,严格执行“三重一大”和校务公开制度,全面推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风险清单同向发力,持续推进党委职能部门监督、财务审计监督,纪委专责监督和师生群众监督有机融合;制度建设要注重长效防控、强基固本,明确具体可操作的执行程序,职责履行具体到岗、具体到人、具体到事,着力形成以岗位为点、以程序为线、以制度为面的廉政风险防控长效机制;制度建设要坚持正面规范与反面处置并重的原则,既要明确“做什么”“怎么做”的一般规定,也要明确“不做”“做错”的惩戒后果。

3.2 巩固作风建设成效,驰而不息纠治“四风”顽疾

一是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纪在法前、纪严于法。通过持续开展违规吃喝、违规收送礼品礼金问题专项整治,纪委联合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开展办公用房督查整改,以及在全校范围内制度化常态化开展廉政风险点排查等工作,严格用纪律的尺子丈量党员干部的行为,强化政治监督和日常监督,抓早抓小、防微杜渐,以硬的态度、严的措施坚决遏制“四风”滋生蔓延,坚决避免“违纪只是小节,违法才去处理”和“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错误思想。二是持之以恒正风肃纪,既要用好查、看、测、听、访等传统手段,也要注重用好“互联网+监督执纪”大数据分析手段,通过倒查数据、线上比对、线下调查等方式,提升监督的精准度和实效性;围绕出差审批、发票开具、财务报销等关键环节,加强审核排查,堵塞管理漏洞,推动健全作风建设的长效机制;加强纪委与巡察、财务、审计等部门的协作联动,全链条压实作风建设责任,严查以技能竞赛、学习培训、考察调研为名的“绕道游”“顺带游”等公款旅游问题,形成纠治“四风”的强大合力。三是执纪执法贯通融合,坚持纪法威慑、优势互补。统筹运用党性教育、政策感召和纪法威慑手段,更加精准地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执纪审查和依法调查、纪委问责和监察问责、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统一起来,对违法乱纪的党员干部、教师,既按党纪党规给予纪律处分,也依据监察法、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给予政务处分;对涉嫌犯罪的问题线索,按照管辖规定及时报告省纪委监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或者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监察组,根据案情决定成立联合调查组或者提级办理事宜,对于构成刑事犯罪的,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3.3 明确科研管理责任,联合巡察审计强化检查

一是优化整合校级科研项目立项审批建设职能,将其统归科研主管部门负责。高职院校科研管理部门的职责之一就是负责全校科研项目的申报、评审、

立项、中期检查、结项直至经费报销审批,进一步明确科研项目管理职责,确保实现“无缝式”衔接、“全链条”监管。二是强化内部监督与部门协同,更好地发挥审计在科研经费管理中的作用。建立科研项目经费跟踪审计监督机制,包括预算执行和政策执行情况审计,及时查摆问题,堵住监管漏洞。此外,科研、财务、国资和审计等部门要建立协同管理机制,让科研立项、预算明细、支出结算、资产加计等项目运作和财务管理统一在一套监管体系上,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手段,动态监测经费使用,并实时预警提醒。三是建立纪委与巡察、审计部门工作联动机制,形成监督合力。巡察要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从严管党治校贯彻落实情况,重点查找科研项目暗箱操作、套取经费问题;审计要着重加强科研项目经费报销的合规性审查,防范经济风险,提高科研专项经费使用效益。巡察、审计一经发现涉嫌违纪违规问题,要及时移交纪委介入查办,严格调查取证,对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须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责。

3.4 严格招标采购管理,常态开展廉政风险排查

一是健全“审计+纪检”问题处理分工协作机制,加强过程管理协同整合监督力量[7]。招标采购领域的腐败问题性质恶劣、问题严重,不法企业与违法违纪干部往往订立攻守同盟,形成利益链条,一旦跑风漏气,就会迅速隐匿、销毁证据,转移资金。审计部门发现问题线索,要及时督促建设单位停止拨付工程结算款项,追回已拨付工程资金,并第一时间把问题线索移交纪委。纪委要采取果断措施及时处置,以最快速度锁定涉案违纪违法人员,及时冻结、查封、扣押涉案款物,最大限度地避免学校资金流失。二是加强对招标采购领域的监督管理和风险防控。招标采购监督管理涉及国资、财务、审计、巡察、基建、纪检监察等部门,学校党委要根据国家招标投标法律法规因时制宜健全招标采购规章制度,加强党员干部在招标采购领域的腐败和“四风”问题问责力度,做实做细以案促改警示教育,筑牢廉政风险防控堤坝。学校纪委要加强对招标采购工作的日常监督,把制度执行情况纳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范畴,及时纠正制度执行方面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三是加大违纪违法行为惩治力度。纪检监察部门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职能,对党员干部在招标采购工作中符合条件应招标而未招标、肆意插手招标投标指定中标人等行为,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针对查办案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体制机制方面的漏洞,应及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明确整改事项,

做好查办案件的“后半篇文章”。

3.5 严把选人用人关口,规范领导干部选任程序

一是去行政化,破除高校“官本位”思想。其一,要精简行政管理机构, 对原有内设机构进行优化整合,对工作性质、工作职能相近的机构合并或重组,避免叠床架屋、“衙门”林立。其二,要按照教育部规定的生师比,把行政干部职数和师生人数比例纳入统计评比范畴,对行政干部进行核减,严防因人设岗,滥设副职、虚职和闲职现象。其三,要对照《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健全高职院校选人用人制度。“规矩树起来,关键靠执行”,必须严格选拔任用条件,谨慎分析研判和动议,严肃民主推荐和考察任用程序。二是重拳出击,动真碰硬,发现问题严肃问责。其一,学校党委、纪委要坚持“严”字当头、一严到底,紧盯选人用人关键节点、重要问题和重点对象,严查“团团伙伙”、谨防“山头主义”,对顶风违纪行为露头就打、从严查处,对改头换面、隐形变异的跑官要官问题深挖细查、靶向发力,绝不让不正之风死灰复燃。其二,强化“不敢腐”的震慑,保持高压态势,注意从查处的选人用人不法案件中找准着力点,分析“吏治”腐败的深层危害、重点领域和易发环节,让约束在潜移默化中上升为纪律规矩意识,使遵规守纪成为自觉遵循。三是釜底抽薪,正本清源,织密扎紧制度牢笼。其一,以优化制度建设为核心,以完善组织建设为重点,打造高质量党建战斗壁垒[8]。干部选拔任用严格执行德能勤绩廉五项标准,与平时工作考核和长期培养目标紧密结合,充分倾听基层师生群众的意见建议,坚决避免干部选拔任用走过场、搞形式。其二,坚持“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的正确导向,建立健全常态化、长效化、具体化的考核奖惩机制。打破“一选了之”的陈规陋习,对戴着“乌纱帽”不干实事的利己主义者、只拿高薪不作为的悠然自得者,学校党委、纪委要切实担起责任、发挥作用,依规依纪依法处理,该问责的必须问责、该撤职的坚决撤职。

3.6 强化“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严肃组织原则

一是政治监督评价必严。纪委要制度化开展对全校各级党组织、各部门“一把手”和领导班子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情况的研究评价,明确党组织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是基层单位的领导体制和决策机制,重大问题、重要事项决策前必须进行酝酿协商。强化对“七个有之”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行为的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省委教育工委

要求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等突出问题。二是主体责任检查必严。每年通过廉政谈话、专题调研、抽查检查等手段,加强对各级党组织、各部门“一把手”和领导班子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督促各级党组织、各部门把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统筹起来,做到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三是权力运行监控必严。严格督查各级党组织、各部门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和“一把手”末位表态等制度执行情况,严格落实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以上率下的监督责任,充分发挥领导班子近距离常态化监督优势,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四是廉政谈话教育必严。纪委书记要坚持对新任履职的中层干部开展廉政谈话,加强廉洁教育,严明纪律规矩。纪委每年要同各级党组织、各部门“一把手”和领导班子进行廉政谈话,对存在腐败和“四风”苗头倾向的,及时进行教育警示。五是违纪违法查处必严。更加精准把握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违纪违法问题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对涉嫌严重违纪或者职务违法、职务犯罪问题,坚决从严查处,形成震慑。经调查问题线索确不属实,并已造成社会影响的,要及时予以澄清正名。

3.7 依规严肃追责问责,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一是完善推广派驻机构嵌入高职院校机制,提升纪检监察机构履职能力。建议省纪委监委在完成省管本科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细化完善推进高职院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建议可以继续保留高职院校纪委设置,省管高职院校由省纪委监委选派干部担任纪委书记、市管高职院校由市纪委监委选派干部担任纪委书记,并任命纪委书记为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学校纪委合署办公,通过同体监督的“异体化”和监督位阶的提升,盘活纪委监委人力资源存量,提高纪检监察干部专业化水平,增强监察效能[9]。二是探索建立“室组校”联合办案机制,提升纪检监察监督质效。由省纪委监委分管高职院校纪检监察工作的纪检监察室牵头,省纪委监委驻省教育厅纪检监察组根据地域搭建“联合分片、交叉执纪”平台,通过跨地域、跨高校异地用人、交叉办案,推动破解“人太熟下不了手”的困境。三是制度化常态化开展高职院校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严防“灯下黑”。省纪委监委应研究制订开展纪检监察干部队伍教育整顿实施方案,严格督促各高校明确整顿事项,建立整改台账,从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问题查起,对以下几类人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搞“两面派”、做“两面人”的;违反《中国共产党纪律检

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不收敛不收手,问题反映集中、群众反映强烈、作风形象差的;欺瞒组织、对抗审查的。四是以正向激励打破“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的怪圈,以精准问责推动纪检监察职责落实。其一,严格贯彻《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完善高职院校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实施细则,健全纪检监察干部绩效考核机制,提拔重用踏实肯干、贡献突出的基层干部,让想干事能干事者上,让不担当不作为者下。其二,对推拖绕式“躺平”、偷奸耍滑式“躺平”、担心问责式“躺平”和未老先衰式“躺平”的纪检监察干部,及时通过约谈提醒、责令检查和诫勉谈话等方式“咬耳扯袖”、教育警示;对不收敛不收手,情节严重的,该调整的及时调整、该问责的必须问责、该撤职的坚决撤职。

3.8 落实落细以案促改,确保警示教育入脑入心

一是明确党委以案促改主体责任,精选典型案例,确保精准点穴、触碰灵魂。高职院校各级党组织、各部门“一把手”和领导班子要坚持把反腐倡廉建设要求同分管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同考核,严格落实以案促改“一把手”第一责任人职责和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要在案例选取上从严把关,以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领域系统性塌方式腐败、“四风”问题及失职失责等案例为重点,通过通报违纪事实、宣读处分决定、制作警示教育片等方式,以案释纪、以案示警。二是明确纪委以案促改监督责任,确保以案促改实效。纪委要摆正“监督的再监督、检查的再检查”职能定位,督促党委定期召开以案促改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加强以案促改监督检查,及时向党委提出改进以案促改工作的意见建议。要完善以案促改过程中各职能部门信息互通、工作衔接的操作规范,各级党组织、各部门与纪委审查调查部门、监督检查部门协调配合,扩大查办案件的综合效应。三是强化激励约束,严明领导干部、教师参与以案促改的纪律规矩。各级党组织、各部门可以把教师参与以案促改情况纳入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引导其深刻认识做好以案促改是践行“两个确立”、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措,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按照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考核标准明确“一岗双责”要求,做实以案促改工作,自觉地在政治上坚决维护、组织上高度服从、行动上始终紧跟。四是引导教师深刻探析违纪违法行为发生的原因,确保警示教育入脑入心。以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对发案单位的案后整改,纪委要常态化具体化开展“回头看”,看管理措施是否强化、制度漏洞是否堵严、整改目标是否完成,

充分利用案件挖掘背后隐藏的问题线索,并督促其他院(部)认真反思案件背后是否也存在主体责任履行不到位等问题,举一反三,确保震慑常在。

4. 结语

做好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事关高职院校事业高质量发展全局。面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省委、省纪委监委需要拓宽和深化高职院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之路,高职院校党委、纪委需要聚焦“国之大者”“省之要者”,围绕学校发展中心工作,紧盯各领域、各环节腐败和不正之风问题,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和干干净净的政商关系,以高质量全面从严治党工作更好地助推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

集团企业现金流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析

福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黄曦

现金流是集团企业经营活动顺利进行的根本保障,也是推动其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逐渐加快,内外部环境中风险因素不断增多,国内集团企业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影响。当前,越来越多的集团企业意识到了现金流管理的重要价值,开始采取相应的方法加强现金流管理,但是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体实践过程中依然暴露出一些问题,现金流管理工作推进受阻,实际管理效果也不尽如人意,集团企业的长远发展也因此受到制约。因此,作为集团企业的负责人和高层管理人员,有必要深入探究现金流管理,采取科学可行的管理策略、完善管理制度和体系等,为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夯实基础。

一、现金流和现金流管理的含义

现金流是指以企业收付实现制为前提条件,与企业经营以及发展有关的经营、筹资、投资活动相关的现金流入流出量之和,其中包括现金,也涉及现金等价物。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现金流对企业资金走向具有决定性作用,还能控制企业的价值创造活动。

现金流管理属于综合性管理任务,相对更加复杂。从集团企业角度看,现金流管理需要以现金流为主,以企业整体经营情况为核心,从多维度展开管理。通常情况下,集团企业需要参考上一年的现金流动状况,预测下一阶段的现金流动,并规划现金管理工作,为实践过程提供参考,同时设计合理的财务报表,保障现金流信息高效传递。现金流管理的主要内容由以下几方面构成:首先,合理安排并调整集团企业的收支、现金预算情况等。其次,以企业实际发展情况为基础,提出科学可行的管理制度,制定预测和规划方案。最后,将集团企业的收付款系统和调度系统紧密衔接,逐渐使执行和调控系统更加完善,从全局提高管理效率。

二、集团企业促进现金流管理的重要性

(一)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

通过实施现金流管理,企业可以有效应用现金流净流入,为开展运营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同时从中获得利润,进而使可支配收益上升。由此可见,企业的经济收益和现金流管理息息相关,实现现金流净流入离不开获利。而加强现

金流管理并优化现金流管理体系,能作用于企业的经济收益,提高其利润水平。

(二)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在市场经济不断快速发展的环境下,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更多风险因素, 竞争也更加激烈,市场环境更加复杂多变,要达到既定的战略发展目标,必须优化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水平。这要求企业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促进技术层面的创新,而这都离不开资金。加大现金流管理力度,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现金流畅通流动,避免因为资金不足而无法顺利开展研发活动,或导致其他相关业务不能正常进行。充分的资金保障助力企业的高效研发和优质服务,以循序渐进提高其市场竞争水平。

(三)增强财务风险防范控制能力

现金流除了能体现企业的经营情况,反映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之外,还能评估企业的财务风险。现金流管理和企业经济管理之间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通过促进现金流管理,企业的经营管理策略能得到完善,资金使用率能得以提升,有利于企业防范财务风险。

三、集团企业现金流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对现金流量的重视度较低

目前,集团企业现金流管理效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企业现金流管理意识薄弱,许多集团企业忽略了现金流管理。在大部分集团企业中,高层管理人员以企业的利润数字为重心,在期末考核的过程中,也主要关注利润指标,没有意识到现金流的重要性,导致企业无法按期偿还债务,严重的情况下还可能破产倒闭。此外,部分集团企业虽然比较关注现金流,但是对现金流管理的重视度较低,即使在经营发展的过程中获得了较高利润,但可用的现金流并不多。该现象同样会造成企业资金不充分,业务活动无法正常进行,比如采购原料、偿还债务以及发放员工的薪资等。总而言之,在如今的时代背景下,现金流管理至关重要,集团企业不够重视现金流管理,管理效果会大打折扣,企业发展必然会因此受限。

(二)现金流结构不够合理

现阶段,部分集团企业现金流结构缺乏合理性,也导致现金流管理效果不佳。从企业发展角度看,健康的现金流流入通常是由经营活动产生。但部分集团企业经营管理漏洞较多,无法通过经营活动获取预期的现金流量。而为了保证经营活动继续实施,集团企业会采取筹资的方式,长此以往,集团企业会面

临巨大的偿债压力。此外,在筹资的过程中,部分集团企业对短期借款依赖性较高,在债权融资方面对银行的依赖性较大,筹资方式过于单一,不仅会导致偿债压力上升,而且会增加资金使用成本。

(三)现金流动性相对较弱

现金流动性不足,是集团企业现金流管理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许多企业内部大量的现金资产被占用,尤其是应收账款、长期股权投资等,其占比相对较大。再加上经营业务活动盈利水平偏低,现金缺乏流动性,经营活动也难以顺利开展。此外,随着经营管理过程中风险因素不断积累,一旦爆发风险,企业会遭受重大亏损。

(四)现金流管理制度不够健全

现金流管理制度不健全,也是许多集团企业存在的问题。目前,建立全面预算管理制度体系的集团企业数量较多,但现金流预算管理并未精细化,只是提出了资金管理计划,未详细安排和统筹资金的使用。不仅如此,部分企业现金流预算编制也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使用的现金流预算编制方法较为单一或不够有效,设计的预算指标未与企业经营及战略发展相衔接,现金流预算的实际作用得不到发挥。

(五)现金流风险预警体系不够完善缺乏完善的现金流风险预警体系,也是众多集团企业现金流管理的不足之处。在实施现金流管理工作的过程中,许多集团企业并未设计动态性管理制度,同时忽略了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和流出情况,风险预警体系不完善,对于潜在的风险因素或隐患,企业无法及时识别,随着风险长期积累,一旦爆发则会一发不可收拾。

四、解决集团企业现金流管理问题的对策

(一)制定明确的现金流管理目标

要解决现金流管理问题,集团企业应制定明确的现金流管理目标,可将其划分成两种类型:

第一,根本目标。该目标指的是均衡流动管理目标,也可称之为流动性管理,主要是指确保现金均衡、平稳、有效流动。在日常经营中,集团企业需要如实记录现金支付情况,高效控制资金支出流动和使用,防止因为资金无法正常周转而造成集团破产倒闭。完成现金流动管理工作后,还需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佳资金投资渠道,合理配置闲置资金,达到现金增值的目的,从而提高经济效益。

第二,具体目标。该目标可细分为两种,一种是定性目标,另外一种是定量目标。对于定性目标,应重点关注经营活动中现金流产生的应有盈余,保证富余现金得到有效应用,通过合理投资为企业增收。此外,还要设计合理的长期投资及筹资计划,高效管控存款以及应收账款,防止利益流失。对于定量目标,则应当根据企业的具体经营计划和预算,结合投融资安排,对现金流管理提出具体的定量目标,并在实际经营管理中保持关注,以实时反映定量目标的达成情况。

(二)构建现金流内部控制制度

第一,设计合理的内部控制执行目标,保证各部门职责清晰明确,并建立岗位责任制,促使全员清晰认识自己的岗位,明确自己的职责和任务,共同助力现金流管理工作的开展。

第二,提高内部财务管理控制力度,严格监管各项业务内容,控制投资和决策等,督促各部门积极落实内部控制。

第三,针对现金业务和现金存量等加大监督和管理力度,在内部营造良好的内控管理氛围,最大程度上避免违规违法行为,为现金流顺畅流动打好基础。

第四,要做好集团企业内部经济秩序管理工作,避免不必要的资金占用和滥用。

(三)加强应收账款管理

集团企业除了要设置明确的现金流管理目标及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外,还应高度关注存货以及应收账款的管理。在管理环节,使用多元化的手段进行控制。

第一,集团企业需要及时整理归纳现有的全部应收账款账期,了解所有的应收账款款项、存量等,并在此基础上编制二级子公司应收账款账龄情况表。同时,合理划分各单位及部门的责任,保证各笔应收账款都有专门的对应责任人,尽可能实现“点对点”管理。

第二,注重合同管理,提高合同管理效率有利于确保现金流管理工作顺利进行。合同管理工作的前提是根据实际情况拟定合同,保证合同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实践过程中,要严格履行合同条款,并积极承担有关责任,通过强化合同管理控制风险。

第三,健全应收账款链条,收集广大客户的相关信息和数据,深入调查其信用等级、偿债水平及经济实力等,面向所有客户建立信息档案并保证客户管

理制度落到实处,采取动态化客户管理策略。

第四,坚持业财融合,促进业务部门和财务部门的融合,打造应收账款信息化管理平台。通过该平台详细记录每笔应收账款信息,在保证信息准确无误的同时,也为后续查阅和审核提供便利。

第五,若客户实在无法偿还债务,相关负责人员需要及时收集证据并进行核销,如应用税前扣除的方法,使损失敞口缩小。完成了坏账核销及计提坏账准备工作之后,作为财务人员必须尽快针对应收账款实施账案存档。

(四)重视现金流的预算管理

第一,提高预算编制的合理性。集团企业可参考“零基预算、滚动预算、弹性预算”等预算编制方法,设计科学可行的预算执行方案,并指定专门的现金流监督控制主体,对其展开全面监管和控制。

第二,需要注重现金流预测。在特定的发展阶段,集团企业要及时预测现金流动情况,并分析收支状况。如果预算和实际之间的偏差较大,必须及时分析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第三,建立健全预算考核制度。全面评估考核预算的执行和落实情况,并将该结果和员工的晋升及薪资发放相挂钩,发挥绩效考核的激励作用,使员工工作态度更端正,工作积极性更高,主动且自愿地为集团企业的发展出谋划策。

第四,优化现金流预算管理组织体系。发挥该体系的作用,完善现金流预算管理优化与预算管理相关的制度。

(五)提高对现金流管理的重视度

在企业财务管理过程中,现金流管理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因此,作为集团企业的领导,应正确看待现金流管理,明确其重要性,在企业运营成绩考核标准之中纳入现金流管理情况。同时,在领导人员带动下,培养各级员工都形成现金流管理意识。使所有员工都正确看待现金流管理,了解其必要性和重要性,督促全员积极参与现金流管理工作。此外,集团企业应定期对人员进行培训,通过培训提高员工的现金流管理能力,促使员工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为后续开展管理工作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六)运用信息技术管理现金流

在互联网发展背景下,许多信息化技术逐渐成熟,且受到广泛应用。比如大数据等技术,促进了各行业发展,企业在日常经营和发展中应用互联网技术成为必然趋势。因此,集团企业要保证现金流管理效果达到预期,还需要重视

信息技术的应用,通过信息技术促进现金流管理。

第一,应该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并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建立数据化信息平台,对现金数据管理模块进行充分整合,为提高管理效果提供技术保障。

第二,与合作的金融机构搭建“银企直连”,促进彼此之间的数据和信息共享,将所有分公司和子公司的现金流相关信息录入平台之中,共同提高会计核算效率。通过信息化技术处理和分析数据,并完成现金流报表统计。

第三,通过信息化平台,还可以及时发掘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潜在风险。在平台发出预警之后,集团企业要及时制定可行的风险防范和应对策略,尽量降低风险发生率,将风险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集团企业要想获得更好的发展成效,必须重视现金流管理工作。做好现金流管理有利于增加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增强财务风险防范控制能力。但是通过分析可知,目前我国集团企业现金流管理方面还存在较多问题,包括对现金流管理的重视度较低、现金流结构不够合理、流动性相对较弱、管理制度不够健全、风险预警体系不够完善等。本文对此提出了改进对策,包括制定明确的现金流管理目标、构建现金流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应收账款管理、重视现金流的预算管理、提高对现金流管理的重视度、运用信息技术管理现金流,希望能给有关企业实行现金流管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强化推进合力建设美丽上海

上海市政协“全面推进美丽上海建设,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课题调研报告

(2024年1月9日)

经过多年努力,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从重点污染源治理到污染物总量削减、环境质量改善,再到迈向新时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阶段,已取得积极成效,但与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形象要求还不相匹配。要全面推进美丽上海建设迈向更高阶段,就要立足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加快把高品质生态价值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城市价值;立足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把人民城市重要理念落实到生态之城建设实践中;立足成为全国标杆和示范城市,努力打造美丽中国上海典范。

在2023年7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高度,对以美丽中国建设全面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重大战略部署。中共上海市委召开大会,积极对接2035年美丽中国建设目标,部署未来5年的重点任务和举措。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决策部署,上海市政协把开展“美丽上海建设情况”课题调研作为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果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根据市政协2023年度议政调研计划,由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牵头组织实施。在市政协主席胡文容的关心领导下,第一时间成立课题组,由市政协副主席黄震、虞丽娟领衔,会同市发展改革研究院联合成立课题组,从政府工作推进、市民民生感受两大维度,聚焦生态环境、能源转型、无废城市、公园城市、城市治理五大领域,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强化条块联动调研,在与市生态环境局充分沟通基础上,课题组加强与市区各相关职能部门、各区政协联动,深入基层一线了解第一手材料,共走访或座谈调研市、区两级80多家(次) 职能部门及相关企业、行业协会等,实地考察“美丽街区”“美丽家园”“美丽乡村”“美丽园区”“一江一河”等49个示范点。充分发动委员群众参与调研,依托市区两级政协建立的政协委员工作站、界别委员工作室等平台,深入各级政协委员、界别群众以及街镇社区、产业园区、中小学校等,开展问卷调查,回收4112份市民问卷和455份园区问卷。深入研讨交流,聚焦美丽上海建设的难点瓶颈问题,广泛听取市区各级政府部门、政协委员、相关领域专家学者

的意见建议,共召开各类座谈会40余场。认真学习经验。课题组还先后赴苏州、北京、四川等地调研,学习借鉴经验。在充分学习研讨、广泛汇集意见、全面研究分析基础上,形成课题调研报告。

调研报告认为,上海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要重点破解五个问题:一是生态环境质量短板仍然突出;二是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三是“无废城市”建设中源头减量和循环利用亟待破题;四是公园城市建设仍有堵点未打通;五是推进美丽上海建设的合力有待增强。报告强调,推进美丽上海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既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推进,又要直面问题、系统分析、综合施策。为此建议:一是坚持规划先行,“近”“远”结合,提升卓越全球城市的生态成色;二是加快能源变革,“立”“破”并举,夯实超大城市独特的“双碳”底色;三是加快垃圾分类升级,“增”“减”联动,增强全域无废城市建设的发展亮色;四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魂”“形”兼备,永葆公园城市“以人为本”的温暖本色;五是强化推进合力,“统”“分”并进,彰显超大型城市现代化治理的上海特色。

美丽上海建设成效显著

经过多年努力,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经历了从重点污染源治理到污染物总量削减、环境质量改善,再到迈向新时代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多个阶段。当前,美丽上海建设成效呈现出五个特点:

一是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蓝天白云同行、清风绿水相伴的美好生活正成为现实。大气环境保护方面,强化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等多污染物协同减排,空气质量有明显改善;水环境保护方面,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推动完善水质考核监督、信息公开机制,水污染防治基础设施能力实现全面提升;土壤环境保护方面,不断强化土壤安全举措,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管控;生态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新增森林、绿地、绿道和公园,城市生物多样性水平逐渐恢复。

二是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加速转型。能源领域,煤炭占能源结构比重持续下降;产业领域,坚持以亩产、效益、能耗、环境论英雄;交通领域,积极推广新能源汽车;建筑领域,不断扩大绿色建筑规模等。

三是人居环境品质显著提高。“一江一河”以及“美丽家园”“美丽街区” “美丽乡村”建设全面推进,形成了一道道深受市民喜爱的城市风景线。“15 分钟社区生活圈”在全国率先推进,市级区级联席推进机制日益完善。

四是市民生态文明素养不断提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入人心,市民生态文明意识显著提升。垃圾分类引领全国新时尚,响应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倡导绿色出行、崇尚节约简约等低碳生活方式逐渐被接受。

五是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能力不断增强。坚持用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施策,打造宜居、绿色、智慧城市的保障更加有力。在地方立法方面,建立了以《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为统领,覆盖大气污染防治、饮用水水源保护、水资源管理、排水与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分类、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的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法规规章体系。在市场化治污方面,在全国率先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试点,积极推进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试点。在科技支撑方面,形成了全领域覆盖、多场景服务、广功能支持的生态环境智慧监测体系。在政策引导方面,推进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推动排污收费向环境税全面转变。在社会自治方面,在不断夯实企业环境治理主体责任和基层“最小单元”监管责任的同时,积极探索基层组织社会自治,加快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企业自治良性互动。

美丽上海建设需要重点破解的问题

全面推进美丽上海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立足三个维度来研判:一要立足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加快把高品质生态价值转变为高质量发展城市价值。二要立足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把人民城市重要理念落实到生态之城建设实践中。三要立足成为全国标杆和示范城市,努力打造美丽中国上海典范。当前,全面推动美丽上海建设迈向更高阶段,需要重点破解以下五个问题:

对标全球顶尖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短板仍突出。一是臭氧与PM2.5等空气污染物尚未形成明显持续下降趋势;二是水环境治理能力与实现生态之城目标存在差距;三是噪声污染、餐饮油烟等“家门口”污染,以及街头线缆零乱、快递助动车违规等“大城市病”治理与国际一流城市水平有差距。

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呈现明显的路径依赖。一是转型实施路径仍不清晰;二是政策引导推动还不强;三是能源消费绿色低碳化引导不够。

无废城市建设中源头减量和循环利用亟待突破。一是源头减量困境仍待破题;二是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率还不高;三是可回收物资源化体系不完善。

公园城市建设仍有堵点未打通。一是公园城市建设思路尚未实现一体谋划、融合推进;二是公园城市的工作推进尚不能满足群众的多元需求;三是公园城

市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尚不完善;四是公园城市的后期运维机制尚缺乏可持续性。

推进美丽上海建设的合力有待增强。一是顶层设计和谋划有待完善;二是政策协同性有待全面加强;三是数字生态文明建设力度不够。

深化美丽上海建设的对策建议

推进美丽上海建设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口,既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加快推进,又要直面问题、系统分析、综合施策。对标国际最先进的绿色理念,借鉴兄弟省市成功经验,立足上海实际,贯彻新发展理念,强化“四大功能”,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回应市民对更高品质更多元化的生态供给需求,全面推进美丽上海建设,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一)坚持规划先行,“近”“远”结合,提升卓越全球城市的生态成色

优良的生态环境品质是全球城市的发展基础和战略资源,也是城市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对标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任务,形成量身定制的美丽上海建设道路范式和创新路径,为推动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改善人居环境提供“上海范例”。

在体现前瞻性上,要紧跟时代、放眼世界,紧扣超大城市资源环境约束紧、市民公共服务供给需求高、现代化大都市生态环境责任大等特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动上海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向引领者转变。着眼于“3060”“双碳”目标,实现国土空间规划的“三区三线”与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紧密“嫁接”。在政策体系上厘清生态空间、农业空间的碳汇发展思路。在新区规划、旧城改造中尽可能设计提升绿化率,注重引进和培育高碳汇植物品种,增加相同面积上植物的碳固定效率。着眼于提升城市“韧性”,加大海绵城市建设力度。在市级层面组建海绵城市专门建设管理机构,协调整合各区资源,进行顶层设计、落地分段实施;贯穿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如环评、规划设计、实施、运维、后期评价考核阶段;针对海绵城市全寿命周期,统一不同场景应用的指导细则、标准等;优化城市环卫、能源、消防、蓄水等韧性城市建设必需的基础设施布局。着眼于提升城市智慧,推动市区两级共同构建完善高水平生态环境智慧监测体系。巩固提升环境预警监测、碳监测、新污染物监测等重点领域监测能力,全面加强生态环境监测感知、数据汇聚融合和智慧应用水平,加快推进本市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与能力现代化。

在加强协调性上,要坚持建设美丽上海一张蓝图绘到底,增强政策统筹性、

协调性,形成有效合力。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战略部署,编制美丽上海建设的发展规划纲要,与2035城市总规、“十四五”规划纲要以及相关专项规划相衔接,为上海强化“四大功能”、推进“五个中心”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优化完善美丽上海建设的空间布局,统筹规划推进中心城区、郊区新城、新市镇、乡村地区美丽上海的空间底板。编制“一江一河”两岸功能提升规划,进一步做深做细城区街道空间、老旧社区和城市边角空间的环境设计,强化屋顶第五立面的景观协调设计等。统筹协调好耕地保护、生态保护红线与生态绿化建设挤占国土空间资源的矛盾,解决好“建绿占耕”等问题,科学找到平衡点。

在保持坚韧性上,要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用“绣花般”的精细功夫,继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高效治理“城市病”。

(二)加快能源变革,“立”“破”并举,夯实超大城市独特的“双碳” 底色

按照国家总体部署要求和上海实际情况,坚持“通盘谋划、先立后破”原则,把握好能源安全与清洁能源供应,进一步优化能源结构、提升清洁能源供应量。要着力从供需两侧加快推动能源结构绿色转型和需求精细化管理,加强机制保障和市场政策支撑,持续擦亮超大城市独特的“双碳”底色。

一是着力完善能源供应体系。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根据产业发展周期,引领产业健康科学发展。持续优化能源结构。市外积极争取国家支持,抓紧锁定相关“沙戈荒”大基地,加快推动外电入沪直流输电通道纳规落地。加快推动光伏+工程建设。进一步加强探索大规模海上风电发展。赋能氢能快速发展。

二是着力提升需求侧用能服务能力。合力打造区域层级虚拟电厂。在市域层面,发挥特大型城市商业建筑密集聚集特点,对原有区级公共建筑能耗监测平台进行功能升级,夯实构建区域虚拟电厂数字底座,加快聚合建筑类负荷资源,推动构建区域虚拟电厂,实现电力供求之间的“源网荷”互动和智慧协同。在长三角区域层面,聚合区域内新型储能、分布式光伏、非生产性空调、

风光储充微电网等各类分布式资源,开展虚拟电厂多功能联合调控,在区域间同步实现调频、直控等快速响应,合力打造虚拟电厂发展的“长三角方案”。挖掘可调节可中断负荷资源,提升需求侧调剂能力。全面排摸可调节可中断负荷资源,建立健全需求响应资源库。严格执行夏季空调26摄氏度控制标准,引导全社会参与节能降耗。研究建立居民低碳用电碳普惠方法学,明确交易监管、平台搭建、实际操作等相关主体权责,开展居民“碳普惠”示范应用。细化和

完善分时电价机制,优化引导错时错峰用电。聚焦重点领域,推进节能节电。大力推动既有建筑节能低碳改造,加快推进超低能耗建筑规模化发展。建立智能化充电设施标准体系,提高充电设施智能化水平。

三是探索完善能源绿色转型推进机制。积极出台政策试点布局转型金融。研究探索转型金融标准,逐步推出各类金融产品共同适用的转型金融标准。针对企业转型技术路径规划难点堵点,研究编制转型金融目录。健全企业碳核算体系,探索构建地方对碳排放和碳减排等气候类信息披露监管试点,主动参与制定和试用全球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探索在地方层面形成跨部门信息共享与联动机制,推动市场高效规范监管。率先探索开展转型债券信息披露管理试点,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上海经验。

(三)加快垃圾分类升级,“增”“减”联动,增添“无废城市”建设的发展亮色

把握好源头分类“减量”和资源循环能力“增强”的关系,进一步提亮垃圾分类上海“城市名片”,引领绿色低碳生活新时尚,聚力打造“无废城市”建设的发展亮色。

一是扎实推进源头减量。以“三个突出”为依托,促进生活垃圾全程减量化。源头环节突出服务品质,提升源头减量的可参与性。提升可回收物体系便捷度,优化可回收物回收服务品质。鼓励有条件的商务楼宇等公共场所细化可回收物收集容器设置,拓展可回收物精细化分类试点成果。中转环节突出智慧赋能,提高过程减量的可控性。逐步实现全程智慧化监管,鼓励各区中转设施安装智能探头和垃圾分类单车称重等智能感知设备,提高湿垃圾转运设施监控能力。末端环节突出整合协同,增强末端减量的可能性。深化低价值可回收物差异化补贴政策,合理确定减碳效果较好的品类,做到“应收尽收”。聚焦先进制造业、食品加工业等重点领域试点建立生产者责任延伸(EPR)制度,推动生产流通环节源头减量。从家用电器、报废汽车、动力电池等特定固废物品入手,出台地方的EPR法规或政策,建立废弃物回收基金。在上海本地企业及产地在上海的生产企业试行,鼓励企业强化生态设计,主动开展报废产品的回收和资源化利用。探索建立更严格的快递、生鲜、外卖等包装减量制度,完善绿色包装制度规范。尽快完善快递、生鲜、外卖等包装以及塑料制品等领域的绿色设计、包装团体标准。在包装物上增加提示居民的可回收标识。设立包装物回收基金(如从外卖的打包费中扣除20%),引入第三方机构(如市供销社),面

向生鲜、外卖、电商平台提供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服务。探索开展“无废细胞”工程。进一步挖掘各街镇、园区、村民等基层单位在创建工作中的潜力和特色,推进绿色社区、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等创建活动,明确建设指标任务,与各区、镇、村三级生态文明建设考核目标体系衔接融合,充分发挥其重要载体作用。

二是加强资源循环利用。构建低价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上海模式”。发挥国企、民企各自优势,共同推进可回收物资源化设施“功能互补型”“产业集聚型”布局试点。依托生活垃圾分类企业的网络和运输优势,指定环卫公司负责低值可回收物收运,避免重复建设和运输工具的低效使用。在末端加工利用环节,发挥专业企业优势,由专门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从事低值可回收物分选加工利用。加强分拣中心建设,提升精细化分类回收水平。在老港基地新建综合性绿色分拣中心,用于建设大型再生资源交易、物流、分拣、加工基地,主要接纳废玻璃、废纸、废塑料、旧衣物等低附加值废弃物,辐射长三角的大型资源循环物流转运中心。提升可回收物主体企业服务能级,健全可回收物回收利用体系。积极培育科技研发创新与转化能力强、经营管理规范、市场前景好的可回收物循环利用、处理处置的骨干企业,提升回收企业集聚度和服务能级,鼓励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提高回收行业标准化、规范化和信息化水平,实现可回收物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有效协同。加强科技创新引领,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结合“双碳”战略机遇,深入研发基于碳中和理念的资源化和再制造关键技术,开展生活垃圾制备氢气、湿垃圾低碳利用关键技术与核心装备、多源废物协同处理与生产生活系统循环链接等技术研究与示范。集中开展环保化再利用废建材、新能源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等关键技术攻关,建立健全回收技术标准体系。拓展湿垃圾多元利用途径,完善衍生品市场准入机制。完善湿垃圾资源化配套标准,强化原料质量控制和产品质量检测,规范湿垃圾资源化产品加土壤调理剂和有机肥在农田土壤改良和园林绿化的应用,有效管控耕地土壤污染和食用农产品安全风险。大力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探索畜禽粪污、秸秆、厨余垃圾、尾菜等多源有机废物“协同回收—利用—自然循环”综合利用模式,加快推动废旧农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提高农业废弃物处置能力。

(四)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魂”“形”兼备,永葆公园城市“以人为本” 的温暖本色

以人民城市理念之“魂”,塑公园城市之“形”。打破城市空间藩篱和体制机制障碍,做强公园城市人文功能复合,让城市风貌与公园形态交织相融,着力打造亲民、亲自然的公园城市。

一是坚持开放亲民,打造人与人、人与自然无界畅通、心灵互动的自然之城。借鉴新加坡从“花园城市”到“自然城市”的发展思路,将散落在城市各处的公园系统、森林系统、水域空间相互连接形成网络化、一体化的自然空间,形成无处不在的城市自然生态。充分利用可改造绿色空间,把老港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基地纳入“千园工程”,打造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主题公园或循环经济特色小镇。加快附属空间的对外开放,从党政机关事业、国有企业入手,鼓励更多单位把围墙打开。积极促进公园延时开放或全天候打开,拆除公园围墙,做到家门口有公园、有山水。将公共空间与社区多元活动空间相结合,发挥城市公共绿地生态、文化、景观和游憩的复合功能,为市民提供可亲近、可参与、可展示的高品质空间。

二是彰显文化底蕴,打造具有中国韵、海派文化味的文明之城。做足文化这篇大文章,充分挖掘与开发城市文化资源,为美丽上海建设引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与人气。做“活”历史风貌保护,深化创新历史文化建筑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的模式,实现其与社会文化、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多元共赢,让上海水乡古镇、工业遗存、历史建筑的文化价值不断焕新传承,社会知名度、美誉度、影响力不断提升,进一步打响与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相匹配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用艺术点亮城市,让城市涌现更多文化地标,不断提升城市形态之美。实施“美丽上海”艺术计划,加强城市公共艺术政策法规制度的设计与制定,形成居民、政府、艺术家、企业等多方合力的决策共享机制;对公共艺术性质、类型、投资、审批、实施的管理做出制度性的安排,使其成为区域城市更新、改造的硬性指标和指导性法规。研究打造“城市公共艺术资料和数据中心”,以数字化的手段,记录与传播城市艺术记忆,有效回应公众与游客对城市人文的热爱与探知。绘就上海城市公共艺术地图,有机串联城市雕塑、装置、壁画、景观、建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工业遗产等公共艺术,打造让市民可游、可玩、可学习、可打卡的独特都市艺术线路。汇聚全球艺术智慧,加大大型公共艺术作品创作力度,打造最具创意、最具活力、最富魅力、最能代表上海城市精神品格的艺术作品。积极培育新时代新型上海市民文化,充分展现城市人文素养之美。引导和强化市民群众主人翁精神,增强公众的环境意

识和责任感,将“美丽意识”镌刻进市民的日常生活和行为规范中,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不断拓展城市文明的内涵和场景。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让市民充分参与美丽上海建设,做美丽上海建设的谋划者、实践者、监督者、宣传者。

三是立足以人为本,打造与市民需求紧密贴合、共治共享的人民之城。要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以社区服务优化升级更好回应市民需求,以公共服务设施提质扩容进一步带动城市更新,着力打造功能完善、业态齐全、全年龄段友好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要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建立政府、企业、社区、居民多方共治机制。通过优化协商议事平台,自下而上地形成包括垃圾分类、绿色环保、医疗保健、扶老助残、治安防范在内的社区公益项目需求清单,建立起服务项目供给与社区居民需求的双向对接机制。参照浦东经验,积极动员国企、民企等多方力量全面参与“美丽乡村”示范村建设,扩大企业与乡村结对的试点,盘活各区乡村的存量资源,大胆创新发展模式,通过企业与乡村共建进一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工作。

(五)强化推进合力,“统”“分”并进,彰显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上海特色

全面推进美丽上海建设是对传统城市建设管理方式的巨大挑战,要切实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全局统筹谋划,强化统筹推进合力,更好地促进部门协调、政策联动和上下协作,打造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上海方案”。

一是加大组织统筹力度,保障建设工作高效推进。把握好城市战略定位, 在全市层面建立强有力的统筹保障推进机制。要提升推进美丽上海建设的组织领导力。可借鉴北京设立城市管理委员会和成都设立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的思路做法,强化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的决策议事职能,实化推进美丽上海建设的专门机构,打破政策不协同的壁垒和部门多头管理的障碍。同时,对美丽上海建设涉及的农林水路桥等建设项目,要加大规划资源统筹,优化土地指标配置,必要时可探索试行用地指标全市(跨区)调剂。

二是细化社会责任分工,打造多元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在政府层面,制定美丽上海建设指标体系。编制自然生态、绿色经济、人居环境等领域阶段性规划建设量化指标,提出各部门和各区的建设目标,并细化为各部门年度行动计划,制定任务清单、分解责任、强化协同与考核,把规划蓝图变为“施工图”和实景图;加强第三方评估,完善相关项目建设投入和长效运维机制。在市场

层面,打造与“碳普惠”机制相适应的节能减碳场景。可借鉴成都市“碳惠天府”做法,出台低碳场景评价规范,优先从文旅、酒店、商圈等消费者较多的场景试点,明确获得验收的低碳商家的权利,激励更多企业参与打造低碳场景;鼓励公众在低碳场景消费打卡时参与平台碳积分活动。在公众层面,积极倡导绿色低碳公民行动,使用户各方面的低碳行为均可得到价值量化。编制颁布全民节能减排手册或绿色低碳生活指南,积极宣传绿色生活科学方法;鼓励广大市民参与绿色账户“捡拾碳足迹”记录活动,探索开展个人碳积分排名,低碳生活自愿承诺,引导群众从身边点滴小事做起,逐渐养成绿色低碳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三是加强区域协同治理,助力美丽长三角建设。加强长三角区域共保联治, 持续完善大气、水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着力强化船舶、集卡及非道路移动机械等移动污染源协同治理。协调推动苏浙沪共同划定跨界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协同划分,积极争取高位综合统筹协调示范区水源保护立法,国家层面将长江口—杭州湾水环境评价作为长江大保护成效重要考核指标。加强危废处置合作,实现区域危险废物污染共治,充分利用危险废物处置正处于技术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积极推动长三角地区协同创新危险废物处理技术,充分利用长三角各地剩余处置能力。全面加强三地在监测、科研、信息共享、应急协同等方面合作,形成污染源、风险源清单和协作机制工作措施。进一步加强长江大保护力度,联合打好长江“十年禁渔”持久战。

垦地融合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新探索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 李永亮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深刻指出,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面对“大国小农”这一基本国情农情,北大荒农垦集团有限公司绥化分公司(以下简称绥化分公司)以农业社会化服务为切入点,积极探索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在垦地融合共建中蓄力聚能、辐射带动,带领分散的小农户走上现代化大农业之路。

一、以资源整合为先导,着力营造农业社会化服务良好环境

绥化分公司依托国有大型农业服务企业的资金、技术、人才优势,整合各类农业社会化服务资源,引导生产要素向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集聚,运用经济、政治杠杆撬动金融资金、社会资金,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有效提升。

建立健全垦地合作机制。绥化分公司积极对接各级地方政府与村集体,通过结对子、联合共建等方式,强化统筹协调,创新垦地合作机制。一方面,争取属地政府政策支持,协调农服赋能助力,统筹农(牧)场落实具体政策。比如,哈尔滨市道里区制定了每亩137元的支持补贴政策,望奎县给予托管试点地号每亩100元的补贴政策。另一方面,与地方共建示范基地、共组专家队伍、共谋区域发展、共管产业集群,全区域、全要素配置垦地资源,构建长期稳定、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比如,绥化分公司与黑龙江省农业农村厅直接沟通协调,确定以参与“垦地合作”的地方政府作为主体,申请乡村振兴农机配套项目的政策支持,将配套农机具直接划拨到参与土地托管合作的村镇生产一线,达到了垦地携手共建的预期目标。

注重发挥地方组织优势。推动与地方政府达成深度合作共识,最大限度地发挥地方组织优势。绥化分公司分别在红光、海伦农场召开与望奎县农业社会化服务合作现场推进会,宣讲农服的优惠政策、服务举措,并就农户关心的问题答疑解惑。比如,将北大荒农业服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大荒农服集团)统一供应农资落实到书面合同上作为合作依据。在进一步整合农村土地纳入托管的过程中,积极配合地方政府破解发展再跨步的难题,层层压实工作责任,有针对性地组织土地规模化经营、实施土地托管,实现村集体创收、农民增收、企业增效。

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绥化分公司鼓励支持各地统筹相关涉农项目,重

点在农田水利设施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方面开展合作。比如,为解决好农田水利“最后一米”问题,按照布局合理、高效便捷、综合配套、互联互通的要求,全面落实改良土壤、培肥地力、保水保肥、控制污染措施,通过加强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优化耕作条件、提高耕地质量。

二、以高效服务为核心,精准对接小农户农业生产个性化需求

绥化分公司因地制宜定制单环节、多环节、套餐式、全程托管等多种服务模式,精准对接小农户农业生产个性化需求,农户可根据自身的兼业情况和劳动力状况,自行选择全部或部分农活托管,实现了劳动力在打工和种地之间的最佳配置。

开展全程托管服务。绥化分公司发挥机械化、组织化和技术体系健全优势, 结合地方农业生产和服务需求,以集中连片土地为基础,面向大宗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开展多环节和全程托管服务,提供农业生产全过程解决方案,扩大服务规模,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综合效益,确保农民增产增收。同时,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并结合各地不同的农业生产条件,为每块地制定有针对性的托管方案。为了培肥地力、增加土壤有机质,实现增产、增收、增效,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中,要求机车作业半径在7公里,地块托管稳定在3至5年,统一使用北大荒农服集团推荐的种、肥、药等生产资料,而且各环节标准化作业流程一项都不能少。截至目前,绥化分公司已签订全程托管面积达20万亩、优势环节托管面积达200万亩。

开展单环节托管服务。聚焦关键薄弱环节和小农户,绥化分公司充分利用充足的农机力量储备和成熟的无人化智能农机,在不断降低驾驶员劳动强度的同时,提高了工作效率和各环节作业的精准度。比如,采用大垄双行精量播种技术让播种更加精密,用分层定量施肥技术取代“一炮轰”,有效提高了肥料的利用率,应用叶龄诊断技术让田间管理变得更加科学有效。绥化分公司积极融入服务属地发展,着力破解农村“空心化”“老龄化”问题,解决“谁来种地、怎么种地”和土地规模化经营的难题,推动农服工作走深走实。

开展土地经营权流转。绥化分公司积极承接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推动解决承包地细碎化和土地闲置抛荒问题。一是大力提高土地利用率。通过推行大垄双行密植模式,改变了农村小垄传统种植模式,有效增加了公顷保苗株数,仅此一项可提高15.3%的土地利用率。此外,土地规模化经营后,整合一家一户小块耕地连片种植,有效解决农村土地“碎片化”问题。据测算,此举可使土

地利用率提高3%,实现了“造地”。二是改变传统运作模式。依托高效集成的北大荒栽培模式,推动玉米机械化收获的同时实现田间直销,既省去了运输保管成本,又降低了损耗,为秋整地争取了时间,为下一年粮食增产奠定基础,实现了“造粮”。

构建区域性综合服务平台。绥化分公司大力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与现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不断创新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提高服务效率。一方面,构建集综合农事、供需对接、农资集采、生产调度、金融保险、科技推广和监管服务等为一体的综合信息化服务平台,帮助打通农村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另一方面,设立区域农服中心,搭建农垦社会化服务网络,推广“供需信息线上对接、服务线下供给”的一站式服务、自助式服务模式,让农民有更多机会从事社会化服务,并在社会化服务的就业创业中获得更大的增收空间。

三、以技术优势为支撑,不断拓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内涵

绥化分公司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装备,拓宽服务领域。以哈尔滨、大庆、绥化、伊春为轴线,对接有托管合作意向的合作社、村集体,因地制宜提供“绥化方案”,扩大服务面积,提升服务效能。

打造服务示范点。绥化分公司积极打造垦地共建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点, 建设田间实训基地,组织技术培训和现场观摩,推广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一方面,在“两区、六县、一市”打造11个高标准示范区,建设25个田间交流课堂,多次在哈尔滨市道里区、绥化市北林区召开现场调研会,其中规模在百人以上的大会4次,累计组织调研、参观、培训700余人次。另一方面,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先遣军,嘉荫、铁力、海伦、绥棱、红光、柳河等农场率先承接绥化分公司与各县区的农服合作项目,充分发挥高标准、高效率种植的优势,示范推广集中连片高标准农田建设、“小田变大田”改造经验,全面展示北大荒现代化大农业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此外,绥化分公司与院校合作推进典型经验宣传。黑龙江省委党校、哈尔滨市委党校、黑龙江省农垦管理干部学院先后深入农服示范点进行深度调研,将党校实践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同时将绥化分公司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好做法搬进干部培训课堂,加强对农业社会化服务典型经验的宣传推广。

培育服务品牌。绥化分公司将先进的北大荒种植模式与地方农业深度融合, 提升“绥垦字号”农业服务品牌的影响力。一是塑造品牌内在价值。以老品牌换新为切入点,依托特有的寒地黑土,打造肇源大米、海伦富硒大豆等有机绿

色品牌。二是细分品牌市场定位。探索“小切口大战略、小资源大市场、小产业大效益”的产销发展新模式,由“种什么卖什么”向“要什么种什么”转变,对接需求侧,做强供给端,延长产业链,实现以销定产,打造特色鲜明、风格时尚、功能多元的“私人订制”产业产品营销新模式。三是拓宽品牌推广渠道。形成品牌共用、产品统销、渠道共享、合作共赢的营销模式,构建起绥化分公司及9个农(牧)场共扛“农场里”品牌营销大旗的大营销格局。

初步建立农服体系。2023年,绥化分公司与北大荒农服集团以打造覆盖哈尔滨、大庆、绥化、伊春的农服经济带为目标,形成了厚植“五大优势”、做好“五个一点”、实现“三个效益”同步提升、夯实“一个根基”的绥化农服先进做法。厚植“五大优势”,即发挥政府的政策支持优势、农服集团的平台赋能优势、分公司的统筹协调优势、农(牧)场的种植技术优势、村集体的组织整合优势。做好“五个一点”,即实现农资统供“成本低一点”、标准化生产“产量高一点”、生态种植“质量好一点”、粮食统营“价格贵一点”、零概念种植面源“污染少一点”。实现“三个效益”,即“经济效益”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社会效益”实现乡村振兴、农业强国,“生态效益”实现黑土保护、秸秆有效利用。夯实“一个根基”,即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这些先进做法形成了绥化分公司独有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助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绥化分公司将北大荒集团信息化、机械化、智能化、标准化的种植模式植入到农业生产的全产业链经营之中,为农业社会化服务提供种源保障和订单支持,形成农业产业链闭环管理。与科研院所合作,根据市场需求,加强新产品研发、新工艺引进、新装备改良,研发出更多适应性强的稳产、高产、多抗、优质农作物新品种。建立健全产供销一体化运营体系,主动加强产销对接,瞄准重点消费人群,优化产业结构,着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和市场美誉度的“绥垦”食品知名品牌和知名产品。

立足特色资源禀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基于安徽中垾镇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调研报告

巢湖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牛美芹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 要求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情况认真贯彻落实。此规划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明确了目标任务、工作重点、政策措施,为各地区有序推进乡村振兴进程提供了根本遵循[1]。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立足特色资源,坚持科技兴农,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产业新业态,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壮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2]。

安徽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乡村振兴工作,设置乡村振兴局;拟定发布文件, 多次召开会议部署乡村振兴工作,强调“三农”工作,奋力开创安徽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局面。巢湖市积极全面融入合肥,主动接受合肥辐射和带动,环巢湖十二镇因地制宜,立足特色资源禀赋,挖掘和探索出了一条具有环湖特色的实践路径。

2. 调研基本情况

2.1 调研对象总体概况与特色资源

中垾镇隶属于安徽合肥,地处巢湖市西郊,享有皖江城市带的资源。区域总面积67km2,人口3.4万人,耕地4.5万亩(1亩约等于667m2),常住人口3.4 万人,辖7个村委会和1个居委会。

2.1.1 “城湖共生”的特色生态环境

该地靠城、靠湖、靠路,是“环湖十二镇”之一,拥有9.7km的巢湖岸线, 自然风景美丽。

2.1.2 红色资源优势

境内有红色遗址:温家套惨案纪念馆。1938年10月7日,侵华日军制造了骇

人听闻的温家套惨案。这段悲痛而壮烈的历史,记录了侵略者在巢湖犯下的累累罪行,激励着中垾人民传承红色基因,赓续斗争精神。

2.1.3 丰厚产业基础

中垾是闻名全国的“锚链之乡”,享誉大江南北的“美食之乡”“蔬菜基地”。

2.2 调研方法与内容

2.2.1 实地调研

本次调研团历时一年多利用寒暑假多次前往中垾镇农业综合监测服务站、滨湖村扶贫产业园、番茄种植基地、巢湖市华东锚链有限公司和温家套惨案纪

念馆等地进行实地调研,深入了解特色产业、生态人文环境、治理措施等方面发展取得的成效。

2.2.2 深度访谈

在中垾镇社区,先后采访农综站站长刘迎春和农艺师时红云,得知当地农

业发展现状;对农户张大伯及顾客江叔叔进行采访,了解农产品的销售状况。在小联圩村,采访小联圩村副主任荚海涛,参观了“新风文化礼堂”,了解有关“移风易俗”的相关举措和成效;在滨湖村,采访了滨湖村管理员陈宗平等,了解扶贫产业园的具体运营模式及其收益;与镇农业农村部门和基地负责人、乡镇村干部、村民代表进行座谈交流,了解政府举措和人民心声。

2.2.3 观察法

团队成员来到温家套惨案纪念馆,详细了解惨案的背景、过程,以及中垾镇人民传承红色基因的乡村振兴实践。

2.2.4 文献研究法

团队成员通过政府网站、权威媒体、中国知网等途径查阅大量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凝练。

3. 中 镇实施乡村振兴所取得的主要成效

近年来,中垾镇坚持高质量发展,立足特色资源,紧紧围绕“工业强镇、农业富镇、美食活镇、滨湖美镇”的发展定位,攻坚克难[3],全面积极推进乡

村振兴并取得一定成效。其中,小联圩村已成为模范乡村,并上榜2022年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产值超亿元村名单[4]。下面将呈现中垾镇在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效,其中治理有效贯穿在其他4个方面之中。

3.1 党建引领产业兴旺

作为传统的果蔬供应基地,中垾镇牢固树立“科学、绿色、有机”的发展理念,党组织发扬斗争精神,完成农业提档升级。

3.1.1 “六+”模式带动“特色农业”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一,“支部+农业”模式明确了党支部的领导责任。建立党建文化园,提

高农民的文化储备。小联圩番茄示范基地和滨湖村扶贫文化产业园就是成功例子,其对口帮扶113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20个公益岗位,确保百姓有工作、钱包鼓。

第二,“农业+科技”模式明确了“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助力农业发展的道路。中垾镇番茄基地与安徽省农业科学院、巢湖市营养学会长期保持技术合

作关系,农业专家定期采集温室土壤进行研究改良,培育每千克富硒(含量) 达到0.1mg的新品种——富硒番茄,以确保番茄的品质稳定且逐步提升。

第三,“基地+农户”模式调动农民积极性,实现了科学技术赋能基地种植 培育。镇农业综合服务站线上线下对农户进行统一技能培训指导,降低种植风险,保证农户收益最大化,给农户坚持走农业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支部+合作社”重在开拓多元化销售模式,使农户无后顾之忧专心 种植。2022年3月和2023年3月,小联圩村与合肥广视数字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开办“幸福路爱心消费帮扶”活动,扩大线上线下销售路径,有效解决番茄零售户滞销难题。设立蔬果质检中心,保证所有的蔬果农药残留量和质量检测达到国家标准,稳步推进品牌国际化,打破信息和销售渠道瓶颈。

3.1.2 找准区域优势定位,促进产业协调发展

第一,从“锚链”“美食”“蔬菜”等优势资源出发,培育龙头企业。面对“锚链”产业遇冷难题,政府着手引导技术改造,延链强链,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思考产业升级转型问题;同时强化企业帮扶政策,着力培育当地具有

代表性的龙头企业。未来中垾将建成一个以通用输送设备产业为主导,电子原

器件、电力设备等产业为支撑的人工智能化发展的现代工业体系[5]。2019年中垾番茄生产基地入围第二批安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中垾镇近年来推广“设施番茄+水稻”水旱轮作耕作模式,不断调优品种结构,实现错季种植、销售,为

种植户带来良好收益[6]。

第二,镇政府“一抓双促”,实现“跨界融合”发展。面对产品供求市场出现的新情况,采取“政府指导、合作社运作、种植户租赁”的方式,宣传“中垾番茄”品牌,精心打造旅游、采摘、观光示范点;还将进一步与电子商务、

休闲旅游、健康养生等跨界融合,更好地释放“中垾番茄”金字招牌的市场效应[7]。

3.2 建设美丽乡村,完善生态宜居的环境

环巢湖大道有双向四车道,道路两边和中间绿化带草木长青,风景如画。

中垾镇立足“湖岸线”旅游资源,积极整治人居环境,给污染排放做减法、给环境改善做加法。

3.2.1 争创生态环保描绘绿色画卷

以“生态宜居”为重点,坚持落实“五长联动”,形成“湖长、河长、林长、田长和环境专项监督长”的有效合力。认真实施“环湖一公里”生态绿化工程,持续开展农村环境综合治理工作。目前巢湖水质不断改善,303种鸟类选择在此栖息,其中包括白琵鹭等国家级保护动物。政府也相应设立了湿地公园、湖岸公路等风景区,为当地旅游提高了知名度和美誉度。

3.2.2 夯实基础设施创建宜居环境

中垾镇以人居环境为工作重点,领导干部实行包联包保,镇村150余名干部全员下沉至10个网格区,集镇7个路口开展志愿文明劝导工作,营造文明交通氛

围,实施生活垃圾长效治理机制,生活垃圾实现日产日清[8];不断加强“三大革命”、危房改造、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成效,持续建设“四好农村路”,庙集村上榜“全省美丽乡村示范村”。

3.3 移风易俗,营造乡风文明

中垾镇在群众中选树“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等典型,制定《村规民约》,充分发挥“文化大讲堂”、农家书屋等思想阵地作用,挖掘村居文化资

源,合力打造“一村一品”,激发乡风文明建设的内在动力和活力[8],使人民群众的“口袋”和“脑袋”同步富裕。

3.3.1 深入挖掘当地红色资源,汲取斗争精神中 镇设立温家套惨案纪念碑、纪念馆,巢湖市政府将每年的10月7日定为巢湖国耻纪念日;于2017年12月获评合肥市第五届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激励人民发扬革命前辈的英勇斗争精神, 用勤奋共创美好生活。

3.3.2 移风易俗创新风

坚持“文明节俭、群众满意”原则,中垾镇积极发挥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会等群众组织的作用,培育孝悌和睦家风,树婚丧嫁娶新风[9]。例如,小联

圩村委会设立新风文化礼堂,是村民文化娱乐活动的主要场所,也是群众文化学习、思想交流的坚实阵地;红白喜事基本上都在这里举办,已形成了婚事新办、丧事简办、节庆俭办的新风尚[8]。太平村经常开展“文明新风”宣讲会, 破除“天价彩礼”陋习。

3.3.3 多途径营造文明乡风氛围

中垾镇与时俱进,线下通过宣传栏、墙面宣传画等宣传惠民政策,编印发放《清明节文明祭祀倡议书》等宣传册;线上搭建“美食名镇中垾”微信公众

号,使村民可多角度了解当前文化政策、时事新闻,倡导文明家园的建设,营造文明新风尚。

3.4 政府治理有效,人民生活富裕

如前所述,中垾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 已经显示出对政府治理措施的高度落实,针对政府治理有效就不再做梳理,这

里主要展示人民生活富裕的场景。

3.4.1 打好脱贫攻坚战

太平村总人口3600余人,因地理位置偏僻、基础设施落后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该村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2017年和2018年分别投入扶贫资金130多万元、50多万余元建成了中药材扶贫产业园、100亩中药材扶贫基地。土地流转、入股分红丰富了村民的“钱袋子”,仅芍药种植就带动了周边村组农户、建档立卡贫困户300余人就业。2020年,村委会集体经济收入由原来的几万元增至50 余万元,全村一下就实现了脱贫[10]。

3.4.2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巢湖金岛光伏电站成立于2015年11月,占村集体荒冈地600余亩。光伏板上方发电、光伏板下兼顾经济作物种植和畜牧养殖,真正实现了“一地二用、农光互补”,单位面积土地实现了最大产出效益。光伏发电每年就能增收35万元, 农户还能从土地流转中得到收入[11]。

4. 中 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中垾镇,因其境内四处低洼,中间有一条脊垄得名。因地貌特点导致经常遭遇不同程度的旱灾、涝灾等灾害,人民生活比较贫困。后来人民群众在政府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虽取得很好成效,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有待完善。

4.1 产业融合存在短板,导致发展缓慢

4.1.1 产业融合不到位

调研发现工作着力点仍然集中在农业的范围,主要表现在: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仍缺乏科学性系统性的支撑和建构,多以农家乐、果蔬采摘等展现融合形式,工业基础薄弱。

4.1.2 全产业链培育不足

中垾镇主打特色番茄产业,水稻、蔬果、玉米等其他农产品在规模化经营

方面仍缺乏发展后劲,品牌打造存在困难,导致产业链条延伸不足、产品附加值普遍偏低。

4.1.3 产业转型升级问题突出

中垾镇原为“锚链之乡”,但老旧设备的工作效率和产品精准度低于平均水平,出现了销售市场缩小,产品堆积,甚至资金链中断等现象。因此,以锚链厂为首的中小重工业企业面临“怎么转、向哪转”等问题。

4.2 文化建设出现断层,呈现木桶效应

小联圩村“移风易俗”相关举措成果显著,但其他乡村的建设未达到理想状态。类似“文化礼堂”的文化学习场所建设滞后,村民参与感低,成为新风文化建设中的短板,阻碍全镇整体进步。

4.3 人才因素的制约

中垾镇虽有优势资源,发展强劲,但仍受人才因素的制约。一是总量相对不足。很多农民在城区购买房屋,直接造成农宅大批闲置,为此工作人员开展

环境整治工作、完善基础设施存在困难。二是人才素质不高。青壮年常年外出务工,人口老龄化凸显,导致耕地撂荒现象严重,给乡村振兴持续发展带来阻碍。

5. 中 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强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范化解风险本领。[12]”在乡村振兴的新征程上,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员干部要继续用好红色资源,发扬斗争精神,发挥优势产业的领头羊作用。

5.1 拓展销售渠道,破解产销对接、产业融合难题

调研发现,产销对接问题一直是困扰农户的难题,尤其除番茄外的果蔬产品。学习借鉴甘肃省瓜州县乡村振兴经验[13],针对农户需求和意愿,结合市场供求状况,调研组发现做好以下工作有利于解决产销对接这个问题。

5.1.1 做强做细镇内省外销售市场

一是针对零散个体户、无固定赶集的交易方式,政府组织在当地建立批发零售市场,依托商超企业、餐饮酒店及学校等,拓宽消纳能力。二是与省内外永辉超市、华联超市等大型超市达成长期商业合作,同时全方位提升本地区现有仓储物流系统,稳定农产品的销售渠道。

5.1.2 宣传招牌,塑造品牌

充分发挥县域媒体的宣传作用。通过政府在新媒体平台创建官方账号,分享美景、美食、红色文化等,增加曝光度;通过政府官网、当地电台、电视频道等进行广告宣传。加强农产品产后分级包装,通过“互联网+”现代农业,运用电商模式拓宽销售渠道。

5.1.3 延长农业产业链

招引大型知名企业来中垾投资建设番茄等果蔬食品加工厂,从根本上拓宽产品出售渠道和出售方式。同时扶持专业合作社发挥好组织、中介、载体和服

务功能,早日摆脱各经营主体小、散、弱和乱等现状,有效带领农民增收致富。

5.2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人才队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亟需加强,提供人才支撑。

5.2.1 重视“老农”与“新农”培育

一是可以培训一批具备丰富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老农”,使之成为乡村“土专家”等实用型人才;然后向“新农”推广新技术和成果。二是以项目驱动为载体,以“田间课堂”为平台,给“新农”就地开展职业技能培训[17]。

5.2.2 完善人才引进机制

一是依托合肥尤其是滨湖大学城丰富的高校资源,搭建乡村发展“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平台,实现人才、技术共享[18]。二是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完善鼓励人才返乡的服务机制,引导乡村智力财力回流。

5.2.3 创造环境拴心留人

优化人才薪资待遇,扩宽人才上升通道与发展空间,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当地产业链、创新链融合[19],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引进人才吃下“定心丸”。

5.3 创新文旅产业融合,促进乡村文化发展

中垾镇作为“环湖十二镇”之一,可因地制宜挖掘红色、绿色2种禀赋资源, 探索富含本域特色的“一红一绿”的农旅文化产业新路径[18]。

5.3.1 精准定位文旅连接点

学习借鉴“湖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乌石峰村成功经验,利用中垾镇的自然人文环境、美食优势、周边景点(尤其是红色、名村古街)等关键点,

将闲置宅基地和住宅以“农户有偿退出+村集体入股”的方式打造特色旅游品牌[20],不仅可以开发适应当下潮流的网红经济、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等,使资

源有效转化,而且可以解决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完善困难等问题。

5.3.2 整合产业供应链

谋划好文旅融合产业的示范点建设,将生态旅游、文创产业、食品产业等进行有效归纳部署,有效发挥聚合作用。如,结合柴火名菜、生态农庄、中垾湿地公园、巢湖湿地和巢湖等资源,打造“多点开花”的高质量娱乐新格局,

辐射带动周边经济飞速发展。

5.3.3 实施生态绿化工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虽然现在整体大环境得到改善,但细节还有待提升。如,旅游及周边居民生活可能再次造成二次污染,保护环境治理成果是关键,应尽可能鼓励居民参与其中,增强其环境保护意识。

5.3.4 补齐“木桶短板”

以小联圩村为模范,结合相关具体案例,引导其他乡村效仿建设“文化礼堂”,使其成为更多村民婚丧嫁娶新型宴席的场所和文化学习、思想交流的坚实阵地。

6. 结束语

中垾镇党委、政府带领人民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充分发挥斗争精神,以科

技助力“产业兴旺”;科学统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推进“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治理有效”、人民“生活富裕”的效果。但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高度、力度、深度”而言,以往具体实施举措仍有疏漏之处,需要继续发扬斗争精神,真正做到村村强、人人富;同时还应进一步扩大其辐射效果。

团队成员在本次调研中感受颇深。其不仅为中垾镇的乡村振兴成效所震撼,

更被人民群众的斗争精神所鼓舞。学生采访党员干部时问:“如何克服乡村振兴持续发展可能要遭遇的阻碍困境?”他们坚定地回答:

“我们有敢于挑大梁的‘打铁力气’,也会认真锤炼化解村民邻里间‘小摩擦’的‘绣花功底’,以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锐气走上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调研过程中,在中国青年网、中国网、凤凰网、巢湖学院官网、微信公众号、抖音、哔哩哔哩和小红书等媒体平台讲述了中垾镇乡村振兴的故事。在谈

及人生规划时,有5位同学不约而同地引用党的二十大报告结语所发出的“动员令”激励自己,表示愿意响应号召走向农村基层,立志做一名有理想、敢担当、

能吃苦和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

民营经济领域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隐患问题研究

中共南陵县委党校 林慧竹

民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变革,当前我国民营经济也面临着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隐患的新挑战。民营经济领域的正确意识形态,包含重视信用的商业道德观念、良好的社会责任观念、追求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并重的利益观念、民营经济人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企业发展的使命感以及对社会的信誉等。

总结来讲,民营经济的正确意识形态包含家国情怀、社会情感和民族情感, 是民营经济人士思想意识的具体体现。民营经济人士应将产业报国、实业强国作为追求的方向,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将个人的人生目标与企业的发展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结合在一起,将个人梦、企业梦与中国梦结合在一起。

本文对民营经济意识形态风险隐患存在的问题与挑战以及相关的建议与措施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并为民营经济领域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隐患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希望通过共同的努力,助力民营企业在充满变数的经济浪潮中保持稳定、持续发展,为中国经济的繁荣作出贡献。

意识形态风险隐患问题与挑战

意识形态风险隐患的复杂性和长期性

意识形态风险隐患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其不同于传统的商业风险,它不仅涉及经济层面,更牵涉到文化、政治、社会等多个领域的因素。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影响通常具有长期性,可能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内潜移默化地影响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和文化。这对企业的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更加敏锐地洞察外部环境的变化,及时识别和应对潜在的风险。

内外部势力的渗透对企业的影响

外部势力的渗透不仅可能导致企业核心价值观的异化,还可能对企业的经营决策产生影响。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的一部分,难免受到政治、经济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外部势力可能试图通过企业传播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改变企业的经营战略,甚至影响市场竞争。这对企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提出了挑战,需要企业管理者在坚守经济运营的同时,保持自身价值观的清醒和坚定。

企业文化的塑造与风险管理之间的矛盾

大型民营企业往往注重企业文化的塑造,企图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认同,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然而,过于强调企业文化可能导致意识形态风险隐患的忽视。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如果不够坚定,一旦受到外部势力的影响,可能引发员工的困惑和分歧,削弱企业的凝聚力。因此,如何在强化企业文化的同时,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成为了一个需要平衡的难题。

跨领域合作中的协调难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企业在多个领域展开合作成为常态。然而,跨领域合作也可能导致意识形态风险隐患的增加。不同领域的企业可能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因此在合作过程中,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兼顾不同价值观,避免意识形态冲突成为了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需要企业在合作中具备更高的敏感性和智慧,以免合作最终受到意识形态风险因素的影响。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风险隐患问题既具有复杂性,又给民营企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民营经济在面临这些问题和挑战时,需要全面地认识现状,深入分析问题的根源,以便有效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接下来,本文将从企业优势出发,探讨如何应对这些问题,确保民营经济的稳定发展。

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隐患的建议与措施

在面对意识形态风险隐患问题新挑战的时代背景下,民营企业需要采取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建议和措施,以保障企业的稳定发展。为此,本文针对以下四个层面提出具体的建议,帮助企业更好地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

政府引导与支持的合理利用

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企业应与政府部门合作,共同制定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政策和措施。

一方面,政府可以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引导企业坚持正确的价值观,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外部风险。同时,政府也可以建立风险预警机制,及时向企业传递外部风险信息,为企业决策提供参考。

另一方面,政府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树立“四个意识”,强化民营经济人士的法治修养和道德修养。积极形成大统战工作格局,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参与到党的建设工作中来,密切联系,加强沟通。

此外,要发挥政府宣传部门的工作职责,牢固树立使命意识和阵地意识,

形成统战工作的整合力量,积极宣传主旋律,加强正确思想意识对于民营经济人士的影响作用。

内部教育与培训的强化

企业员工是企业的重要资产,他们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观的塑造至关重要。企业应加强内部教育与培训,帮助员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可以通过定期组织政治教育课、意识形态培训等方式,引导员工更好地理解企业的使命和愿景,提升员工对企业的归属感和忠诚度。具体包含以下几方面的策略:

(2) 制定明确的企业核心价值观:

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制定明确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发展目标,包括企业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等,向员工传递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公司领导可以组织定期的会议或培训,向员工详细解释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强调员工应该如何理解和践行这些价值观。

(3) 建立良好的内部沟通机制:

民营企业应该建立起开放、透明和有效的内部沟通机制。领导层应与员工保持良好的沟通,及时向员工传达企业的政策、目标和发展动态,同时也要倾听员工的意见和建议。通过良好的沟通机制,企业能够更好地与员工进行对话和交流,引导他们以正确的意识形态看待企业的经营发展。

(4) 加强企业文化建设:

民营企业可以通过定期组织各种文化活动,如座谈会、主题讨论、文化培训等,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弘扬正确的意识形态。企业还可以制作企业宣传资料,包括企业宣传片、内部刊物等,向员工传递正确的企业理念和价值观。

增强企业社会责任的意识

企业社会责任不仅是对外界的回馈,也是对内部员工的影响。民营企业应认识到自身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传递积极向上的企业形象。通过强调社会责任,企业可以引导员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增强对企业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减少受外部势力影响的可能。

政府相关部门要引导民营经济人士将自我认同与政党认同、制度认同、道路认同、社会认同结合在一起,通过良好的宣传与沟通,召唤民营经济人士内心对于家国情怀的浓烈呼声。

跨部门合作机制的创新

民营企业经营风险的识别、评价与应对是保障企业稳定发展的关键环节。首先,要重点关注风险识别与评估。民营企业需要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

系,包括制定相关流程、规章制度和责任分工,确保风险能够及时被发现并评估。定期进行风险评估,使用各种工具(如SWOT分析、PESTEL分析等)来识别并定性、定量评估风险,为企业决策提供依据。加强市场调研,了解市场动态和行业竞争格局,及时发现和评估潜在的市场风险。

其次,要加强风险防范与控制。民营企业应坚持多元化经营策略,降低单一市场或产品的风险,避免过度依赖某个市场或客户。建立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确保企业内部业务流程规范运行,防范员工失职、失误等风险。引入先进的信息系统和信息技术,提升风险感知能力和应对灵活性,及时掌握企业运营情况。

其三,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民营企业在跨领域合作中可能面临意识形态风险的挑战。为了避免风险,企业可以创新合作模式,建立跨部门合作机制。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制定合作原则,明确价值取向,减少意识形态冲突的发生。同时,可以建立定期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及时解决合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分歧。

综合而言,通过政府引导与支持、内部教育与培训、信息安全体系的建立、教育机构合作、企业社会责任、跨部门合作机制的创新以及定期研究和评估等这一系列建议与措施,民营企业能够更好地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隐患问题。这些建议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努力,也需要政府、教育机构、社会各界的合力支持。只有通过共同的努力,我们才能确保我国民营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地前行。

结语

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形势下,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意识形态风险隐患问题和挑战。只有通过政府、企业、教育机构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才能有效地防范和化解意识形态风险隐患,保障我国民营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需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吸收国际先进经验,不断创新,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为民营经济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民营企业税收政策适配性调查与分析 以青岛市为例

税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对策研究课题组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激活市场竞争、促进经济增长、创造就业机会、保障社会安定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近几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等不利因素影响,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经济个体的发展尤为困难,因而,从税收政策支持等方面多措并举支持民营实体经济发展刻不容缓。

对于税收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众多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研究。学者们的主要观点为:要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既应完善与民营企业相关的税收制度,明确政策导向,制定精准的民营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也应完善税收服务体系[1]; 应从改善法律制度环境、深化税收制度改革、改善税收征管环境等方面着手, 促进中小民营企业发展[2];税收优惠政策等对中小企业有着强有力的支持作用[3-5],可以帮助民营企业减轻企业纳税负担[6],帮助企业融资纾困[7-9],加计扣除等优惠政策激励了民营企业自主创新[10]。而“亲”“清”政商关系更能提高税收优惠政策的施行效果[11],政策和补贴得到实质性落实之后能够溢出为激励效应,作用于民营企业创新研发和扩大经营过程[12-13];增值税税收优惠更有助于中小企业成长能力的提高,应以增值税优惠为重点,制定更多有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税收政策[14]。

关于税收服务对民营企业的支持作用,张景华、林伟明认为需要进一步转变税收征管理念和征是由世界银行发起的一项国际基准项目,其主旨是对私营部门发展的营商环境进行定量评估,通过数据收集和报告为政策研究发展提供数据支撑,数据收集途径主要为向专家进行咨询、对业内专家和企业开展调查[17]。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包含10个模块,其中一个模块为税收。税收指标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分别是:影响私营部门发展的税收制度缺陷、税收征管服务、税收管理系统效率以及私营企业需要付出的合规成本。本文综合这几方面内容,借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新评估体系税收模块的3个一级指标、7个二级指标和13个三级指标(见表1),结合青岛市民营企业面临的问题,设计问卷,对民营企业税收政策适配性进行评价。

调查问卷包括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概况,第二、三、四、五部

分分别从民营企业纳税负担、税务部门征管服务、民营企业信贷融资、涉外税务工作四方面对企业纳税相关环境进行调查。满意度单选类题目参考李克特量表体系进行设置,每题均设五个选项,即“非常满意”“较为满意”“一般”“较为不满意”“非常不满意”,并分别赋分,便于统计计算。

(二)调查对象概况

本次调查向青岛市民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发放调查问卷373份,实际回收问卷368份,有效问卷为98%。

2. 人员职务分布

参与调查的对象中,企业管理层占19.18%,财务主管占28.77%,普通财务人员占38.36%,其他部门人员占13.69%。职务分布总体合理,企业管理层、财务主管和普通财务工作人员累计占比达到86.31%,能够科学地传达出民营企业从业人员对青岛市税收环境的认可程度。

3. 企业行业分布

参与调查的民营企业所属行业中,批发、零售业占35.62%,制造业占34.25%, 住宿、餐饮业占10.96%,建筑行业占2.73%,涉税事务服务领域的其他行业占16.44%。企业行业分布合理,能够基本囊括青岛市民营企业总体情形。

4. 企业发展规模

参与调查的民营企业中,企业年营业收入在50万元以下区间的占57.53%, 在50万元至100万元区间的占21.92%,在100万元至500万元区间内的占9.59%, 在500万元以上区间的占10.96%。参与调查的企业多数为中小微民营企业,在税收政策变化及税务征管调整时其经营更容易受到影响。

(三)调查问卷信度及效度分析

1.信度检验

本文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量表总体及各个子纬度进行信度检验,用科隆巴赫系数(Cronbach’sAlpha)来检验量表部分被试结果一致性。通常认为,科隆巴赫系数在0.7至0.9之间时量表内容一致性较高,高于0.9则量表内容一致性非常高,低于0.7则量表内容不一致程度很高,需要重新修订问卷体系。

从信度检验结果(见表2)可以看出:量表部分的总体信度检验结果即科隆巴赫系数为0.98,大于

0.9,显示一致性较好;且删除项后的每一项科隆巴赫系数值均小于总体量表的科隆巴赫系数值;量表部分各子纬度科隆巴赫系数值均大于0.7。故量表

内各部分符合总体一致性表现,各个子纬度均通过信度检验。2.效度检验

在问卷量表通过信度检验后,再进行效度检验,以检查其中每个题项对于问卷本身是否发挥有效作用。运用SPSS软件进行KMO和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见表3)可见:量表KMO值为0.897,大于0.6,且显著性小于0.05。同时满足以上两个条件,表示本次问卷回收的量表部分数据是适合用探索性因子分析(EFA) 来考察量表效度的。

三、问卷统计分析

(一)调查问卷子纬度统计分析

2. 民营企业纳税负担

(2) 民营企业总体纳税负担

经统计,纳税负担子纬度统计均值为4.02,在四个子纬度中位于较低水平,纳税负担不仅仅来自资金方面的压力,还包括纳税事项给企业带来的时间成本及税费优惠政策可能造成的潜在经营压力。民营企业纳税负担满意度评价为“一般”以下的占比达31.51%,相当一部分企业目前仍然面临着较大的纳税负担。超过80%的企业人员认为企业很大一部分压力来自“五险一金”,16.28%的企业人员认为存在缴纳滞纳金以及罚款的压力。

(3) 民营企业纳税时间负担

经统计,54.79%的企业每个月处理纳税事务的时间是1~3个工作日,耗时3~5 个工作日处理纳税事务的企业占比达到34.25%,而耗时7个工作日以上的企业较少。64.38%的企业人员认为在计算应纳税额方面进行准备工作所耗时间最多;有32.88%的企业人员认为耗费更多时间用来排队等待与税务人员进行业务对接;17.81%的企业人员对电子税务系统使用不熟悉,认为在线办理系统设置过于复杂;另有4.11%的企业人员认为在税务人员实地核查等工作流程对接与安排方面以及不同税种申报操作方面也存在改进空间。

3. 税务征管服务

(2) 减税降费政策推及力度

从减税降费政策获得感方面来看,有50.68%的企业人员认为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到位,另有8.22%的企业人员认为减税降费政策落实力度有待加强。综合统计优惠政策落实范围(见表4)发现:约1/2的民营企业能够在增值税和应纳税所得额方面享受到优惠政策,约1/3的企业在附加税优惠、降低社保费缴费基数、

残疾人保障金优惠等方面实现减税降费。因此,青岛市还需继续推进减税降费政策落地。

持续推进落实减税降费政策,让民营企业提升获得感,能够让企业在经营方面优化结构、扩张业务。在税收优惠政策落实后,半数以上的企业愿意在未来拓宽市场,提供更加优良的产品和服务,提升企业自身服务能力(见表5)。由表5可见,在减税政策落实后有意愿增加研发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的企业占比超过30%。这说明,通过减税降费政策来调动民营企业发展的深层活力,需要税务及相关部门协同配合,形成政策合力。

(3) 减税降费政策调整的企业需求

企业对调整减税降费政策的需求意向调查结果见表6。76.36%和65.76%的企业人员分别认为未来政策更多应该在减免税收、降低税率,降低社保缴费基数这两方面进行优化调整,29.35%的企业人员认为税务机关应该进一步升级、优化税务征管服务,22.55%的企业人员希望税种设置和税费改革方面有所调整, 17.39%的企业人员希望税务机关能够更加主动地进行优惠政策宣传,把减税降费政策及时送达企业。

(4) 税务征管服务评价

经统计,民营企业对税务征管服务的综合评价均值为4.25,表明民营企业税务征管服务尚存优化空间。各子维度评价结果见表7。具体来说,在税务咨询方面,半数以上企业人员持非常满意的态度。这说明青岛市税务部门较为关注税企沟通和政策传递工作,对民营企业相关税务问题能及时反馈。

60.27%的企业人员对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服务给出非常满意的评价,15.07% 的企业人员给出的评价是一般以下,表明青岛市税务部门工作人员专业素质水平总体能够为企业提供专业、匹配的服务。60.34%的企业人员表示在线自助办税操作熟练,61.64%的企业人员对简化办税流程的体验满意度较高,部分企业人员建议简并某些不同税种之间的办理手续,这说明青岛市在线办税水平仍有提升空间。在退税登记办理方面,10.96%的企业人员认为退税工作及服务尚待改进,此方面的满意度为一般以下这说明,青岛市退税工作的服务水平良好, 但是仍要进一步提高退税汇算成效,维护好这个对民营企业而言减负增利的加油站。

4. 民营企业信贷融资情况

2023年青岛市税务部门开展面向民营企业“融税赋创”等投融资对接活动,

为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题铺路搭桥。调查发现,42.47%的企业人员认为青岛市当前总体信贷环境非常好,41.13%的企业人员认为青岛市信贷环境一般以下, 不到10%的企业人员表示接触过税银合作推出的信贷产品。这表明,青岛市应进一步完善贯穿企业生命周期的税收支持政策,为企业投融资提供便利。

5. 涉外税务工作

青岛市涉及对外税务的企业占有一定比重。

53.85%的企业人员认为当前青岛市涉外税务业务总体环境非常好,7.69% 的企业人员认为存在进一步改善当前环境的空间。对于涉外税务方面的评价, 超过60%的企业人员认为当前优惠政策落实情况很好,对出口退税流程及效率的评价结果总体显示满意。以上表明,青岛市民营企业对涉外税惠政策满意程度较高,政府涉税部门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民营企业经营情况和困难需求,定期调整工作,更好地协助企业对接专项税惠政策,加速退税。

(二)税收政策与民营企业发展的适配性分析

2. 民营企业税收环境满意度分析

从企业纳税负担、税务征管服务、企业信贷融资情况、涉外税务工作四个子纬度以及整体税收环境满意度,对参与调查的民营企业的评价进行单样本t检验,将检验值设定为3分,也即“一般水平”,整理得到表8。通过表8可以看出, 企业纳税负担、税务征管服务、信贷融资情况、涉外税务工作四个子纬度以及整体税收环境满意度的均值都大于检验值“3”,且显著性P值均小于0.05。综合上述结果,青岛市民营企业对总体税收环境的满意度较高,税收政策总体上能够实现民营企业当前需求目标,适配性良好。

3. 民营企业税收环境相关性分析

在计算问卷各子纬度得分以及整体问卷综合得分后,再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9所示。从表9可以看出,税收环境各子纬度和整体满意度之间相关系数的P值均位于0.01以下,这表明相关系数显著;各相关系数均大于0,意味着企业纳税负担、税务征管服务、信贷融资情况、涉外税务工作四个子纬度以及整体税收环境满意度两两之间呈正向相关关系,也即民营企业对于四个二级指标评价越高,他们给予整体税收环境的肯定程度也就越高。税收政策不同模块之间具有适配黏性,呈现适配性评价关联度较强且为正向因果关系的特点。

4. 民营企业税收环境影响因素分析

为进一步具体反映税收政策对青岛市民营企业的支持情况,设定税收环境总体满意度为因变量,把纳税负担评价、征管服务评价、信贷融资评价设为自变量①,使用SPSS软件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回归模型通过共线性诊断并符合标准化残差正态分布,具体输出结果见表10。

本次线性回归模型拟合度较好,意味着回归结果可以真实地反映纳税负担、征管服务、信贷融资对于税收环境整体满意度的影响情况。三个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VIF值均小于5。F=812.723,P<0.001,回归方程显著。从回归结果看,征管服务评价对税收环境整体满意度影响最大,纳税负担评价和信贷融资评价对税收环境整体满意度影响较小。这说明,未来应重点关注民营企业税收征管服务方面的配套政策落实,提升税收综合服务水平。

四、税收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调整建议

第一,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纳税负担。重视民营企业纳税负担和时间负担, 抓住专项扣除税改红利,扩大优惠政策涵盖范围,推进落实“五险一金”纳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对民营企业的滞纳金罚款等一系列处罚,需经审批以合理把控处罚力度。重视民营企业在缴纳税款方面的时间负担,简并企业在计算应纳税额的申报凭证资料要求,向民营企业推广在线纳税服务,简化流程手续,删繁留简,提高自助办理纳税业务比例,减轻民营企业纳税时间负担。

第二,推进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持续推进落实减税降费政策,精准对标民营企业,推送适配企业发展阶段的税费优惠组合,使税收优惠嵌入产业链的各个环节。积极对接重点发展企业、重点扶持企业、新兴优秀民营企业,让税收优惠政策赋能民营企业在新技术、新产业领域方面竞争力的提升,推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三,优化税务征管服务。提高税务人员服务水平,加强和民营企业面对面的交流沟通,积极主动向纳税人披露新的政策内容,并及时反馈问题,做好个性化定期指导工作。兼顾企业不同需求,合理利用数字技术,优化集成式一体化办税服务平台,实现税收、政务、企业等各方面的纵深融合,在线办税水平在技术赋能下持续提升。

第四,升级民营企业信贷融资服务。持续开展“融税赋创”等投融资对接活动,联合银行系统,整合银行的业务类型和融资套餐。组建由政府代表、税务局人员、银行业务负责人联合的纾困团队或小组单元,集中辅助民营企业产业链的融资问题,为民营企业产业链融资和塑形升级提供专门专业、匹配度更

高的协助服务。打通税银企沟通及产业链多元衔接的路径,纾解民营企业融资难题。

第五,提升涉外税务服务水平。要精准服务涉及对外税务的民营企业,通过简并有关报表,推出“免填报”等措施,降低企业申报负担。进一步提高民营企业办理出口退税便利度,提升退税汇算效率,回赋民营企业活力。围绕民营企业涉外税务诉求,帮助民营企业防范涉外税收风险,研究化解风险的应对方案,助力企业参与国际竞争。

农村经济发展与“三资”管理中

王培霞

现如今,我国逐步加大对农业、农村及农民问题的重视力度,对农村集体经济投资也日益增多,推动农村集体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保障集体资金、资产利用及资源开发多元化。这就导致对农村“三资”管理成效要求越来越高。加强农村“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新农村、帮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防止返贫、推进乡村振兴来说非常关键。有利于促进建设农村党风、家风、民风、村风,保障农村稳定发展,有力推动实施乡村振兴。

一、农村集体“三资”的作用

(一)是大力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必要条件

“三农”问题已被中央一号文件多次提及,并已成为民族复兴、乡村振兴、国家发展的根本。为贯彻落实我国乡村振兴战略,从根本上提升“三资”管理水平,促进农业经济得到稳定、持续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推进速度。

(二)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水平飞速发展,人们对美好生活要求也在不断提高。然而,在当前阶段,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均衡、不充分成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问题。对此,当下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城市与农村发展不平衡,农业与农村发展不充分。要使数以百万计农民过上高质量生活,就应将乡村振兴放在国家战略层次上,加速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并强化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进而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推动新农村健康发展,推动农村经济日益繁荣,保障农村生活富裕、农村生态环境的优美,实现农民对更高质量生活的向往,从而不断提高农民幸福感、收获感、成就感。

(三)发展集体经济的物质基础

集体经济最早物质基础是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农民在实行农业合作化后,经过大量努力与实践而获得的集体积累;第二部分是农民在合作化过程中加入合作社的土地;第三部分是为合作社中农民提供农具和牲畜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政策使得农村集体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90年代初期,我国进一步推行了“土地批租、工业园区建设”政策,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进入21世纪初,房地产业蓬勃发展,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同时,农村集体经济的“三资”也得

到了积极发展,并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一系列措施为农村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民通过承包土地进行农业生产,不仅能够享受到相应的承包权益,同时也增强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和积极性。这使农村的农业生产率得到了有效提升,农产品产量也显著增加。农民通过劳动和经营获得的收益不断增加,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我国推行的“土地批租、工业园区建设”政策,着力推动农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这一政策鼓励农民将闲置土地批租给企事业单位或个体经营者,联系微信32311699,实现土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同时,兴建工业园区为农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创业平台,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村经济实现了由单一农业向多元经济的转变。农村的产业结构逐渐丰富,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提升。我国的房地产业蓬勃发展,为第三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农村地区开始涌现出规模庞大的房地产项目,这不仅带动了建筑、装修、物流等产业发展,同时也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新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农村的消费水平也得到了提升,为第三产业的繁荣带来了有力支持。

(四)农村居民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

农村集体“三资”为农村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保障,拥有一定的资金和资产,农村集体能够投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领域,为农村居民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例如,农村集体资金可以用来修建道路、建设学校和医院,提供教育和医疗资源。农村集体资产可以用来发展农村电网、供水系统和农田灌溉设施,提供基本的生产条件。农村集体资质可以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和培训,促进农村产业的发展。这些公共服务保障为农村居民提供了便利和支持,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村集体资产和资质的所有权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保护农村居民的权益。通过规范经营和管理,防止资产流失和滥用,确保农村集体资产和资金的合法性和安全性。农村集体资产和资金的运营需要依法进行,有效保护了农村居民的利益。

二、农村经济发展中“三资”管理的意义

通过积极开展“三资”管理,可提升相应部门、工作人员思想意识。要使此项工作更好进行,需要各级政府积极改变观念,不断提高“三资”管理认识,使其正确看待“三资”管理实际价值,强化服务意识与责任,从而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并将重点放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

另一方面,通过开展“三资”管理,为促进实施乡村振兴提供良好条件。

资本、资产、资源是推动农村发展三个主要因素,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最大限度地减少村与村之间差异。同时,由于国家财政非常紧张,单纯依靠政府投资推动农村发展十分困难。对此,强化农村“三资”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

三、农村经济发展与“三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专业人才

随着我国农业经济不断发展,开始逐步提高农业生产管理人才素质要求。从现实工作状况来看,基层高质量人员非常匮乏。人才少及素质缺乏两方面原因交织在一起,导致“三资”管理漏洞百出。致使各制度无法很好执行,无法确保农业财政安全。

(二)资源管理流程规范性不足

农业是农民最主要生产资料及经济来源,同时也是农民最根本的生存条件。在农村土地管理过程中,土地价格变动,土地流转市场不完善,以及不信息对称等,都会导致农民正当权利受到极大侵害。甚至有少数人会利用法律漏洞,随意开发土地。

首先,存在现金管理违规行为。部分村民尚未严格按照规定践行现金管理制度,导致现收现支,用白条、领条抵账等情况十分常见。有些村甚至还搞先进账外运行。转账工作应当在乡镇财政部门建立统一银行账户,服务中心实行“三资”集中管理。在工作实践中,有些村之间资金收支无法用银行转账结算方式进行,设账外账;贪污及挪用公款情况时有发生;存在大额现金支出尚未实行“三重一大”问题集体决策或联合签署机制。

其次,票据管理规范性差。有些行政村收入款项开具收据尚未到乡镇财政代理服务中心领取统一,存在自己购买收据的情况;还有些捐赠收入尚未开具发票,并且没有确定收入。如果尚未及时管理,就很可能会发生徇私舞弊现象;甚至还有些村所获取开支款项凭证不合法,尚未真实记录使用目的或原因,存在以白条发票入账等情况。此外,由于票据经办人尚未严格按照规定每个人都要签字,因此致使在后续发生问题时,无法迅速明确责任,从而导致管理混乱,追责取证都比较困难。

最后,台账、合同不规范。农村集体“三资”台账内容繁杂。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地发生变动,造成村集体资金、资产及资源产权不明确,台账不规范,不准确,不利于集体“三资”管理。关于农村集体资产资源承包、承租、转让等,在交易时应依法依规,并尽快签署标准的书面合同,但是,某

些农村生产小组在出售、转让、承包或租赁农村集体财产时,大部分都是以口头方式达成,很少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签署书面合同,或者是文本内容不符合法律规定,条款细节不明确。还有些村书记还存在随便做出承诺,不经过村集体讨论,不经过村民代表投票,就擅自将集体财产或资源进行外包,从而导致权利、责、利不清。进而很容易引起争议,对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违背构建和谐社会的初衷。

(三)监管工作力度不强

“三资”管理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紧密。少数政府部门对此不够重视,即使已经设立监事会,但其职能价值也尚未得到很好发挥。由于政府监督机构职责过于严肃,导致会“得罪”村干部,致使党风廉政建设不力、内部存在相互利益勾结等问题,致使“三资”管理不能无法充分实现其应有的作用与价值。

此外,在我国集体经济组织中,尽管存在大量监事会,但其组成人员大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无疑会加大对村集体“三资”的监督力度,导致监督工作更加困难。甚至也会使村民代表工作热情下降。就算愿意努力,也很有可能因年龄过大,缺乏工作经历等,造成民主监督形同虚设,不利于日后整改工作正常开展。

(四)“三资”清点整理规划问题

农村“三资”管理问题多、工作基础薄、档案管理不健全。一些干部对自身工作不够熟悉,或者违规发包情况比较普遍,导致农民根本利益很难得到保障。

(五)部分产权归属不明确

为进一步完善“三资”管理工作,必须对集体财产进行清晰界定,这一点十分重要。但是,在开展有关工作时,许多地方资产产权都比较模糊,尚未进行清晰划分。导致出现这一现象最重要因素就是相关工作早期管理混乱。比如,在经历人员变动之后,资产产权归属判定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无法对资产产权加以明确界定。此类现象不但存在于小型组织中,而且还包括村镇一级集体经济组织。另外,关于公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产权归属也出现问题。

(六)农村发展资源投入不能满足发展需求

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农业,然而,如今针对农村农业政策倾斜以及相应资源支持都无法为农村快速发展提供足够资源,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为农村经济基础等方面都远远比应达到的程度要低。因此,现阶段

农村农业发展必须增加农村投入。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对资源要求也在不断提高,这就要求政府应积极转变工作思路,促进农村健康发展。

四、农村经济发展与“三资”管理中的对策分析

(一)吸收专业人才,培养提升人员专业技能

为有效解决有关工作部门由于人力短缺而造成的工作效率不高等问题,可以基于有关政策及法规展开定期培训,并指导一线工作人员加强学习农经业务及财务方面知识。不断拓宽招聘途径,积极吸引有关方面人才,以吸收年龄小、专业技术强的财会人员为主,从事农业经济工作。并采用“以老带新”方式,使工作经验丰富的人员指导有责任感的新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人员队伍,提升有关部门整体业务工作水平。

(二)建立健全管理制度

制定并完善“三资”管理制度体系对于约束农村基层干部及财政人员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对此,建章立制应从如下几个层面进行:

一是要构建并完善“集体资源管理”制度;对村集体资源登记、归属、异议仲裁、收益、处分以及分配等问题进行统一规范,其目标是要做到资源归属明晰,标准规范,收益及分配公正、理性,从而促进资源收益持续增长。

二是要建立并完善财政预算及决算体系。各村落应依法依规制定一套农村财政预算制度,每年财政收支,都要由村民代表讨论投票,最终由乡镇政府批准,经过严格程序后,才可实施。禁止出现开支超支现象。在此期间,各乡镇财政所应积极做好督察与监管工作,在年终时,要向全体村民公示结果,以基层工作促进预算及决算管理规范化。

三是要科学构建并完善“农村财务管理制度”。应对资金管理、票据、现金收入支取流程、民主理财、财务复核及公示等方面加以规范。

四是要完善工程招标制度。在项目招标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项目申报、招标、公示、中标等程序进行。

五是建立并完善“项目合同管理制度”。对项目合同订立、变更、违约责任以及项目合同异议及处理等作出统一规定,从而推动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保证实现合同各方正当利益,规范农村发展。六是要完善“三资档案工作制度”。

对档案细则目录、档案模板及装订要求等加以明确,使有关财经档案入档更加科学化与标准化,为后续档案材料合理利用提供便利条件。此外,也要加强档案保密、归档体系、应用流程等,防止违法档案入库,避免有关财务数据

资料损坏、造假及丢失。上述制度建立,都有利于为农村三资管理工作顺利开展奠定良好基础,使三资管理工作有章可循、有规可依。使三资管理者们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办事,信心更强,执法更有力度。

(三)明确产权归属

在确定产权归属有关问题中,相关人员应严格遵守“投入资金者,得到股权者,享有最终利益”原则。并以此为基础,才能对集体资产科学配置。具体来说,相关管理部门应做好集体资产产权处理,实施工作过程中,应严格遵循法律法规,积极开展业务指导与培训教育,从根本上杜绝发生产权配置不规范现象。因为现实情况复杂性较高,会降低资产权属明确性,所以管理部门或个人应联合制定申请产权界定要求。同时,管理部门也应对有关资料加以搜集,并以资料为依据,提出合理、公平处理建议。

(四)调动提高民主监督积极性,贯彻监督制度

在推进乡村振兴及“三资”管理工作期间,应全面贯彻落实监督制度,加强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并坚持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管理念。部门监督应不断强化各部门相互联系与沟通,避免在村内出现贪污、浪费等现象。此外,也要严格执行“三项监管”规定,特别是在财政问题上,可设立公告栏目,将村财政收入与支出以每月、每季度、每年等形式进行公示。并层层向上级报告。在此基础上,还要开辟农民参与途径,保障农民知情权、监督权及发言权。在建立“三资”管理机制后,应保证能够得以切实执行。例如:可适当增加账前会审、随机检查等,使其得以顺畅开展,从而对“三资”管理各环节都有所了解的同时,不断强化村级代管自身管理,构建长期监管体系。

(五)提高资源倾斜力度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显著,这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扶持与资金投入。随着国家不断加大对农村经济的扶持力度,推动农村将会迎来二次快速发展。为实现发展目标,提高管理水平,应增加技术、政策等多方面投入,同时还要做好农户动员,才可为农村日后发展奠定基础。同时,还要充分赋予农民充分权力,激发农民对“三资”管理参与热情。对此,可建立特别监事会,对存有疑问的账目展开动态追踪,以尽快查找出责任人,并对其进行定期整理,确保信息透明与公开,从而为居民提供参与渠道。

(六)规范划分“三资”管理职责

要真正提高农村资金、资产及资源管理,就应对各方面职责加以明晰。按

照相关法规,村级“三资”管理应当以村级组织为主要管理对象,并在管理活动中受各级党组织及相关部门监管。各部门、单位应完全掌握自身职责,如财务部门应掌控资金流向与数据,对其进行全面记录,保障资金用途合理,防止发生资金挪用、滥用等问题;审计工作重点是监督管理活动,严厉查处违法违纪现象。由于地域广袤,各地农村发展将有一定区别。这就要求必须更好地利用政府引导价值。在不发达农村,一般都是代管,由上级部门提供服务。

(七)明确“三资”管理范围

在过去的发展中,一些村庄由于资金管理不规范,存在着挪用、贪污和浪费资金的问题。明确“三资”管理范围,可以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流转的监督,确保资金用于种植业、养殖业等实际生产环节,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明确“三资”管理范围有助于提高农村资产的使用效率,一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闲置或被个人占有,导致资源浪费,经济效益低下。明确“三资”管理范围,可以加强对农村资产的管理和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目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质管理不够规范,存在着一些不合格的组织和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情况。明确“三资”管理范围,可以加强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质审核和管理,提高农村经济参与主体的素质和水平,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八)先进技术的合理运用

近几年来,我国科技进步速度非常快,信息技术已经被有效运用于诸多产业与领域中,并取得一定成果。从以往农村发展与管理状况来看,信息不对称与沟通不畅通等问题十分常见。同时,借助信息技术,构建智能化“三资”监管体系,将资源与信息等进行全方位集成,以全面整合资源及信息。此外,互联网平台可以保证人民获得知情、监督与参与权利,同时还可促进廉洁文化取得持续发展。

“三资”信息管理平台,可对各款项流动进行跟踪、盘查、核实及登记, 为潜在贪污行为戴上“紧箍咒”。

(九)确定目标,做好“三资”清点整理

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方向和目标,只有明确了发展方向,才能更好地进行“三资”管理的工作。比如说,可以制定一个长远的发展规划,明确农村经济的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从而更好地规划和管理农村的资产、资金和资料。做好“三资”清点整理是必不可少的,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经常会

产生大量的资产、资金和资料,并且可能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所以,做好“三资”的清点整理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对于资产,需要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各类固定资产进行清点和登记,确保资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对于资金,需要建立严格的财务制度,进行账目核对和资金监管,防止财务风险和挪用行为的发生。对于资料,需要建立健全的档案管理体系,对各类资料进行分类、整理和归档,确保资料的安全和使用的便捷性。

另外还要积极开展宣传工作,推动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全面落实各项工作。政府部门应组织动员会,协调扫黑办、财政所、派出所等部门,将有丰富工作经验及专业能力人员组成专项工作小组,深入基层展开调查,并走到每家每户,采用发放宣传单、张贴公告等方法,营造良好工作氛围。并在此基础上,定期开展集中清理工作调度会,为广大农民朋友提供了解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工作展开情况,由此保证农民朋友参与权和知情权。

五、结语

总之,在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三资”管理始终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近年来,我国不断增加对农村地区投资,并在相关政策上给予适当支持,以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健康发展。从目前实际发展情况来说,农村“三资”管理中还存在较多问题。问题还有很多,因此应深入分析各种问题,制定科学解决对策,明确管理职责与范围,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积极采用新技术等。通过上述各环节,促进我国农业迅速发展。

农民教育培训特色鲜明农广校体系作用发挥显著 关于河北省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情况的调研

农业农村部科技教育司、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调研组

根据工作安排,调研组一行于2023年5月26—28日,前往邯郸市、武安市白沙村、石家庄市藁城区开展农民教育培训专题调研。调研组实地走访了邯郸市农广校、武安市白沙村绿色田园现代农业园区农民田间学校、石家庄藁城区旭业家庭农场农民田间学校等地,分对象召开6场专题座谈会,分别与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培育机构、高素质农民代表研讨交流,全面了解农民教育培训政策落实情况、工作开展情况、存在问题及对全面提升农民素质素养的意见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河北省农民教育培训亮点突出,河北省农广校体系已名副其实成为农民教育培训主阵地

(一)政策落实力度大,重视农广校体系建设。

2021年,河北省委、省政府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若干措施》,把“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列为措施的第一条,明确要求“加强全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建设,保持机构队伍整体稳定、素质能力不断提升,充分发挥农民教育主渠道作用,每年承担全省50%以上高素质农民培训任务”。在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河北省农广校体系相对健全,省、市两级农广校均独立设置, 县级农广校独立设置占比70%;师资队伍稳定,承德市农广校专职教师50余人, 邯郸市近40人,县级农广校专职教师少则3-5人,多则10余人,为做强做精专门机构奠定了人力基础;农广校体系每年承担全省60%以上的高素质农民培育任务,其中衡水市、承德市、邯郸市农广校分别承担本市培育任务的90%、80%、65%以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教育培训主力军。

(二)工作推进效果好,农民培训与职业教育并重。在高素质农民培育上, 2022年,围绕农业农村部重点工作任务细化培育方案,开设稳粮保供、扩油料和“菜篮子”专题培训班507个,占总班次的66.7%。在中央专项资金下达前3个月,创新出台资金“先训后补”政策,将“科技壮苗”、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等列入专项培训,抢抓上半年空档期开展技术培训,为夏粮丰收提供了科技支撑。在农民职业教育上,河北省农广校通过与各类培训项目衔接方式开展中职办学,2022年,衔接培养学员比例达72.1%,邯郸市衔接培养比例达90%

以上,较好解决了缺少专项经费问题;体系每年招生5000余人,连续多年招生人数位于全国体系首位。与东北农大、河北农大、四川农大等联合开办高等教育,每年招生1500余人。调研中,不少农民学员都是通过农广校联合办学上了大专、本科,甚至研究生。多名学员表示非常认可农广校接地气的教育培训方式,武安市农民刘瑞平参加培训后,还鼓励儿子报名参加农广校的高等教育,获得了本科学历,还有不少夫妻共同参加培训学习的情况。

(三)实践教学标准高,规范农民田间学校建设。

河北省农广校依托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建立农民田间学校600多个,实现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全覆盖,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实施动态管理机制,培育了一批基础条件好、管理水平高的示范农民田间学校。石家庄市农广校在省级校“五一个”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技术团队、一个后期团队、一个产品质量检测团队”要求,形成“八个一”标准。制定了《石家庄市农民田间学校建设规范》,实行统一标识标牌,统一管理,并建立定期走访督导机制。邯郸市农广校按照重需要、重实践和重技能的要求,开展启发式、参与式和互动式教学,充分发挥农民田间学校培育功能;不定期开展调研回访,对不具备条件、不履行职能的农民田间学校进行摘牌,对有强烈意愿且具备条件的批准挂牌。

(四)产品宣传渠道广,提升学员社会影响力。跟踪服务是吸引农民参加教育培训的重要手段。石家庄市农广校通过多种方式,全面提升高素质农民的社会影响力。一是扩大媒体宣传。与市广播电视台合作创办了《食惠优品》《振兴吧,乡村》两个栏目,分时段对优秀学员的基地、产品进行循环播放,帮助学员打通宣传渠道,搭建销售平台,共播出优秀学员节目近百期。二是注重实体体验。探索优质农产品线下体验店销售模式,市农广校负责遴选优质农产品、电视台负责宣传推广、销售企业负责具体运营的三方合作模式,实现“新农人、好产品、放心吃”;组织新农人和优秀基地带着优质农产品走进社区,与消费者进行面对面推介,2022年实现销售收入300多万元。三是开展重点推介。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网络和微信公众号等媒体资源优势,对优秀基地和学员进行重点宣介。2022年石家庄市农广校优秀学员陈秀英和马召雨事迹在央视《三农群英汇》栏目播出。

二、河北省农民教育培训成效显著,但在资金投入、培训设计等方面还存在亟需解决问题

(一)培育资金投入不足。据了解,微信 323 1169 整理,河北省农民教育培训一直未投入省级配套资金。受疫情影响,微信 323 1169 整理,个别地区还存在培训经费整合现象,严重影响培训积极性。农民中职教育没有专项经费支持,只能依托各类培训项目实施,教学质量效果难免会打折扣。调研中,部分培育机构代表提出,希望能在高素质农民培训后续跟踪服务以及冬春农民大培训等方面得到资金支持。部分农民田间学校代表提出,希望能在基础条件建设、实习实训经费,特别是建设用地方面加大支持力度,保障农民田间学校更好发挥培育作用。

(二)培育质效有待提升。在对象遴选上,部分机构将60岁甚至65岁以上人群作为参训重点进行招生,但这部分人群年龄偏大,思维模式固化严重,很难通过培训来转变观念、提升能力,导致培训效果不佳。在培育供给上,有的学员反映部分课程与实际需要存在差距,理论课较多,实训课不足,更想到省外观摩学习。在培训时间上,多为下半年开班,6—10月正处于农忙阶段,农民参训积极性不高,11—12月农闲季节,北方实训又面临“无内容可看”的情况。

(三)农广校体系发展尚不均衡。大部分基层农广校能较好发挥农民培训与中职教育职能,但也有少数县级农广校力量薄弱,面临人员老化、人才流失的困境,全省体系近30%的县级农广校已被合并或撤销,难以发挥农民教育培训主阵地作用。

三、思考建议

(一)加强政策支持力度。一是争取各级财政支持。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争取地方配套资金,专款专用于农民教育培训。畅通培训资金使用通道,将培训资金直接拨付到各级农民教育培训机构,提升资金使用效率,避免培训后报账难等问题。二是争取部门合作机制。加强与组织、教育、人社、共青团、妇联、科协等部门沟通协调,形成多部门联合推进农民教育培训的工作合力。三是争取各项扶持政策。在项目申报、职称评定、人才激励等方面向高素质农民予以倾斜;加大产业发展、用地政策、信贷担保、金融保险方面的对接服务,建立高素质农民培养、评价、使用、激励、保障有机衔接的长效机制。

(二)提升培育质量效果。一是优化培育内容。将农民教育培训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因材施教安排教学内容,既适应共性认知水平、能力基础和现实需要,又兼顾个性特点和差异。二是创新培育形式。借鉴企业培训经验,探索参与式、互动式、研讨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提升农民学习的积极性;加大

实践教学比重,组织农民到省内外先进的农业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进行现场观摩和实习实训,进一步开阔视野、更新观念、坚定发展信心。三是加强培育评价。按照《高素质农民培育绩效管理评价指标体系》要求,充分利用高素质农民信息管理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强化对项目的全过程、全链条、全方位跟踪监管,促进绩效评估结果运用,提升培育质量效果。

(三)完善资源共享机制。一是扩大共享师资队伍。建立省内共享师资队伍,将涉农院校、科研院所、农技推广部门以及乡土专家等吸纳到师资库中,做好师资建、管、用、培等各项工作,夯实本地教育培训基础支撑。二是加大共享农民田间学校建设力度。遴选更多产业基础好、条件能力强、师资队伍精的农民田间学校,作为省市级共享农民田间学校,进一步发挥示范带动作用,促进优势教育资源共享共用,提升农民教育培训实习实训教学质量。三是打造共享实训路线。根据现场教学需要,对农民田间学校、实训基地等进行有机串联与合理规划,在全省范围内打造共享农民现场教学路线,为省内外高素质农民提供优质实训服务。

企业推进业财融合存在问题及对策探析

中国电建集团西北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刘艳飞

一、企业业财融合的意文

(一)有助于企业经营决策及时高效

传统的财务主要在事后对业务进行核算和分析。推行业财融合,有利于财务走人业务前端,参与企业订单获取及生产环节,及时了解业务信息,防止因沟通不到位、数据计算口径不一致、业务规则不固定等导致业财信息差异。财务可依据获取的信息对企业的成本效益提前预测,为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提供依据。

(二)有助于降低企业经营风险随着市场化经济的发展,企业更重视风险防控。业务部门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可能存在对现有政策掌握不足的情况。导致企业产生潜在风险。业财融合后,财务人员联人至业务管理流程中,打破惯性思维,从财务角度看业务的生产流程,对资金、税务等相关风险提前分析识别。有助于企业及时制定风险防控措施,降低经营风险。

(三)有助于企业合理配置资源一方面,财务人员通过深人了解企业运营情况,分析相关数据,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并根据这些信息做出科学有效的战略规划,向有利于企业发展的产业进行资源倾斜。另一方面,业财融合后,企业通过整合各项资金、人力等资源,并对其进行优化配置,提升利用效率,从而最大程度地提高生产效益和降低成本。

(四)有助于提高企业人员素质业财融合要求员工具有跨专业的知识技能, 能同时处理业务和财务相关事务,财务人员不仅要提升本专业技能,还要了解其他专业相关知识。企业实施业财融合后,财务人员能更好地深人业务一线,对企业的业务有更深刻的了解,在工作中能针对业务实际需求提供更有针对性的管理建议;业务人员通过与财务人员的工作交流,可对财知识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企业通过业财融合,提高了人员整体素养,培养了更多的复合型人才。

二、企业业财融合中存在的问题

(一)企业员工对业财融合的认识不足

目前,业财融合在大多企业开始实施,但是受传统管理模式及观念的影响, 部分企业员工仍然缺乏相关意识。业务部门人员与财务部门人员未能有效沟通,仍然单独进行工作,业财融合并未落到实处。部分企业仅注重规模的扩大,业

务人员忙于订单获取及生产,未能与财务部门进行及时有效的沟通。财务部门也只关注事后核算,未能及时走人业务前端与业务人员交流并获取业务真实信息,风险识别、成本测算等工作无法有效开展。业财融合无法得到有效实施,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长远发展。

(二)财务人员能力不足

业财融合对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业财融合后,财务人员需要随时掌握最新财会政策,注重企业的资金管理、资产管理、资本运营、税务管理、风险识别等,对企业营运情况进行分析,提前预判风险,为企业的经营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我国现阶段财务人员准人门槛相对较低,有的财务人员未进行系统的财务知识学习即进人工作岗位,只会进行简单的记账、报账;有的财务人员仅依靠经验工作,未能及时更新财会知识,无法运用财务知识对业务分析,导致业财融合无法有效开展。

(三)信息化系统缺失

企业在实施业财融合的过程中,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需要及时进行沟通和数据交流。目前,多数企业的财务系统与业务系统未能进行有效衔接,数据无法及时推送、实时更新,无法实现数据共享。致使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业务部门无法提供财务部门需要的数据,财务部门无法及时作出有效合理的数据统计分析,两部门多次反复沟通核实,致使财务数据提交滞后,企业数据信息利用效率较低。

(四)企业组织架构调整不及时

业财融合需要财务人员嵌人业务前端,对业务实质进行了解。多数企业在推行业财融合时未能根据业务发展及需求调整组织架构,仍然采用业务与财务互相独立的组织架构,未对财务人员进行调整。财务人员仍处于业务后端,受限于自身职责范围与管理权限,无法及时了解业务信息,使业务人员与财务人员难以实现有效的跨部门衔接。

(五)缺乏合理的考核约束机制

部分企业对于绩效考核工作的重视程度较低,缺乏合理的考核约束机制。考核指标在设置时存在范围窄、指标单一的情况,未能将各部门的考核目标与企业的总体发展战略、风险管理、财务管理连接起来,导致各部门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仅围绕自身的业务开展工作,无法将部门之间的协同性体现出来,业财融合作用难以发挥。

三、加强企业业财融合的对策

(一)提高企业人员对业财融合的认知水平

第一,企业管理人员需认识到推进业财融合不仅可以优化财务结构,还可以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企业管理层应牵头做好业财融合工作,主动加强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之间工作的融合。带动员工对业财融合工作的积极性。

第二,企业需要通过多种方式提高员工对业财融合的认知,可通过培训、宜传、知识手册发放等形式向员工传达业财融合理念,普及业财融合相关知识,提高员工对业财融合的思想认识。

(二)提高财务人员素质,培养复合型人才

第一,企业应对现有财务人员进行培训,聘请专业老师为财务人员讲授最新财会政策、人工智能应用等课程,提高财务人员的财会理论知识水平,并掌握一定的计算机应用知识。第二,定期派遣财务人员深人一线学习调研,了解业务工作,通过实践丰富财务人员认知。第三,加大招聘选拔力度,吸引优秀人才加人企业财务队伍,及时淘汰不符合要求的财务人员,保证财务人才队伍的素质。第四,出台激励政策,鼓励财务人员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自身综合素养。

(三)建立一体化的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企业应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财务与业务集成的一体化信息系统,将财务与业务信息有效衔接,使业务人员与财务人员能更好地进行信息的双向获取,打破业务和财务部门之间的壁垒。一是整合资源,建立财务共享系统,将财务报销、资金管理、资产管理、报表管理、预算管理等模块加人财务共享系统中,对财务资源信息进行整合。并与企业的生产管理系统、市场经营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绩效考评系统等进行衔接,确保各系统之间信息传输和共享的及时性。二是优化数据库系统,保证数据库中信息资源的准确性和实时性,为企业业财融合模式的构建提供数据支持。三是做好信息管理系统的安全管理,企业信息管理系统中包含了大量内部信息,系统运维人员需不断进行安全维护,以免企业信息泄露造成损失。

(四)调整组织架构,推进业财融合业财融合的落地,还需企业内部建立跨部门的融合机制,对组织架构进行调整。企业可实施事业部制,将财务人员派遭至各事业部等分支机构,了解市场形势,熟悉业务流程,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财务分析,为企业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业务人员通过与财务人员的日常交

流,了解更多财务知识,从前端识别化解风险,推进业务发展。通过财务与业务的跨部门融合,拓宽业务部门与财务部门的沟通渠道。有利于企业业财融合的进一步深化。

(五)完善企业考核机制

企业要发展壮大,必须将各部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因此,企业在制订考核目标时,应充分考虑业财融合的需求,注重系统性和全面性。绩效考核时应该将全体员工纳入其中,考核的内容必须能够凸显业财融合实施环节各部门的参与情况,如实施事业部制且成立财务共享中心的企业,在对事业部下达指标时。除下达业务指标外,还应就事业部年度资金管理、税务管理、财务档案管理的规范性及完整性等设置考核指标,促使业务人员主动了解财务知识。推动业财融合工作的顺利开展。

欠发达地区“双招双引”工作中

宋迎迎

—、欠发达地区“双招双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一)招商引资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 缺乏高素质专业招商人才队伍。招商引资涉及面广、专业性强,招商人员不仅要清楚市情、县情、产业导向、优惠政策等,还要针对不同行业研究客商心理,分析客商需求,熟练运用谈判策略和技巧,及时捕捉相关信息。而欠发达地区缺乏这类高素质的专业招商人才队伍,

应加强招商人员培训。

3. 招引项目质量不高,产业集聚度不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招商引资,更要招商选资。一些欠发达地区对自身产业发展缺乏明确定位,只看重招引项目的数量,却忽视了招引项目的质量,导致招商引资工作中存在一定盲目性与随意性,招商引资缺乏统一的规划和指导。

4. 招商方式创新不够,联系微信32311699,方法比较单一。一些欠发达地区招商渠道、线索不多,路径单一,尚未建立起有效信息来源渠道,完成既定招商目标任务难度较大,招商效率较低。

5.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项目承载能力不足。受到建设资金及土地指标的双重限制,欠发达地区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道路、绿化、供水、供电、供气、标准化厂房等基础设施建设的总体水平满足不了园区高质量发展和重大项目引进的需要,导致项目签约后无法落地。

6. 要素保障不到位,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欠发达地区要素保障相对不足,“用工难”“用地难”“融资难”等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存在。如受市场份额、淡旺季用工等因素影响,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务工占比较大,招来的工人流失率较高。园区的土地指标日趋紧张,造成土地供需矛盾突出,企业难以扩大生产规模;企业融资渠道单一,主要依靠银行间接融资,金融机构为防范金融风险,存在抽贷、压贷、断贷现象。

7. 项目落地后的跟踪服务不到位,营商环境需要进一步优化。相较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营商环境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项,如部分干部思想不够解放、主动服务意识有待加强,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治环境、信用环境等亟待优化。

(二)招才引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 人才政策的吸引力有待增强,宣传落实不够。经调研分析发现,欠发达地区围绕招才引智均出台了一些政策,但政策的系统性、前瞻性、时效性与周边发达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政策优惠力度和覆盖范围还不够大,同时还存在着部分政策难以落地等问题。

3. 高层次人才“引不来”和“留不住”的困境并存。一是发达地区抢夺人才资源,欠发达地区引才压力较大。近年来,发达地区纷纷出台优惠政策,抢夺人才资源。受发达地区人才“虹吸效应”影响,欠发达地区高技能实用型人才外流现象较为严重。二是人才引来了但留不住。环境不适应、配套跟不上,人才不够用、不适用、不被用现象依然存在,部分高层次人才在作用发挥上未达到预期。一些企业规模小,发展空间有限,对高端人才难以形成吸引力,难以留住高端人才。

4. 配套服务保障不健全,人才发展环境亟待优化。欠发达地区受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及生活服务配套不健全等因素的制约,难以吸引高层次创新人才,尤其是缺乏具有研发能力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人才发展环境需进一步优化。

二、欠发达地区推进“双招双引”工作对策建议

(一)关于招商引资工作的对策建议

2. 聚焦责任落实,高位推进招商引资。一是全力营造招商引资浓厚氛围。欠发达地区要充分认识招商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牢固树立“抓招商就是抓发展”的理念,强化责任意识,人人参与招商。挑选一批政治素质、业务素质、工作能力、思想品德过硬的干部,有针对性、专业性地加强招商专业知识培训,让他们提升认识、拓宽思路、掌握方法,使他们熟悉招商政策、引资流程、行政许可事项和服务事项,不断提高他们的洞察力、组织力、沟通力、判断力,从而提高欠发达地区招商工作整体水平。二是强化招商引资目标管理。以目标为导向,强化责任落实,压实部门和专业招商小分队责任,强化考核调度,配齐、配强招商人员,加强管理,瞄准重点领域和重要区域,主动出击,扩大战果。三是优化招商引资工作机制。及时调整优化招商领导机构组成人员,探索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或中介机构、商协会作为招商顾问,建立线索跟踪研判、决策落地听取专家建议制度,提高招商引资的时效性与精准度,减少盲目性。

3. 聚焦高质量发展,招引大项目、好项目。一要坚持招商选资,不能“抢到篮子里都是菜”。项目引进既要“铺天盖地”更要“顶天立地”。欠发达地区要高度重视引进项目质量,集中谋划一批集聚效应显著、创新能力突出、产业链条衔接有序、带动力强的好项目、好企业,切实提高引进项目的“含金量”。二要坚持产业招商方向,突出主导产业招商。欠发达地区招商部门要深入开展产业研究,从市场、资源、技术发展趋势及本地产业发展现实需求出发,组织编制产业发展路线图和目标企业导引图,选准项目切入点,建立附加值高、有吸引力、操作性强的招商项目库,千方百计招引一批优质项目。三要加强重点招商项目推进工作。建立健全领导联系推进重点招商项目机制,投入精力跑项目、盯项目,常态化拜访大企业,高位对接洽谈,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遇到的问题,推进一批体量大、质量高、带动力强的大项目落地。

4. 聚焦开拓思路,创新招商引资方式方法。一要实施以商招商。欠发达地区在推动“招商”工作时更要做到“亲商”,通过履行承诺、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政策扶持等,以专业的工作态度和贴心的服务增强政企双方的信任,建立良好的口碑,使企业能够积极主动地参与招商、服务招商,并通过自身的发展自发地宣传招商。二要注重以情招商。举办“走出去”

“请进来”活动,广建关系、广开渠道、广搭平台、广交商界朋友,搭建覆盖各行各业的人脉资源网络,通过已成功在欠发达地区投资的外来投资者或关系密切的企业,加大项目信息挖掘力度,助力招商工作。三要突出产业链招商。聚焦主导产业,围绕建链、补链、延链、强链,抓住产业链发展重点、薄弱和缺失环节,深入开展产业链招商研究,委托专业机构制定产业发展规划,着力引进一批具有重大带动作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四要加强中介合作招商。巧借中介公司力量,积极对接第三方专业招商公司或中介机构,开展委托招商,提升招商引资的精准度和成功率。五要创新网络媒介招商。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优势,打造网上项目合作对接平台,联合专业机构扩大网络推介影响,推进网上项目洽谈互动和在线签约,提高项目推进效率。六要联手园区合力招商。探索“飞地经济”等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与发达地区共建省际产业园区,积极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

5. 聚焦基础设施配套和要素支撑,推动项目早日落地达产达效。一要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提升园区项目承载能力。欠发达地区要统筹考虑园区总体布局和近中远期发展,以园区总体建设规划为支撑点,高起点、高标准搞

好基础设施建设工程。要优先抓好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道路、供电供水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为企业入驻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环境。同时,要突破园区基础设施政府投资的单一模式,向社会资本开放投资领域,多渠道筹资用于完善园区道路、供水、排污、通讯、绿化等配套设施建设,创建良好投资环境,确保项目能引得进、留得住、办得好。二要加强用地指标管理,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效率。积极对内挖潜,把批而未供、供而未用、用而未尽的土地资源进行梳理整合。加强土地批后监管力度,稳妥处置“僵尸企业”,对于前期拿地但因企业自身原因长期未开发及停产造成大量土地资源空闲浪费的工业项目,或正在生产经营但存在投资强度低、土地利用率低等问题的工业项目,园区应及时识别并积极处置。通过“腾笼换鸟”、项目嫁接、兼并重组等方式盘活园区现有闲置、低效工业用地,提升园区土地管理水平,拓展用地空间,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三要拓宽融资渠道,切实解决企业“融资难”问题。建立重点企业、项目融资调度机制,金融机构开展常态化、定制化的融资对接服务。鼓励金融机构开展金融创新,面向实体经济主动调整信贷结构和投向,推广股权、专利、应收账款和特许经营权等多种抵质押方式,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积极引导和支持企业通过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扩宽企业融资渠道,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加快发展产业投资基金,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专业管理”的原则,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做大基金规模,力争实现支柱产业投资基金全覆盖。四要做好用工帮招,及时化解企业“用工难”。定期细致摸排企业用工需求,开展人力资源市场岗位招聘,持续完善外出务工人员信息库,多渠道广泛宣传企业用工需求。政府牵头组织企业到高等院校和人力资源大市开展对接,搭建劳务输入基地和校企合作平台。积极推广“企业用工周转池制度”,加快推动园区内人力资源周转调剂,提高园区企业间人力资源配置效率。

6. 聚焦优化服务,提升营商环境吸引力与竞争力。一是完善政策配套。欠发达地区要认真梳理、全面落实现有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等相关政策,真正把政策“吃干榨尽”。根据不同产业和行业的特点,结合欠发达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完善欠发达地区招商引资通用政策和惠企政策清单,切实解决各个招商主体不敢谈、不好谈的问题。二是优化政府服务。欠发达地区要坚持诚信招商,完善各项减税降费和惠企扶企政策,明确专人、专班、专责为招商项目提供“有求必应”式的全程服务,贴心当好服务企业和项目的“店小二”,

为项目招引、落地、建设、发展提供良好服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对标提标先进地区做法,进一步简化审批手续、优化审批流程、压缩审批时限、制定服务标准、规范服务行为,以最优的政策、最好的环境、最暖的服务打造投资的“洼地”。

(二)关于招才引智工作的对策建议

2.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欠发达地区既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牢记人才是第一资源,切实增强人才引进政策的竞争力和吸引力,还要研究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人才引进政策。一是建立健全引进高层次、高技能人才激励政策。加快制定针对中高层次人才引进的具体办法,特别是企业急需的中层专业人才引进政策,鼓励企业与高层次、高技能人才进行合作,引导企业积极搭建产学研平台,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二是出台普适性人才政策。欠发达地区在围绕高端人才引进制定政策的同时,也要注重普适型人才的储备、引进与培养。比照发达地区,结合本地实际打造更具吸引力、普适性、操作性的人才政策体系,营造本地人才留得住、外地人才引得进、扎根本土能够发展好的政策环境。三是加强政策的宣传和兑现。要注重招才引智相关政策宣传,利用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介,加强对人才扶持政策和项目资助政策的宣传推介。在政策的落地上,建议加大人才政策兑现“最后一公里”的执行力度,确保政策切实取得实效。

3. “引育留用”相结合,厚植高质量发展人才基底。一个地方能否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有其内在规律性。把事业发展与人才成长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人才“引”“育”“留”“用”全链条机制,加快培育以“人才团队”为核心的创新创业生态圈。一要刚柔并济“引”。围绕产业需求引才,常态化“走园入企”,建立“人才库”和“人才需求库”。根据企业发展需求,定期发布紧缺人才目录,鼓励企业通过校园招聘、委托人才中介机构等形式招引急需人才,推动各类人才向产业集聚。欠发达地区可借鉴发达地区做法,组织专门力量,围绕本地主导产业,研判产业发展趋势,制定产业人才地图,为企业提供精准对接。拓展人才招引渠道,通过建立本地人才名录、回乡接待、定期联系等方式,利用节会、节庆节点,组织“人才家乡行”等活动,柔性感召本地籍或曾经在本地学习、工作、生活过的各类人才回乡就业创业。加强人才招引平台建设,探索建立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集聚发展。创新柔性引才办法,人才引进可采取挂职服务、顾问指导、兼职服务、项

目合作等多种方式,让各类高端人才为己所用。二要因地制宜“育”。欠发达地区要高度重视本土人才的培育。要充分发挥当地高校的作用,联合开展人才培养。要充分发挥当地企业的作用,支持企业与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对接联系,开展定向、订单式人才培育,用企业这些载体来承接人才、集聚人才。三要千方百计“留”。通过改革用人机制、提供创业载体、举办人才活动等方式,为各类人才提供发展空间。建立健全人才评估机制,及时兑现各项奖励政策,鼓励企业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留住人才。四要人尽其才“用”。在人才运用上,既要经济实用,又要经久耐用,避免一味追求高学历、高职称、高数量。要盘活存量,用好现有人才,根据其特长,调整到本人最能发挥才能的平台上,使各类人才的配备组合更加科学。要推动人才在产业链内部循环,充分发挥领军人才的“头雁”效应,激活各级人才的创新潜力。

4. 加强服务保障,全面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人才发展是否成功是衡量一个地方人才吸引力、竞争力的晴雨表,让现有人才满意是广揽人才最好的“口碑”。一是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欠发达地区要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坚持党管人才原则,研究出台领导干部直接联系服务高层次人才制度,建立党委政府与高层次人才间便捷、直接、高效的沟通渠道,实行“一事一议”“一人一策”,为高端人才及其团队提供个性化服务和精准支持。要加快制定招才引智服务标准化工作流程,设立“一站式”人才服务窗口,为人才提供全程式、一站式、保姆式服务,通过“一窗受理、专员服务、部门联办、限时办结”的服务方式,确保各项人才激励政策在最短的时间内兑现。二是全面优化人才发展环境。在人才的服务和保障上,要加大软硬件环境建设,建立和完善教育、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生活配套设施,落实好引进人才住房、医疗、子女入学等优惠政策,全力搭建人才发展平台,加快公共实验平台、技术成果交易市场、信息服务网络等配套服务平台建设,为人才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政策与生活环境。

让乡风文明之花竞相绽放 ——沭阳县厚植乡风文明的探索实践与启示

新华传媒智库调研组

(2024 年 1 月 12 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近年来,围绕移风易俗、建设乡风文明,江苏各地创新实践,农村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乡风文明程度进一步提高。为挖掘推广乡风文明建设好做法、好经验,新华日报联合省委党校江苏党建研究院深入宿迁市沭阳县开展解剖麻雀式调查研究,发掘其推进移风易俗的典型做法,总结建设乡风文明的基本经验,以一隅观全局,探究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实践中的实际问题及解决路径。

乡村振兴不振兴,要看乡风好不好。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紧迫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的票子有

多少,更要看农民的精神风貌怎么样。”

沭阳,一个位于苏北腹地普通而不凡的人口大县,一个曾经是“经济洼地” 的贫困县,而今已跻身GDP“千亿俱乐部”,跃居苏北县(市)经济领头羊、全国百强县;连续五届蝉联省文明城市,并入选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物质文明建设的成就,彰显了沭阳不屈的崛起力量;精神文明建设的成果,表达着沭阳内在的价值诉求。

乡风文明,何以看沭阳?

在江苏省档案馆里收藏着一份名为《关于省直三十个厅局与沭阳县对口挂钩帮扶的通知》的加急电报,发出时间是1992年。彼时的沭阳,农民人均纯收入为404元,仅为全省人均收入的21.9%。省委、省政府决定从30个厅局中选派326名队员组成省委社教与扶贫工作队开展扶贫工作。这给当时的江苏第一贫困县沭阳带来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大转机。

1996年7月沭阳区划调整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沭阳深刻认识脱贫致富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苦练内功,勇毅前行。到2019年底,沭阳59个经济薄弱村已全部脱贫,多次跻身“全国百强县”。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整体脱贫后的沭阳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探索移风易俗新路径,坚持多管齐下、统筹推进,着力打造乡风文明样板。

自2020年起,沭阳县以减轻“人情负担”为突破口,大力推进移风易俗, 乡风文明之花正在向阳之地竞相绽放。沭阳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的探索实践对于苏北地区、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画出红线乡村不仅要塑形,更要铸魂;要有人情味,但不能高背人情债。高价彩礼、人情攀比、厚葬薄养、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具有社会性和顽固性,对群众有着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带来社会风气不良、干群关系疏远、餐饮食品浪费、家庭矛盾激化、安全隐患增加等危害。

“干部全程参与移风易俗,与群众共情,本身也是密切联系群众的一种方式,大力推进移风易俗,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努力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沭阳县委书记、沭阳经开区党工委书记彭伟说。

改变农村陈规陋习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面,推进移风易俗、建设乡风文明是“潜功”不是“显功”,有些干部在思想上有“不愿为”的抵触情绪,因此需要发扬钉钉子精神,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任接着一任干,绵绵用力、久久为功,方能成风化俗;另一方面,“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只能因地制宜,要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相适应,要充分尊重当地习俗,充分考虑群众习惯和接受程度,没有固定模板供参考,甚至可能“出力不讨好”,有的干部担心在行动时“不好做”而消极应付。

哲人说,变革是人类进步的唯一途径。沭阳县委、县政府秉持“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敢于动真碰硬,在传统礼俗和陈规陋习之间画出一道红线,旗帜鲜明地告诉群众什么是提倡的、什么是反对的,旗帜鲜明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婚丧大操大办、抵制封建迷信,推行结婚礼、丧葬礼、升学礼等新办简办新模式,在全域形成“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小事不办”的共识和新风。

一是婚事新办,不能让“甜蜜成为负担”。高价彩礼是农村移风易俗的治理重点。调研发现,当地农村家庭曾经出现不少“结不起婚”的案例,结婚成本持续走高,男方家庭不仅要准备金戒指金项链金手链“三金”、车子、房子,彩礼一般都要8万、18万,等等不一。不少家庭因为高额彩礼“东拼西凑”,出现了“子女存银行,父母还贷款”现象。对此,沭阳有关部门通过走访、调研、座谈等形式,全面凝聚共识,力推婚俗改革,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拒绝高额彩礼,迈向幸福人生”的新型婚恋观。订婚仅宴请直系亲属,不收礼金;结婚宴

菜肴以地方特色为主,不上高档烟酒,随礼不超二百,并在“520”“七夕”等重要节点,举办“集体婚礼”“集体颁证”等主题活动,让彩礼风俗回归正轨、爱情回归本心、人情回归本质,有效遏制了天价彩礼、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不正之风。

二是丧事简办,不能让低俗之风坏民风。推进农村丧葬习俗改革,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抓好的重点工作。前些年,苏北有的农村家庭将丧事办成“喜事”,把葬礼的吹鼓手换成了乐队,把挽幛和花圈换成了电子拱门、电子花圈,有的专门搭舞台请表演队,甚至跳热舞等恶俗节目也夹杂其中。个别演出内容涉黄,荼毒青少年,影响儿童身心健康;演出设备质量不达标和舞台简陋,存在安全隐患;各种人情负担名目多达十几种,群众不堪重负又有苦难言,成为乡风文明突出痛点。针对丧事办理陋习,沭阳制定“白事移风易俗工作流程”,明确规定丧事不摆电光门、电子拱门、电子花圈、氢气球,不送汤、不散灯送程、不晾花圈、不迎祭桌和猪头三牲,不请吹鼓手、不搭舞台、不演出,禁止请人哭丧,禁止与丧事氛围格格不入的歌舞表演,提倡本村人吊唁不在事主家吃饭。精简规范的办丧流程,极大减少了群众花费。村(社区)“两委”、民政等部门在丧户办理相关手续时签订丧事简办协议,第一时间上门送花圈吊唁,对丧户进行慰问,免费提供播放哀乐的音响设备,让办丧事只播放哀乐成为广大群众的共识。据测算,仅丧事不摆电光门、不请吹鼓手等即可为每户节省1.5 万元左右的支出。2022年11月,新华每日电讯“新华关注调查观察”栏目以半版篇幅刊发了沭阳经验做法——《移风易俗,这里的“白事”戏班人员转行了》。

三是小事不办,不让“人情债”越堆越高。沭阳是人口大县,也是教育强县。2023年全县有9000多人参加高考,本科一本上线人数3080余人,其中16人考取清华、北大。2020年以前,沭阳县每年各类“升学宴”“谢师宴”层出不穷,餐桌上的浪费与日俱增,人情往来的“份子钱”让不少人生怯。针对“升学宴”“谢师宴”愈演愈烈的现象,沭阳连续四年以倡导拒绝“升学宴”为突破口,紧扣学生毕业、升学节点,在全县倡导“小事不办”,开展“拒绝‘升学宴’引领新风尚”主题活动,发布“9所高中校长联合倡议”“9所高中家长委员会附议”,组织“不办升学宴健康成长行”万名师生签名承诺、“共话师生情”主题班会、“看家乡话发展”“集体送学”等内涵丰富、仪式感强的活动,有效减少“餐桌上的铺张”“舌尖上的浪费”“人情上的负担”,切实打造风清气正的毕业季。

——肩负“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务实推进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建设 沭阳历届县委、县政府始终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改变沭阳面貌、推动沭阳

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坚持“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务实推进移风易俗和乡风文明建设,逐步树立起沭阳人的良好精神面貌。

一是强化组织领导。沭阳成立由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的“人情消费减负”工作领导小组,明确镇(村)党政领导干部为落实移风易俗工作的“第一责任人”,通过移风易俗工作推进会开展专题部署、业务培训,将移风易俗纳入高质量发展考核,纳入文明村镇、文明单位评选标准,纳入动态巡查、明察暗访。制定实施《关于开展“减人情负担扬文明新风”主题活动实施方案》《关于建立“拒绝‘升学宴’引领新风尚”长效管理机制的实施意见》

《村(社区)推行<人情新风“宿9条”>工作导则(试行)》《开展婚俗改革实验区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等12份制度文件,推动各项工作有章可依、依章而行。

二是合力齐抓共管。沭阳着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推动、舆论引导、全民参与”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相关部门职能优势,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县文明办指导各乡镇(街道)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人情减负”互评互议,作为身边好人、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选树以及“好公婆”“好媳妇”“好妯娌”等各类先进典型推选的重要依据。县妇联开展“人情要减负巾帼来践行”等主题活动,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县民政局在县殡仪馆建设10个集中守灵点,提供吊唁、治丧全程服务,在便民利民中倡树丧葬新风。

三是建立激励机制。坚持让有德者有得,每月开展“沭阳好人”“沭阳最美人物”等评选活动,积极申报国家、省市先进典型,1人荣膺江苏“时代楷模”、7人获评“江苏省道德模范”、17人获评“中国好人”、34人获评“江苏好人”、

7人获评“江苏省最美人物”、37人获评“感动宿迁人物”和“宿迁好人”、61 人获评“宿迁最美人物”。每季度开展镇村身边典型等评选,由党政主要领导在群众大会或文艺晚会上颁奖。对积极践行承诺、参加志愿活动、劝导亲友移风易俗的优秀准大学生,向其所考取的大学学生处寄发褒扬信。龙庙镇设立移风易俗专项引导资金,向每个文明办丧的家庭发放移风易俗引导资金300元。钱集镇在新型农村社区设立“新风大食堂”,为前来办红白事的群众免费提供办事场所、平价菜、司仪等便民惠民服务。陇集镇将移风易俗纳入文明户评选标准,给评上文明户的家庭每户发放200元水电费补贴。青伊湖镇实施“文明小铺” 积分管理,将移风易俗事项纳入积分标准,将群众的移风易俗实践转化为可量

化积分,通过“小积分”攒出“大文明”。

四是严肃督查问责。县纪委监委从严监督、主动作为,在全县范围公开移风易俗专项治理举报热线,设立举报箱、网络举报平台,对操办行为实行动态巡查、明察暗访。县文明办成立移风易俗专项督导组,组织人员每天到各村(社区)开展实地检查并及时通报。对违规操办的,通过乡风文明建设微信群、广播等方式进行曝光,责令乡镇驻村工作组组长、村(社区)党组织书记在全镇会议上进行公开检讨;对存在噪音扰民、低俗表演、无证经营等问题的,由公安、城管、文旅、市监、环保等部门及时介入、依法治理。2021年10月以来,3 名镇村干部因移风易俗工作引导监管不力受到党纪政纪处分,10多名镇村干部被约谈,20个村因移风易俗工作不力被通报批评,40多名镇村干部在乡镇会议上作表态发言,1人因低俗表演被依法行政拘留。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乡村社会,微信 323 1169 整理,村民大都生于斯长于斯,是一个熟人社会。沭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征询群众意见作为前置程序,采取符合农村特点的方式,既充分运用现代的治理理念和方式,又充分发挥农村传统治理资源的作用,借助村规民约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让群众有实实在在的认同感、获得感。

一是凝聚思想共识,发挥村规民约的道德约束作用。村规民约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行为规范,介于法律和道德之间,更多的是发挥道德的约束作用。沭阳注重发挥好村规民约在弘扬公序良俗方面的积极作用,由县委分管负责同志逐一赴各乡镇(街道)召开座谈会,与乡镇(街道)主要负责同志、驻村(社区)工作组组长、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一同分析问题、寻找对策,谈认识、议危害、算“经济账”,通过党群议事会、村民代表大会修订完善体现“人情新风”要求的村规民约或居民公约,明确告诉群众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对红白喜事操办内容、宴请范围、随礼标准等作出具体规定,使“小规约”成为群众办理红白喜事的“硬杠杠”。“‘人情新风’村规民约都是很直接很具体的条款,让老百姓一看就懂、拿来就用。”沭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若鸣说。

二是用好民间组织,发挥基层群众的自我管理作用。沭阳充分借助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妇女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群众自治组织,组织“人情消

费”专题调研组赴镇村开展人情消费摸底排查,深入分析研判,分别召开干部群众、退休干部、支客等群众“意见领袖”座谈会,广泛开展以“减人情负担,扬文明新风”为主题的大讨论,镇村定期开展“人情减负”互评互议活动,切实提高群众对人情消费减负的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三是拉近干群关系,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沭阳始终坚持以转变干部作风带动乡风文明建设,以干部示范带头扭转农村人情消费陋习,努力用干部的辛苦指数换来群众的幸福指数。县委宣传部、县委组织部、县纪委监委部署开展“人情减负我先行、党员干部作表率”活动,组织县乡村三级党员干部主动与党支部签订“人情减负”承诺书。村(社区)党组织书记把移风易俗、服务丧户作为拉近干群距离、融洽干群关系的契机,遇到丧事第一时间上门送花圈并慰问吊唁,免费提供播放哀乐的音响设备,得到了广大群众心理上的认可和行动上的支持。

四是完善服务体系,发挥文化育人的润物无声作用。沭阳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组织开展移风易俗系列实践活动,打造移风易俗志愿服务项目,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结合淮海戏、快板书、工鼓锣等地方特色曲艺,把移风易俗典型事迹编排成“人情减负”文艺节目,结合“知沭达理”理论宣讲,开展“百场移风易俗演出进乡村”“新风宣传大篷车”等活动,组织百姓名嘴说新风、民间艺人唱新风、村民市民议新风,讲身边人、唱身边事,教身边人,形成家喻户晓、覆盖城乡的宣传格局,达到覆盖城乡、见人走心的宣传效果。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的启示与思考

(一)划清边界,做到依法依规。坚持党的领导、做到依法依规,是推进移风易俗、建设乡风文明的基本原则。沭阳县委、县政府始终把推进乡风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一方面主动引导党群议事会、村民代表大会制定规范的村规民约,让农村群众自治性组织制定和实施约束性措施,符合村民自治程序和规范;另一方面对村规民约中的操办内容、宴请范围、随礼标准等具体规定进行审查备案,使之符合法律的精神。围绕“移什么风”“易什么俗”,要避免“隔山打牛”、流于形式等问题,找准问题、抓住重点、切中要害,要坚持党的领导以指引方向,坚持依法依规以划清边界。

(二)回归理性,尊重群众意愿。农民群众是文明乡风建设的主体。对此, 沭阳有着清醒认知和鲜明态度,始终坚持党委政府指导不主导、帮办不包办。比如,针对“拒绝‘升学宴’”的活动倡议,有人认为,十多年寒窗苦读考上

了好学校,聚在一起热闹热闹也是人之常情,没什么不妥。沭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文明办主任崔桂华解释说,发出拒绝“升学宴”倡议的初衷是减少“餐桌上的铺张”和“人情上的负担”,“主要强调的是宴请的范围和规模,而不是一刀切、全面禁止,对于近亲属之间只摆家宴,也是允许的。”因此,推进文明乡风建设,要充分尊重当地习俗,充分考虑群众的内心需求、尊重群众意愿,不搞强迫命令,不搞“一刀切”“齐步走”,让群众真正成为时代新风的制定者、执行者、评议者和受益者。

(三)加强联动,健全责任机制。推进移风易俗、建设乡风文明是一项系统工程。沭阳坚持高位推动,强化系统思维,健全制度约束,充分发挥宣传部、组织部、文明办、农业农村局、文广旅局、民政局、妇联、团县委等相关部门的职能优势,建立县、乡、村三级联动机制,一以贯之,绵绵用力。乡风文明建设涉及农村工作的方方面面,必须坚持统筹协调,形成各部门齐抓共管的工作局面,并做好监督指导,建立健全考核机制和协同推进机制。

(四)破立并举,营造浓厚氛围。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科学处理好“破” 与“立”的关系。沭阳鼓励通过举行有意义的仪式代替不良陋习,如提倡新婚夫妇参加集体婚礼、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镇村干部上门吊唁送花圈,送免费音响;为新生儿送银手镯等纪念品;在70岁以上老人过生日时,送蛋糕祝贺; 举办集体送军、集体送学茶话会等。因此,要把倡导树立人情新风作为推动移风易俗的重要着力点,深入挖掘、宣传典型案例和先进经验,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示范带头作用,让农民群众在参与中改变观念、在实践中提高认识。同时,要加强监督,严格执行相关惩戒措施,避免“破窗效应”。

树立良好家教家风 构建清廉社会生态

广东省纪委监委宣传部课题组

(2024年1月4日)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想、新要求,身体力行倡导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树立良好家教家风,营造和弘扬崇尚廉洁、抵制腐败的良好风尚,构建清廉社会生态。近期,广东省纪委监委宣传部对全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题调研和实践总结。

突出政治引领,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总体部署

广东省把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纳入全面从严治党总体部署,统筹谋划、高位推进,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带头严格家风家教,以上率下示范带动党员干部廉洁修身、廉洁齐家。

高位统筹部署。广东省委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在省委每年举办的领导干部党章党规党纪培训班上,省委主要领导对全省领导干部提出严守纪律要求、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特权思想、严格家教家风、管好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明确要求。省纪委监委连续两年在全会期间对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进行部署,2022年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并细化落实措施, 2023年对推动深化廉洁文化进家庭进行统筹安排。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后,省纪委监委认真抓好贯彻落实,建立健全协调机制,多次到省委宣传部、省教育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总工会、省妇联等省直单位调研走访、座谈协商,推动把廉洁家风建设融入文化强省、岭南文化“双创”工程部署落实。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妇联等常态化开展寻找广东“最美家庭”活动,每年评出广东省十大最美家庭和百户最美家庭,广泛动员广大家庭参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广州、深圳等地印发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家风建设的指导意见,制定实施方案,从制度上实现各部门通力协作、同向发力。

强化理论武装。省纪委常委会带头落实“第一议题”制度,专题学习习近平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刻认识新时代新征程推进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大意义,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2023年6月,省委办公厅印发《全省开展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的意见》,将加强领导干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纳入全省第32个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安排,明确要求各级党组织将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作为学习重要内容,各级党组织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举办读书班、开展交流研讨等形式,学原文悟原理,获取家风建设的营养和动力。省纪委监委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重要论述、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等情况,开展督导调研,推动全省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理论武装,不断夯实廉洁家风建设基础。

示范引领推动。省委常委会每次听取省纪委监委案件汇报时,都对深刻汲取案件家风教训、强化警示教育提出要求。在2023年全省第21期领导干部党章党规党纪教育培训班上,省委主要领导带头作动员,要求全省党员干部带头在修身律己、秉公用权、廉洁齐家上作表率,100多名省管单位“一把手”和400 多名市、县级领导干部集中接受教育。省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围绕“坚持自我革命,严格家教家风,当好良好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的引领者、营造者、维护者”主题作辅导报告,要求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家风优良的极端重要性,结合剖析焦兰生、顾幸伟、江楷鑫、邱晋雄等人违纪违法案件,高度警惕“信仰缺失、愚昧昏聩”“任人唯亲、裙带腐败”“家族腐败、衙内腐败”“亲情错位、放纵宠溺”“大搞特权、比富斗狠”“格调低下、腐化堕落”等6类不良家风的极端危害性,以强烈的自我革命精神查摆检视问题、汲取深刻教训,管好自己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同时,在培训班上播放警示教育片,把党的二十大以来查处的5名市委书记、11名县委书记的家风问题作为重点专题剖析,各地市组织班子成员及党员干部观看,将严格家教家风要求传导到每一个人。各市县参照省级做法,层层举办教育培训班,将家风建设作为重要内容,纪委书记作专题辅导报告,形成一级领学一级、一级带动一级、共学共建廉洁家风的生动局面。

强化系统思维,把一体推进“三不腐”理念贯穿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全过程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持用一体推进“三不腐”理念推动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将建设廉洁家风要求贯穿监督检查、审查调查、警示教育、以案促改全过程,“全周期”筑牢家庭廉洁防线。

严查家风不正,加强“不敢腐”的震慑。省纪委监委深入开展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和近亲属经商办企业、参与资金借贷等违规行为专项治理,严查家风不正的典型案件,坚决查处领导干部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如,2021年以来全省有90多名省管干部被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其中涉及家属、亲属的占近三成。省纪委监委查处的湛江市委原书记郑人豪、省政府原副秘书长曹达华、南方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陈敏生等违纪违法省管干部,都存在不良家风家教问题。在审查调查过程中,注重突出家风问题剖析,既让审查调查对象心服口服,又对涉案人员及家属进行面对面教育,扩大思想政治工作“战果”,让审查调查对象及其家属感受到组织的温度。

严格日常监督,扎紧“不能腐”的笼子。省纪委监委推动将家风教育纳入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培训安排、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述责述廉、党组织生活的重要内容,贯穿日常教育、党性教育、纪律教育、廉洁教育全过程,推动家风教育持续开展;常态化开展新提拔和交流任职省管干部的教育提醒监督,面对面提醒严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管好家属和身边人,扣好履新“第一粒扣子”。各地市纪委监委认真开展对新任职市管干部的廉政谈话工作,各派驻(出)机构负责同志定期与监督联系部门“一把手”和班子成员谈心谈话,将家风建设情况作为必谈内容;组织开展领导干部述责述廉,明确要求将执行廉洁纪律情况、家风建设情况作为述责述廉重要内容;严格落实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严格规范和监督领导干部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行为。

严实以案促改,筑牢“不想腐”的堤坝。针对查处的不良家风导致的典型腐败案件,总结类型特点,深刻剖析原因,将领导干部家属、亲属经商办企业情况作为巡视重要内容;出台督促召开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的相关办法,对涉及家风不正的案件要求深入剖析检视;指导连续发生“一把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肇庆、湛江和廉江、普宁等市县深入分析政治生态,省市两级纪委监委联动督促召开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剖析家风不正原因,提出有效对策。各地用好用活案例资源,综合运用通报曝光、拍摄警示教育片、编印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忏悔录、参观警示教育基地、组织旁听庭审等方式,持续用“身边人身边案”敲响家风建设警钟。在主题教育期间将家风问题作为重要内容,省纪委监委选取家风不正的18名原省管“一把手”忏悔书,将查处存在家风问题的11名县委书记案例拍摄制作警示教育片。加强正面引导,省纪委监委开展全省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情况调研,制发《致全省纪检监察干部家属的一封信》,

召开专题座谈会;各地市纪委监委组织召开“廉洁齐家共建铁军”干部家属座谈会,赠送家风家教读本,安排干部和家属一起观看警示教育片、反腐题材话剧等,唤醒初心使命,释放家风教育治本功能。

深挖文化内涵,以清廉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社风民风

广东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丰富的家风建设资源,各地深挖资源、建强阵地,厚培廉洁土壤、涵养新风正气,推动建设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廉洁家风,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提供有力支撑。

用岭南文化滋养厚植廉洁家风之根。广东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历史上先后涌现出一大批品行高洁、克己奉公的清官廉吏。省纪委监委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

挖掘在广东出生或任职的张九龄、苏轼、韩愈、刘禹锡、包拯、吴隐之等24位岭南清官的勤廉故事,编撰《廉润南粤》教育读本、制作“廉通古今”水墨长图,拍摄微视频,让廉洁典范深入人心,为廉洁家风建设提供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各地以具有岭南文化特色和家风家教资源优势的村(居)、家风家训馆、名人故居、宗祠等为依托,打造家风家教教育基地或专区形成阵地集群,通过走访宣传名人故居或纪念馆、拍摄制作“清廉家风故事”系列微视频的形式讲述优良家风故事。如,肇庆市深挖包拯任端州知府的勤廉事迹,以原包公祠为基础建设包公文化园,挖掘包公37字家训深刻内涵,创排廉政音乐剧《青天之端》,“包公掷砚成洲”“包公不持一砚归”的故事在广东家喻户晓。又如,韶关市纪委监委发掘清官廉吏、历史名人的家风故事,编写《韶关清廉家风录》,深挖“梅关古道—珠玑古巷”家风家训资源,打造广府家训馆,以丰富展陈传承广府家风文化。

用革命文化浸润铸牢廉洁家风之魂。广东是全国最早建立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地区之一,具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涌现出了陈延年、彭湃、杨匏安、杨殷、阮啸仙等一大批视死如归、公而忘私的革命英雄人物。省纪委监委拍摄反映革命时期广东党组织纪律建设历程的历史文献片《淬炼》,拍摄反映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地方纪律监督机构诞生历程的历史文献片《木棉花开》,用我们党早期领导人的家风教育感染广大党员干部。深挖出生地主家庭但为了理想信念投身革命的农民运动实践者彭湃、富裕华侨家庭出身的工运领袖杨殷等43位出生或曾任职广东的红色人物的勤廉故事,编撰《勤廉风范》教育读本,淬炼对党忠诚、甘于奉献的家风文化。

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熏陶涵养廉洁家风之气。广东省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 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生生不息。省纪委监委总结提炼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成功经验,丰富发展新时代廉洁文化思想内涵,着力推动党员干部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爱国爱家、为政清廉、干事创业的家风文化。如,倡导宣传为国家核潜艇事业隐姓埋名30年的“黄旭华式”人生观价值观, 以黄旭华为原型创排话剧《深海》在全国累计演出近百场,受到广泛好评。将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融入火热实践,旗帜鲜明为担当作为者撑腰鼓劲,推动制度规范、廉洁文化与乡规民约相结合,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氛围。如,佛山市紫南村在村党支部书记带领下蝶变为“全国文明村”,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实践样本,村里的广府家训馆、佛山好人馆、紫南村史馆发挥着重要的家风文化建设引擎作用。

用新时代新风正气巩固夯实廉洁家风之基。习近平总书记寄望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全国前列,新一届省委班子以高质量发展为牵引,提出“锚定一个目标,激活三大动力,奋力实现十大新突破”的广东现代化建设具体部署,新目标新内涵新发展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提供了全新的实践平台。聚焦现代化建设新风正气,省纪委监委以《南方日报》等省内主要媒体和南粤清风网为阵地,开设“清风正气看广东”新风宣传专栏,持续深化廉洁文化、廉洁家风宣传;组织“我的廉洁家风故事”主题征文活动,收到来自全国29个省区市等来稿4200多篇,各地市纪委监委纷纷同题开展主题征文、演讲比赛等活动,挖掘出一大批优秀家风家训、感人家风故事;协调推动宣传文化单位举办“廉润南粤”廉洁文化全省演出,开展廉洁文化主题电影免费展映1000余场, 各地各部门通过发放倡议书、组织观看微电影、集体签名承诺等方式,积极开展家庭助廉活动,为现代化建设增添更多廉动力。

拓宽农村融资担保渠道问题研究

庞明、王兆伟

一、我国农村融资担保现状

(一)现存模式

我国现行农村融资担保主要分为两种模式,一种是以实物为主的担保,主要是对农户财产的抵押或质押,另一种是保证人的担保或者是担保组织的担保,主要是农户联保和担保机构保证担保。

关于实物担保模式,《民法典》明确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拥有抵押贷款的权限,从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中可以看出,进一步盘活农村“沉睡”资产,拓宽农村融资担保物范围将是今年“三农”工作的重点。同时,也可以采取质押担保的方式,但在农业领域应用得极少,在农业领域的质押物一般是初级农产品。浮动抵押也是以物的担保的一种模式,但其抵押物的流动性大,我国适用浮动抵押的担保物有农业生产设备、农作物产品、半成品等,新颁布的民法典对浮动抵押也进行了修订,但是由于抵押物也可能是将来的财产,因此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都比较大,一旦出现不可预测的风险,将对金融机构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保证担保模式分为农户联保或担保机构担保的模式。其中,农户联保指的是对于农村地区没有直接亲属关系的农民之间自愿组成联保小组,向当地农村信贷社申请贷款,联保小组成员之间承担连带责任。担保机构担保的模式主要有政策性担保机构、商业性担保机构、互助性担保机构。

(二)国内部分地区实践经验

本文选取了我国东部地区福建省沙县、西部地区重庆市、东北地区辽宁省、中部地区湖南省株洲市具有代表性的融资担保模式。

2. 福建沙县区村级融资担保基金

该模式的资金来源主要以当地农民投入的股份为主,县级、乡镇政府投入财政资金作为兜底风险补贴。沙县区融资担保的第一大特点在于分级评定信用水平。沙县以县、乡、镇三级上下联动开展农民信用评级工作,在每一户设立农民信用档案,通过设立信用评定委员会,对农民信用档案进行评定、分级。随后将分级后的农民信用档案上传至公共共享平台,银行等金融机构将根据共享的数据对信用水平不同的农民给予不同的贷款额度。

沙县区融资担保的第二大特点是双重融资担保保障。引入农户反担保机制, 申请加入的农民首先将缴纳1万元至2万元的入会基金,并且必须引入1~2个农户

(属于基金成员)进行反担保。其次是引入了农业保险,申请贷款的农户可自愿投保国寿小额贷款保险业务,保险费为贷款额的3‰,当借款人出现需要大病医疗或者患有重症残疾而失去劳动能力时,保险公司将全额赔付。对于严重违反村级融资担保基金村民条例的情形,将由相关金融机构对涉事方下调信用等级和贷款额度,并且收回贷款本息,勒令其退出基金协会,并且规定五年之内不准申请加入。尽管该模式进一步保障了农户融资担保权益,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沙县村级农村融资担保基金的法律规定不明确、资金管理尚不规范、财政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

3. 重庆“三权抵押”担保模式

2011年,重庆市委开始推动建立“三权”抵押担保模式,其中“三权”分别为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农村居民性住房。这是在法律尚未明确规定三权具有抵押担保权之前的一项农村金融重大改革试点工作。但由于涉及农地、林权、农房使用权的贷款风险较大、易产生坏账,因此银行一般不愿意参与这类贷款项目。

由表1中的数据可以看出,截至2014年底,重庆市累计“三权抵押融资”放贷的总金额为685.7亿元,其中采用农村居民住房、土地承包经营权、林权进行抵押的热情,吸引了各类社会资金投入农村地区。在三权抵押贷款试点之前,重庆农业商业银行涉农贷款累计余额仅为13亿元左右,随着近些年我国农业金融不断发展,截至2021年,尽管受新冠疫情影响,重庆农业商业银行累计发放涉农贷款1697亿元,超额实现了当初预定的1000亿元目标。但由于三权的确权、价值评估工作困难,而导致金融机构提供贷款的信心不足;且“三权抵押”贷款的宣传力度有限,部分农户对于三权抵押贷款持谨慎态度。

4. 辽宁省政策性农村融资担保公司

农户可以利用手机扫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直通车,登录后输入相关信息,农户填写提交后,省农业信用担保公司将符合准入标准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推荐给相关合作银行,随后农担公司与相关合作银行共同完成尽职调查审批工作后,会及时将放贷情况上传到系统,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可在网上进行查看,实现了农业融资担保流程信息化、网络化。

2021年辽宁省农业信贷担保公司累计担保金额超170亿元,累计担保户数超

过56000户,在保余额超92亿元,在保户数超过39000户。2021年全年新增担保业务70亿元,新增担保户数22000户,平均担保费率为0.27%,节约融资成本大约8.5亿元,带动辽宁省就业人口约15万人,有效推动了辽宁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目前,辽宁省的政策性融资担保主要是300万元及以下的担保项目,大部分担保项目都集中在10万元至300万元的区间中,主要支持的是小额农业信贷,这类融资担保最大的优势就是代偿率较低。从代偿率的角度来看,东北地区政策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代偿率为:辽宁省0.13亿元、黑龙江省2.94亿元、吉林0.21亿元,可以看出东北三省中辽宁省代偿率最低,而黑龙江省的代偿率最高。这是由于黑龙江省的在保余额比例在1000万以上的居多,贷款风险较大, 而辽宁省采用的小额信贷担保贷款额度较小,因此代偿率较低,担保风险小。

目前,仍然面临着一些困境,如担保的对象大多是一些行业内的龙头企业, 担保对象范围小;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与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风险,具体表现在金融机构往往出于对自身经济效益的考虑,可能会在实际发放贷款的过程中存在着附加条件或者敷衍了事等情况,造成政策性融资担保难以顺利运行。

5. 湖南省株洲市“产业链”融资担保模式

其主要创始公司唐人神集团是全国专业从事生猪全产业链发展的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主营业务是售卖猪饲料。由唐人神集团内部创立大农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该农业融资担保公司专门为集团产业链上养殖生猪的农业企业购买其子公司骆驼牌饲料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唐人神集团与当地融兴村镇银行合作,由银行向集团产业链上从事生猪养殖农业小微企业发放无抵押贷款资金,在农业企业获得贷款后再向唐人神集团购买饲料,并且人民银行同时也会向融兴村镇银行提供再贷款。如果农业生产经营主体难以偿还贷款,大农融资担保公司将代偿,后续通过相关手续完成追索。

我国目前对于此类“产业链”融资担保模式的政策支持较少,农村金融供给能力弱,资源分配不均,同时,我国农村地区信用保险制度缺失导致农村地区无法吸引大量的社会资本投入。

二、我国农村融资担保制度现存困境

(一)农村担保物范围有限

农户可以用作抵押的大多数是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有房屋和一部分生物性资产农产品,房屋的抵押受法律约束较大,部分农村房屋产权不明晰,造成农

村房屋难以进行价值评估,且大部分农户的住房是集体所有,不能参与市场交易,自然也就难以进行抵押。其次生物性资产受自然影响,大部分金融机构可能考虑到生物性资产的变现能力差而不愿意接受生物性资产作为抵押物,抵押担保物的范围较少。

(二)缺乏专业的评估机构和农地流转市场

目前,我国农村缺少专业的担保品评估机构,很难确认担保品的公允价值。并且缺乏相应配套的农地流转市场,再加上部分农村地区产权不明晰,部分农民手里没有相关确权证明。另一方面,我国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若农户到期后无法偿还债务,在我国法律上不允许金融机构越过农村集体处置土地,金融机构往往不愿意接受农地作为抵押担保物,导致农村土地流转的渠道闭塞。

(三)我国农业信用保证保险体系不健全

从近年来的发展来看,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发展的原因在于:第一,信用保证保险对于生产经营一般的农户审批制度较为严格,农业信用保证保险的准入门槛较高、普惠性不强;第二,审批手续较为繁琐;第三,缺少对农业信用保证保险体系的优惠措施、对信用较差农户的惩罚措施,导致金融机构与农户存在不少后顾之忧,因此在实践中很难实现长远发展。

(四)农村融资担保模式单一,创新能力不高

目前,抵押或质押担保模式的实践应用很少,大多数采用的是农村融资担保机构的保证担保模式,这种模式大多数是以政府为主导,对于政策和财政资金的依赖程度较高,而且农村地区尚未采用留置和定金的担保模式,因此担保模式单一。大部分农村融资担保公司的担保产品的模式也比较单一。同时,我国城市与乡村、乡村与乡村之间的数字鸿沟仍然较大,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备,金融机构投入高科技设备成本过高,数字融资担保体系尚未形成,部分地区存在数据平台失效、数据过于分散的情况,也导致数字化融资担保赋能支农效果不明显。

三、境外农村融资担保模式分析

(一)日本农村融资担保模式——双重担保制度

日本融资担保模式的主要过程是农业生产者需要先向基金协会提交担保申请和一定比例的担保费用,基金协会再向融资机构提出贷款请求,若农业生产者存在经营不善而导致无法偿还贷款,基金协会需要替农业生产者偿还这部分贷款,基金协会可加入信用基金保险,与由政府组建的农林渔业信用基金签订

保险合同,农林渔业信用基金为基金协会提供信用担保保险,这样就构成了农业融资担保的双保险体系,从而进一步降低了各方的融资或担保风险,促进了农业规模化发展。

这种双重保险体系可以构成一个高效、低成本、可持续的融资担保循环。一套保障体系是由政府出资构建的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另一套保障体系则是由农协等机构共同联合组成的担保机构,一方面基金协会也会收纳社会各界团体的社会资金,并且向申请担保的农户收取一部分保费,另一方面当基金协会无法代委托人还款时,农林渔业信用基金协会将发挥支撑性作用,通过再保险制度进一步降低融资担保中出现的风险。

根据表2可以看出,从2013年到2019年在保余额基本保持均衡,近几年在保余额呈上升趋势;其中农林渔业基金的保险资金在逐年递减,从侧面体现出农业生产主体还款情况趋于良好,按期还款的能力在不断提高。表中的不良贷款情况可以看出,近些年不良贷款率在逐年递减,农业信用基金协会形成的坏账损失在不断减少,体现出该模式在资金管理方面不断改善。

(二)我国台湾地区融资担保模式——委托代理与反担保机制

我国台湾地区的担保模式主要是农业信用保证基金。该模式主要是为了保证农户可以尽快得到贷款资金,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将在一定额度内先将贷款发放给农户适用,待认证授权结束后再追认这笔资金。若借款的农户逾期不能偿还这部分贷款时,农业信用部将对相关农户提起诉讼请求,若农户仍然不能偿还该部分借款,将由农业信用保证协会委托代理对这笔借款的进一步收取。

中国台湾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内部制度体系中建立了反担保机制和委托代理机制,其中委托代理机制是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委托农业信用部,对有贷款申请的农户进行资信审核。农业信用保证基金经常远离农村,对农户的经营水平、信用状况了解甚少。农业信用部的服务对象大多是当地的农户,对农户的情况了解较多,农业信用保证基金采用委托代理制度,通过基层农业信用部对农户的严格资信审查,可降低交易成本和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同时为防止农业信用部与农户之间联合共同抵抗农业信用保证基金的情况,农业信用保证基金不进行全额担保,而是根据贷款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一定比例的贷款担保,这样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道德风险发生的概率。另一个方面,在反担保的制度设计下,农民在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处得到担保服务后,仍需要向其缴纳一定量的担保物,从而农业信用保证基金就与农户之间分担了担保风险。

农业信用保险基金近年来在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繁荣稳定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从图4中可以看出近些年保证贷款金额与保证余额基本上呈现出了同比例增长的趋势。贷款逾期比率显示出了按期偿还的情况,逾期贷款比率越低说明贷款偿还情况越好,从表中的数据可以看出从2012-2020年间贷款逾期比率始终呈下降趋势,说明信用保证基金通过良好的运行程序保障了贷款的安全性。

(三)综述

第一,从日本的经验中可以看出,其模式重点在于通过农业信用基金协会和农林渔业基金的双重运营来保障贷款的

安全性。目前我国农村融资担保最常见的模式是县级融资担保基金,但是该模式存在很大的经营风险,风险分担的效果较差,可以考虑构建省、市、县多级主导的农业融资担保基金,实现农业融资担保多重保险、稳健发展。

第二,在立法上提高对农业融资担保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首先,在立法上要明晰对农业保险补贴进行分级处理,我国在农业信贷保险的实践整体较为落后,相关配套制度尚不完善。同时考虑到我国目前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可以在个别地区先行建立地方性法规进行试点,从而为全国性农业融资担保保险补贴的立法打下基础,重视出台财政补贴金融机构的配套政策,提高金融机构投资的积极性。

第三,建立基层农业信用管理平台。利用互联网、区块链等先进技术,在县级以下地区设立专门管理农民信用情况的部门,实现对农民信用管理网格化、数字化。我国各地区缺乏专业性的基层农业信用管理平台,缺乏需要直接联系基层农民群众的农业信用管理,除了日常的信用管理外,还要广泛收集农户生产经营中存在的贷款问题,从而实现内部制度交易成本和信用风险的降低。

四、对策建议

(一)扩大农村融资担保物范围

在法律上进一步拓宽担保物范围,鼓励各地区可以对农村地区房屋、生物性资产、林权赋予抵押担保权。其次,各级政府应推动建立专业的担保物评估机构及土地流转市场,为金融机构提供专业的担保物评估报告,加大对权属不明农村土地的确权工作,明确农民对于房屋的所属权关系,为符合规定的农民颁发不动产产权证书,进一步保证担保物的有效性。

(二)完善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

我国目前普遍建立了省级农业融资担保公司,但是近几年各地区农业融资

担保公司的边际效益在呈递减的趋势。并且此类农业融资担保公司背后的政策支持较少,许多担保公司濒临破产。建议建立完善我国农业信用保证保险制度,构建由政府主导建立、广纳社会资金的政策性基金协会,该政策性基金协会主要为担保机构提供再担保,从而进一步降低担保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三)探索“产业链”融资担保方式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之一。各级政府应采取多种方式鼓励农民之间联合成立农业特色产业链,以整体产业链为担保物进行融资贷款,该模式是在政府的资金支持下,依靠当地农业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建立合作关系,形成“政企农”三方联合的融资担保结构。当地具有影响力的农业龙头企业负责提供农民融资担保,农民通过向加工企业出售初级农产品或农业生产经验,生产出适销对路的农产品,再由企业收购农产品,进一步进行深加工工作。

(四)创新农村地区反担保模式

前文提及,我国农产品作为质押对象的实践案例极少,但近年来,我国贵州地区探索出了“椒商贷—仓单质押”的融资担保方式,原先当地辣椒供应商也面临着融资难的难题。当地积极推动农担公司与中国辣椒城合作,进行辣椒仓单质押担保,将辣椒的仓库存货作为质押对象,省级农业担保公司按照仓库存货价值的60%进行担保贷款。直至2020年末,贵州省辣椒供应商累计担保金额约5473万元。本文建议,各地对当地农产品产业集群进行有效整合,积极探索仓单质押的模式,设立相应的预警机制,确保各方有效控制风险,实现贷款资金的全封闭式管理。

(五)推动农村地区信用制度建设

对于农户及时开展信用资格培训,没有获得信用资格的农户将进一步限制融资规模,强化农民的信用意识,从而吸引更多资金投入。有条件的地区应充分采用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技术建立县级农村信用管理网上平台,各地方金融办建立相应工作组进驻农村,实地考察当地农业发展现状、农民收入水平和资金管理状况,建立符合当地实际发展情况的信用制度。同时要建立相应的“黑名单”制度,对于信用状况较差的农业生产经营者,应降低其贷款额度甚至加入信用“黑名单”。对于信用状况较好的农户,上调贷款额度,并且依靠大数据平台向金融机构推荐优质贷款人,充分发挥信息交互功能。

五、结语

本文认为,“三农”在金融领域的问题复杂多变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政府

层面,一方面需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担保物产权不清晰的应加强确权工作,以政府的公信力为金融机构带来更多投资信心;另一方面,需要全面加强乡村振兴建设,培育新兴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从而减少未来可能产生的不良债权。对于金融机构层面,金融机构应进一步扩大服务对象的范围,通过多种方式与当地乡村产业开展合作,同时采用大数据、互联网等先进技术降低服务中的交易成本。对于农业经营主体,要加强自身发展的韧性和活力,可与相关农业专家、高校或科研团队进行生产技术合作,增强自身的营收实力,提高农业生产产品的附加值,提升自身的信用水平和偿债能力,为无抵押贷款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探索完善农村居住环境更新模式共建共享嘉定和美乡村

嘉定区保留保护村居住环境更新课题组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乡村地区,上海的乡村振兴应该走城乡一体化的融合均衡发展道路。但从近

几年全市推动农村居住环境更新的实践来看,存在整体更新进程较慢、进城集中居住限制较多、农房翻建门槛较高等问题。嘉定区通过尝试探索组团式更新(保留保护村落中,30户及以上村民,同一时期、集体连片,原址翻建或平移集中翻建住房,并同步更新周边居住环境)的做法,为广大保留保护村的居住环境更新提供了可行路径。

为进一步总结经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路径、方法,本次调查研究重点聚焦保留保护村住房更新,深入本区5个镇7个村开展调研,面对面访谈近100人, 发放调查问卷1182份,走访市级专家3位,并结合赴浦东、松江、崇明以及浙江等地学习考察经验,分析梳理更新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着重探讨嘉定区保留保护村的更新模式和实现路径,以期为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村颜值和农民生活品质双提升提供参考。

一、嘉定区农村居住环境更新现状

(一)整体情况

2. 村及农业人口基本情况。截至2022年,全区共141个村委会、1763个村民组,其中规划保留保护村57个、非保留保护村84个,规划保留保护村内参与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分配的成员约15.1万人。

3. 住房更新基本情况。全区农村住房大多建于上世纪70、80年代,部分房屋老旧破败,有待更新。调查问卷显示,房屋未翻建的户数占比为75.0%,其中, 除马陆镇包桥村、安亭镇泥岗村、外冈镇葛隆村翻建比例较高外(分别为50.0%、46.0%、43.9%),其他村翻建比例普遍较低。

4. 村民更新住房基本意愿。调查问卷显示,一是翻建意愿强。在还未更新住房的村民中,超过半数的村民倾向于翻建房屋,远远超过等待动迁的比例

(27.6%)。二是居住意愿高。在住房条件改善的前提下,村民也更倾向于居住在农村。在已翻建住房的村民中,愿意全家留在农村生活的占比达50.0%。三是投入意愿大。已翻建的村民,由于自住比例高,前期对住房的建设和装修等资金投入意愿都比较强,户均建房成本(土建与装修)在一百万元左右。

(二)现有工作推进体制机制

2. 政策机制。以《嘉定区关于进一步改善本区农民生活居住条件和乡村风貌有序推进农民相对集中居住的实施意见》等文件为指导,积极发挥政府引导、村委会主导、村民自主作用,按照“房屋自建、资金自筹、村宅自治”和“整合资源、集约发展”原则,引导组织村民以组团形式规范有序自主翻建房屋。

3. 资金保障。采用“村民自筹为主、政府奖补为辅”原则,民主讨论商定建造标准和建房费用,自行筹集资金;各镇村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给予翻建村民适当奖励补贴;有的镇村引入第三方资本,为以组团形式自主翻建的村民筹集资金提供途径。此外,在更新过程中若实现平移归并,并达到节地标准,还能享受相关节地补贴;获得市级批复的平移集中项目,在供水、供电、供气等方面给予一定政策支持。

(三)各街镇农村居住环境更新模式及特色

2. 马陆镇北管村的做法和模式。北管村村落原本以联排居住为主,以组团原址翻建同时结合平移集中居住的方式,推进村民住房有序更新,并统一实施适合现代农村需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配套。在推进过程中创新形成“听民意、旧址翻、争先后、定风貌”的12字方针。安亭镇星明村也采取此类模式实现村民住房更新。但北管模式在整个组织实施过程中需做大量群众工作,对基层组织的强有力保障需求较高。

3. 华亭镇联一村的做法和模式。联一村村落原本以自然分散为主,通过结合产业发展实施农村平移集中居住。在推进过程中,以先规划后方案、先征询后归并为原则,试行全村域宅基地集中平移归并,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并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作价入股的方式(由集体经济组织和投资企业分别通过土地使用权和资本投入,形成权属清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开发模式和经营管理方式),有效激活农村土地要素。外冈镇周泾村的模式也与此类似。但联一模式仅在部分街镇有实施条件;有实力、有意向的社会资本也比较难找。

4. 安亭镇向阳村的做法和模式。向阳村村落原本以自然村落形态为主,通过整村原址翻建,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村庄风貌。聚焦“保留特色、展现风貌”,仅对部分宅基地位置进行微调,规避了用地调整方面的制约。同时,充分利用资源禀赋调整产业结构,通过政府引导、市场化运作方式,与敏实集团合作开发“稻田里的研发中心”项目,提升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华亭镇的毛

桥村与此相似。但向阳模式对村庄本身的风貌、规划要求较高,土地无法节约, 基础设施配套提升难度较大。

二、嘉定区农村居住环境更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在市、区两级的指导和支持下,部分镇的保留保护村通过组团式更新等农村建设行动,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初步形成了农村居住环境更新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但该项工作仍处于起步期和探索期,仍存在一定短板和不足。

(一)群众集中反映的问题

2. 配套设施标准问题。目前由于用地指标、区域位置等原因,一些镇村在接通天然气、提供公共停车位、安装道路照明设备、建设菜场等配套设施方面难以同步落实到位,村民感到生活不便。

3. 房屋建设费及补偿费问题。翻建资金以“自建自筹”为原则,绝大部分由村民自身承担,每户房屋土建成本约为30万-60万元,对于部分家庭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同时,有些村对于房屋符合建设规划和风貌管控的村民会给予村级奖励,不同村庄之间政策有差异,各村信息互通有无,造成部分村民心理不平衡、不理解。

4. 住房施工质量问题。前期,个别村在具体推进

过程中,有村民对房屋施工质量、建筑材料选用等提出较多疑问,一定程度影响了整体更新进程。究其原因,部分出于村民认知偏差,部分出于施工方用工用料不足,部分出于监管不到位。

5. 翻建后房屋权证问题。目前,本轮翻建后房屋

仍然只有批复没有宅基证,出现子女落户、就学证明等相关问题。

(二)政策制度及工作机制方面的问题

2. 资金补贴问题。组团原址翻建节地有限,较难取得相关节地补贴。区级市政建设补贴范围有限,农村住房更新相关配套建设主要由镇村开展并承担相关费用,资金压力较大。

3. 项目推进问题。一是村民和集体责任边界未能有效厘清,建房责任主体 是村民自身,但组团式更新过程中,村集体做了大量的沟通协调工作,部分村民却弱化了自身的责任和义务。二是对村委会工作落实要求高,项目宣传难以面面俱到,对村民意见诉求难以全部及时响应等。

4. 长效管护问题。村民没有缴纳物业费的意识,也没有维修基金的积累,房屋外部的公共环境、基础设施及公服设施需要长效管理维护,但管理资金、

管理团队等方面缺乏相应的管理规范。

5. 房屋翻建后的村民增收问题。不少村民有出租房屋或用于经营的意愿,但个人渠道有限,经营能力也有欠缺,复杂的租户群体、不规范的经营行为也会增加整体上的管理难度和成本。若翻建后房屋作为民宿(农家乐)来利用,门槛相对较高,村民利用闲置房屋增加收入的渠道较窄。

三、对策建议

加快高质量农村住宅更新,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嘉定建设现代化新型城市的题中之义,是满足村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建议在前期探索实践基础上,开阔视野、拓展思路、取长补短,进一步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流程体系、探索长效机制,加快完善各项举措,共建共享嘉定和美乡村。

(一)加强顶层设计

2. 强化规划引领

以片区统筹谋划弥补要素短板,将集中连片的乡村地区作为一个单元进行整体规划,从区域视角系统谋划各组团差异化发展路径,并进行区域协同下的土地指标平衡和农村住房建设引导,进一步完善空间腾挪、联动发展、设施共享等机制和举措。

3. 优化模式应用

梳理总结现有模式,为不同地区组团翻建房屋提供参考和指导。在村民住房相对集中、村级经济相对发达、土地比较稀缺的南部街镇,可适当推广组团

原址翻建模式;在村宅相对分散的北部街镇,可更多推广平移集中翻建模式。具体推进过程中,可灵活运用各种路径,不断丰富和完善现有模式,形成更具区域特色的成功经验和模式样板。

4. 梳理推进计划

进一步强化区级部门指导责任,落实街镇属地管理责任,加强对村两委的指导,帮助相关村结合村庄实际,全面调查了解村民对于农村住房更新的意愿,梳理制定细化至村组的住房更新推进计划。在此基础上,分类有序推进。

5. 规范配套标准

建议出台针对农村住房更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提升的配套文件,明确同步建设好道路、通信、给排水、垃圾收集处置等配套设施和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商业等公共服务设施,补齐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基础设施和公用服务短板。

6. 推进登记发证

落实上海市农村宅基地房屋登记发证工作,按照“先试点、后铺开”“先新建、后平移”的原则,做好首批试点村的农村宅基地房屋登记发证工作,形成可持续、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同时,开展面上的全面排摸和相关工作指导,为后续全区全覆盖发证打好坚实基础。

(二)完善流程体系

2. 优化工作流程

一是明晰职责权限。区级职能部门要加强与各涉农街镇沟通交流,持续完善相关配套方案;各街镇要及时更新项目进展,对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研判解决;各村要明晰村集体与村民个人之间的权责利边界,坚持“村民事村民议”,持续扩大村民在全过程中的参与度。

二是形成自治流程。在方案制定、建设监督、村民选房、后续管理等各环节,以“老大人”、村民议事点等乡贤、自治平台为核心,总结形成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村级自治流程。制定区级“我嘉公约”蓝本,

为各村制定村规民约提供参考;鼓励镇村学习借鉴其他地区的有效经验, 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各项自治流程方案。

3. 建立管理机制

一是强化集中居住建房项目监督指导。明晰各方职责界限、管理权限,构建“基层党委政府领导+住建部门主管+村两委监管+施工队伍负责”的建设管理体系。目前,嘉定区级层面已出台相关居住项目建设质量安全管控的指导意见,要优化细化相关举措,建议加强相关监督指导,抓好“建前审定、中间验收、平时巡查、问题整改、竣工验收”等各环节。

二是加强数字技术运用。学习借鉴外省部分试点地区推出的“宅富通”管理信息系统等做法,探索建立数字化平台,统一管理和发布农村居住环境更新相关资源信息。一方面,统一的资源推介平台可提供多样化、规模化的资源信息,能够弥补信息差,更好吸引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以数字化改革促进房屋建设管理创新,村民可以通过平台在线选择设计方案、施工队伍、金融服务,并实现网上施工监管,关键数据也可自动留存而形成“一房一档”,便利流程设计、过程管理和事后追溯。

4. 完善资金支持

一是完善财政资金奖补制度。一方面,制定对组团式更新、公共配套设施

建设的补贴政策,聚焦农村生活污水设施重新布局、供水管网配套、道路重整及修复等内容,加快摸底梳理,形成相对准确的资金预测和计划安排。另一方面,探索建立组团式更新工作推进考核奖补机制,安排专项资金,明确标准和项目,根据考核认定情况进行奖补,为整体工作推进提供支持。

二是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为更好解决部分村民

对房屋翻建及后续装修的资金筹措问题,鼓励银行等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农村房屋翻建贷款;各街镇和村集体也要关注村民融资需求及贷款意愿,做好统计梳理,为银行放贷提供支持;区级职能部门积极探索农村住房财产权抵押贷款相关制度,可借鉴外省市做法,建立宅基地评估、抵押、登记各环节机制。

(三)探索长效机制

2. 提升更新后社区治理成效

一是探索农村社区物业管理新模式。一方面,创新模式,学习借鉴本市先行地区农村物业“三种模式”做法,建立“托底服务+增值服务包”的物业管理模式,按照“村民承担一点,村集体出一点,财政补贴一点”的原则,合力支撑起物业服务的常态长效。另一方面,有序试点,在实践中进一步优化物业管理,探索适用于不同村情的个性化形式。同时,探索“我嘉物业”党建工作站向农村地区延伸,为推动农村社区管理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加强农村居住环境更新“民主协商”。鼓励通过议事协商团队、“社区云”等线下组织、线上平台,聚焦翻建后的房屋管理、环境综合管理中的各类问题,充分开展议事协商,逐步加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职能部门要探索制定相关指引性政策,如出台积分制管理办法,引导村民在村宅管理过程中自议自评,帮助村民逐步转变思想认识和生活习惯。

三是加强新型农村社区基层组织建设。进一步配强党组织书记,改善村级班子结构,把具有乡村情怀和经营才能的党员选派到村级领导班子中。有针对性地在返乡能人、回乡青年中发展党员,推动他们成为发展村集体经济的中坚力量,不断提升新型农村社区的治理成效。

3. 增强农村居住环境更新后劲

一是探索房屋租赁规范化运营模式。农村闲置住房面向附近工厂员工的租赁,在嘉定区历来有较大的市场需求,也是村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部分村已开始自发探索房屋集体租赁等途径。相关职能部门要持续探索研究规范化运营模式,鼓励指导村民将翻建后的空余房屋(间)委托村集体经济组织、街镇

所属企业或者专业住房租赁企业出租,有条件的可纳入人才公寓管理,提升集约化、规范化经营水平。

二是完善乡村民宿(农家乐)办理和管理机制。乡村旅游市场前景广阔, 居住环境更新后,更为做大农旅产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区级层面要加大支持力度,进一步优化完善民宿和餐饮服务的申请、审批和管理相关政策,形成符合嘉定乡村实际、简便有效的消防、治安、卫生等监管措施,并依托“一网通办”,优化民宿办证审批等服务,助力乡村民宿发展。

三是引入社会力量参与产业打造。村宅更新后,村民对壮大乡村产业从而增加收入的愿望强烈,但缺乏相应专业技能储备。建议职能部门对相关资源进行统计汇总,探索引入社会资本进行专业的设计、运营、管理和营销,助力实现房屋翻建后的可持续发展。可以学习外省市先进经验,引入第三方企业创办民宿管家培训中心,吸引优秀青年和专业人才返乡创业、带头致富,进而带动更多外出村民回乡开办精品民宿或者到民宿、产业基地打工,从中获得持续稳定的收益。

县域共同富裕建设路径探究 一个苏南百强县视角

中共镇江市委党校、镇江市行政学院课题组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成为更加突出的发展主题。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共同富裕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本身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县域是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目标的基本执行单元,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有县级行政区2844个,县域面积占全国面积约93%,县域人口占全国人口约74%, 县域GDP占全国GDP约53%。由于涵盖了全国大部分面积、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 以及过半的经济产出,可以说,没有县域的共同富裕,就没有全国的共同富裕;理顺了县域共同富裕建设的有效路径,便破解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实践密码。

本文选取江苏省Y市(县级市)为案例进行聚焦观察,Y市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排名27位,有较好的共同富裕建设基础,虽是以管窥豹,但期望能够见微知著、以点带面,以更贴近实际和实践的视角,总结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共同富裕建设经验。

一、Y市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行动基点

Y市是一个位于长江之中的小岛,地处上海和南京都市圈交会点,总面积332平方公里,其中陆地面积228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在苏南模式中发展起来的工业小城。改革开放之前,与很多小岛一样,封闭、贫瘠、落后是Y市的关键词。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使得农民的温饱问题十分突出(全岛人口27万,耕地仅16 万亩)。对绝大多数群众而言,“麦子吃不到栽秧,稻子吃不到下霜”是常态, 全县贫困人口高达80%,“高产穷县”全省闻名。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Y市从“五匠营生”到强企林立,从穷乡僻壤到“花城绿岛”,发展成就令人瞩目。1984年费孝通先生在该地区考察时,曾这样总结“(Y市的)乡镇企业要把工业犹如撒沙般地扩散到乡间,直至进入农户的家庭,使整个乡镇范围内的居民都得到实惠。对此,我在加以概括时用了一句话,要使千家万户富起来”,“千家万户富起来,不仅仅是Y市发展工业的目标,而且是Y人正在实践着的现实”。可以说,Y市的起飞与改革开放密不可分,与乡镇企业的发展血脉相连,与百姓富裕同频同步,Y市的

发展历史就是一部富民史。

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Y市有着良好的建设基础,成为该地区最有条件率先实现共同富裕的县(市)。2022年Y市人均GDP达18.54万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6310.2元,其中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8.9%,高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8.0%)。Y市还积极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全面落实稳岗返还、就业创业等各类补贴政策,2021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到2.01%。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图书馆建成国家县级一级图书馆,并且在下辖的6个镇(街、区)文体服务中心都设立了市图书馆、文化馆分馆。全市建成农民体育小公园46个、户外健身点255个、健身路径261个、健身步道36公里、室内乒乓室105间、篮球场83个、健身广场55个、村级健身房79个,设置晨晚练点224个,十分钟健身圈全市覆盖率达96.3%。自从2003年跻身全省首批“社会治安安全县(市、区)” 行列,Y市连续17年被命名为“平安县(市、区)”,社会公众安全感和法治满意度连续多年达98%,位居全省前列。

二、Y市实现共同富裕的实践挑战

总的来说,近年Y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性、协调性明显增强,富民政策成效较为显著。但通过深入调研,我们发现Y市要全面实现区域共同富裕仍然存在一定的制约因素。

(一)经济发展质效仍需提升

一是产业发展水平有待提升。Y市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和比重在全省县域层面名列前茅,但其中“高技术产业占比”却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地方三大主导产业仍属于“高端产业、低端环节”的状态。在发明专利、PCT专利等高质量自主知识产权方面,仍然处于市场劣势。二是财政收入占比偏低。地区经济实力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但Y市财政收入年均增速明显放缓。三是人才要素制约初现。作为电气制造名城,Y市的制造业一线近年频现“一工难求”的局面,全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每年有500多名毕业生,但是留在当地就业的不足20%。

(二)发展不平衡较明显

一是镇街区发展差距明显。以2021年为例,Y市所辖乡镇中,GDP最高与最低地区之间相差有190.05亿元,发展不平衡较为显著。二是城乡收入仍有不小差距。Y市常住人口34万,城镇化率65.23%,近年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迅速,但从绝对值看,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一半左右,仍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三是中等收入群体扩面问题。由于劳动力人口持续下降与农民增

收手段不足,尤其是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不足,严重抑制了Y市中等收入群体的有效增长。

(三)民生共享机制有待完善

Y市存在公共服务项目建设不足的问题,对照《江苏省“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相关要求,Y市2021年建设达标率仅80%左右,其中幼儿园、农村文化礼堂等项目尚未达标。同时,Y市也存在公共服务水平不够高的问题,例如,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全省水平;医疗服务不优,检查科目多、收费高; 企业社保缴纳基数仍然偏低,职工退休养老金不高等等。

三、促进Y市共同富裕建设的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既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任务。Y市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区的建设目标、主攻方向和重点任务,立足实际,按照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循序渐进,积极探索富有地方特色的实现路径。

(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做大财富蛋糕

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条件,加快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则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Y市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打造支撑产业竞争力的科创载体,吸引高端创新要素,培育产业创新主体,加快建设长三角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科创城市。

一是提升地区融合力。立足产业基础及区位优势,加快建设一批先进制造、科技创新、商务服务及现代物流等产业承接平台。积极融入长三角地区先进制造产业链,主动承接优质企业及项目转移,打造长三角地区生产制造协作基地。

二是升级产业创新力。要加快壮大主导产业规模,积极培育新兴产业,促进产业发展量质双提升。围绕主导产业遴选一批掌握核心技术和专利的后备企业进行重点培育,形成集“产学研合作项目、新产品、专利技术、专家团队、研发平台”于一体的企业集群。重点推动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主业突出、成长性好、带动力强的企业在科创板或创业板上市。积极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小升高”“高升规”,加快中小型企业向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转型。

三是增强企业竞争力。强化产学研合作,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发挥企业主导作用,引进大院大所建立分支机构和研究中心,推动高端研发机构集聚,着力推进新型研发机构建设,形成“一个重点产业一个大院大所支撑”的创新格局。鼓励企业通过“驻点、挂牌、合作、自建”的方式,在高校院所、地方

孵化器、重点产业园区布局离岸研发基地。

四是放大人才助推力。紧盯重点产业,坚持人才项目与产业建设匹配结合的招引路径,推进人才与产业深度融合相互提升。要绘制招引地图,结合重点产业人才需求,确定用人目录,由人社部门通过政府网站、专业招人用人网站等官方网站以及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对外发布信息,定期组织线上和线下结合的人才招引活动。

(二)打造全域文明高地,筑牢精神家园

Y市要把打造精神文明高地放在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突出位置,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使广大群众在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美好精神文化生活中,得到精神升华、气质提升、文化熏陶。

一是传承文化资源根脉。系统性地做好历史文化遗址、遗迹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加强英雄烈士纪念设施的建设维保,利用好烈士陵园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推动红色文化、地方传统文化、美食文化相融合,彰显文化魅力,打造Y市文化名片。

二是发扬新时代地方精神。Y市是“四千四万”精神发源地,要充分挖掘这一精神的科学内涵,弘扬其时代价值,将“上善若水、自强不息、勇闯新路、止于至善”的城市精神与“企业家精神”“劳模精神”“工匠精神”相融合,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城市认同感和归属感。

(三)完善全生命周期公共服务,推进共建共享

民生福祉的不断增进是通往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要坚持以创造高品质生活为目标,促进公共服务标准化制度化,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和归属感。

一是加强全民基本健康服务。深入推进“三医联动”改革,强化医保、医疗、医药制度间政策统筹与配套,建好人民健康共同体。建立健全院前急救体系,强化120与110、119、122联网联动和院内救治的协同机制。加强各类薄弱专科医疗服务建设,支持基层医疗机构拓展业务范围,提高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质量,提升基层首诊率。

二是构建幸福养老服务体系。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建立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制度,支持发展个人储蓄型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建立管用高效的医保支付机制,推行以按病种分值和区域点数付费为主的多元复合式医保支付方

式,进一步完善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制度,规范“互联网+医疗”“云医保”等新服务模式发展。加大新建商品住房项目配建租赁住房力度,规范发展公租房,健全以政府为主、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保障体系。

三是推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多渠道增加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供给,规范发展民办幼儿园,完善普惠性民办园认定和管理办法。全面推进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有序扩大城区学位供给,优化城区教育集团布局,持续推进高品质学校集群发展。加快建设高品质示范高中,加强学生发展指导、综合素质评价。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加快新时代产业工人培养,构建和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升发展职业技术学校。加强特教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托养中心“三大中心”合作,为有特殊需求学生提供专业康复服务。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引进优质民办学校教育资源,促进教育事业多元发展。

(四)建设现代化社会基本单元,激发微观活力

社区作为现代社会基本单元,是推动共同富裕从宏观到微观落地的重要载体,既是共同富裕先行区建设的“细胞”,也是共同富裕先行区建设的缩影。

一是推进城镇未来社区建设。推动城镇社区服务向专业化、公司化、品牌化方向发展,重点发展社区养老、学前教育、医疗健康、特色文体、智慧物业等服务。组织实施未来智能社区行动,以未来社区理念实施城市更新改造行动,打造绿色低碳智慧的“有机生命体”、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活共同体”、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综合体”。探索建立物业管理公司、居委会、社区服务组织“三位一体”的新型社区管理服务体制。要以未来社区理念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打造多功能、复合型、亲民化社区精致生活场景。

二是推进乡村示范新社区建设。推进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体系建设,使矛盾问题、治安隐患、民生事项得到及时有效解决,打造平安乡村。推动社会公共资源向农村倾斜、城市公共设施向农村延伸、城市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文明向农村辐射,建设城乡一体的乡村新社区,推进新时代美丽乡村达标创建全覆盖。搭建村(社区)议事协商平台,全面推行“两组两会”村民小组自治制度和“契约式社会治理”工作法,提高乡村治理水平。开展未来乡村建设试点,建成一批引领品质生活体验、呈现未来元素、彰显江南韵味的示范性乡村新社区。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以河南范县陆集乡为例

青海民族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于伟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解决好“三农” 问题的重要举措,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必然要求[1]。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能盘活农村经济,筑牢防止返贫致贫防线[2]。陆集乡是范县下辖的一个黄河滩区乡镇,距离县城较远,农村产业基础薄弱,受土地政策影响,无法谋划第二产业,主要聚焦在农业产业上。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后,陆集乡开拓思路,积极谋划,切实推动本地农村产业良性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2. 陆集乡农村产业发展现状

2.1 陆集乡综合概况

陆集乡位于河南省东北部,地处豫鲁两省交界处,范县东南部,东临山东省郓城县李集乡,南临山东省鄄城县左营乡,距离范县县城约20km,为黄河流域全滩区乡镇,地面海拔52m左右,有“河畔明珠”的美誉。全乡总面积50.21km2, 辖46个行政村,1个社区,总人口约4.5万人。因地处黄河滩区,按照当地黄河滩区迁建政策,已完成10个行政村整体搬迁任务,分别搬迁至范县德水新城和陆集乡河畔家园社区,目前剩余36个行政村未搬迁。地势起伏不平,为防止大水漫灌,村庄普遍垫高,村庄周边因取土垫台,土地不平整;已完成搬迁的村庄村台还未平整,约高出地面3m左右。耕地面积约3.3万亩,主要的粮食作物包括小麦、水稻、玉米、大豆等。

2.2 农村产业情况

受政策影响,滩区土地无法从事工业,以传统种养殖为主。种植方面,占地面积约3500亩,种植品种为瓜果和蔬菜,瓜果包括西瓜、香瓜、羊角蜜、黄桃、葡萄、苹果、草莓等,蔬菜包括食用菌、豆角、黄瓜、西红柿、白菜、芹菜、茄子、油菜、南瓜等,规模大的种植企业数量少,多为散户经营,从业人员约为4000人。种植方式以设施农业为主,因品质较好,销售情况可观,经济效益稳定,在销售后获得消费者一致认可。养殖方面,占地面积约600亩,养殖品种包括牛、猪、鸡、鹅等,规模大的养殖企业仅有一个,养殖散户约200家, 位置分散,养殖数量不一,从业人员约为700人。规模最大的企业为庆丰畜牧养殖有限公司,公司养殖了约150头牛,养殖技术成熟、销售渠道广,已形成稳定的销售体系,年产值达300万元左右。

3. 陆集乡农村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3.1 经营模式不优

一是种养殖分散,管理粗放。受地理位置和地形地势的影响,种养殖主要采用农户分散的方式,大部分规模小、布局较分散,机械化程度较低。另外,留守农村的多为老年人,普遍缺乏现代管理理念,习惯采用传统农业种养殖方式,对现代化的养殖、栽培、施肥、灌溉及管理技术了解不深入,种养殖及管理整体较粗放,机械化、智能化程度较低。二是企业生产经营规模小。大部分种养殖企业都属于小微企业,缺乏核心技术和品牌打造,抱团发展意识不强,走的是家族经营式的小农经济之路,管理松散、经营规模小、生产设施简陋,致使生产的产品质量不一,缺乏市场竞争力。

3.2 优秀人才不足

一是种养殖技术人才匮乏。陆集乡位于黄河滩区,受距离县城远、企业规模小、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从事种养殖的人群普遍呈现年龄大、学历低、专业弱等特点,一线专业技术人员和研发人员较匮乏。二是种养殖管理人才紧缺。分工协作能力不足,从业人员老龄化严重,缺乏创新意识,专业的经营管理人才和市场营销人才紧缺。另外,很多经营主体对运营管理、产品营销、品牌建设等不重视,普遍存在“搭便车”思想。因规模小、经营效益低,很难吸引专业人才。三是本地致富能人少。青年人为了追求理想、提高生活质量,大多选择机会更多的城市,中年人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资源和给老人提供更好的医疗资源,大多也选择留在城市,真正留在乡镇的多是老年人、妇女、儿童,而在为数不多的群体中,能在本地脱颖而出成为致富能手的更是少之又少。

3.3 地势高低不平

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高标准农田建设,完成高标准农田新建和改造提升年度任务,重点补上土壤改良、农田灌排设施等短板,统筹推进高效节水灌溉,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土地平整度影响着高标准农田建设,也是建设高标准农田的必然要求。陆集乡地处黄河滩区,耕地平整度不高,地块时高时低,已搬迁的村台未平整,高出地面2m~3m,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机械化、现代化生产,严重制约了本地农业现代化进程。

3.4 基础设施不完善

基础设施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好的基础设施有助于改善本地的经

济环境、社会环境、综合竞争力[3]。虽然陆集乡在道路、水利、电力等方面得到了完善,但仍然存在道路顺畅度不高、道路损坏、水利设施覆盖率低、水利设施损坏、灌溉水渠少等问题。例如,乡镇北侧的小型水利灌溉设施损坏较多,维修办法未达成一致,在需要灌溉时群众不得不另想办法,严重制约了农村产业的快速发展,也阻碍了乡村振兴的建设步伐。

3.5 经营理念不新

从哲学上讲,正确的意识能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会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就经营理念而言,亦是如此,假如墨守成规,不与时俱进,落后的经营理念定会阻碍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4]。当前,在种养殖经营中,部分经营者经营理念落后、传统观念固化、管理办法单一,认为酒香不怕巷子深,殊不知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如果不注重更新经营理念,不融入新媒体,不学习新技能,不注重创品牌等,可能导致经营活动转向被动局面。

3.6 特色经营不多

差异化经营是影响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就农村产业发展而言,同质化的经营不利于经济良好运行,只有结合实际,因地制宜,寻求特色经营才能使农村产业焕发新活力[5]。虽然陆集乡有特色经营企业,但是整体数量少、特色不明显、特色经营信心不足等问题,使得本地产业发展无法在县域内或国家大平台中打开局面。例如,当前规模较大、效益较好的特色经营包括前刘楼村瓜果基地特色种植、刘堂村育苗基地、南杨庄村食用菌大棚种植,整体数量较少,不利于形成独具特色的经营体系。

4. 陆集乡农村产业发展对策

4.1 更新经营理念

一方面要加强学习,提升思想认识。“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要坚持学习,保持空杯心态,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向本领域的成功企业学习,向其他领域的成功企业学习,通过学习不断提升思想认识,让新的认识、新的理念有机融入企业经营中,助力企业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注重实践,更新经营观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大胆实践,不惧怕失败,只有不断实践,才能让新的认识取代旧的认识,为企业经营保驾护航。

4.2 强化特色经营

区域特色经营是农村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6]。一是深入调查研究。一方面由分管农业的领导牵头,抽调人员,组建调研

专班,对本地特色经营项目进行深入挖掘,开展大范围调研,确定适合本地发展的产品,如大棚瓜果种植、大棚蔬菜种植、特色采摘园、黄桃种植等;另一方面要从多渠道了解类似区域的特色产品,组织调研专班查阅资料,实地查看、沟通交流、研判分析,确定产品,试点推广,为本地特色经营提供充足样本。二是宣传特色经营。陆集乡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只能深耕特色经营,通过利用“三微一端”宣传其他地区特色经营纪录片、召开特色经营专题会议等方式,让本地致富能人积极参与,大胆探索,敢于开辟特色经营新道路。

4.3 实施激励政策

2) 注重奖补机制。结合本地实际,出台奖补措施,对年度效益好的企业,根据总产值大小、拉动就业人数、社会影响力、消费者满意度等多种因素,给予不同程度的现金奖励,激发本地经营者干事创业热情。

3) 提供技术指导。畅通企业与政府沟通渠道,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安排专人定期上门沟通,了解企业诉求,可根据企业存在的技术难题,通过农业部门联系相关专家,预约时间现场指导,为企业纾困解难。

4) 实施人才引进。通过企业与政府合作的方式,将企业所需人才向社会发布招聘公告,通过限定学历、专业、工作年限等,选聘优秀人才,和符合企业需求的人才签订就业合同,每月给予补助金,提高人才收入,让人才“留得住”。

5) 提供资金扶持。充足的资金保障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前提条件,要结合上级部门,了解现行的资金扶持政策,建议向滩区重点倾斜,加大贷款力度,延长贷款期限,实施贷款贴息或降息,解除经营者的资金困扰。

4.1 创新经营模式

2) 坚持市场导向。有学者说过,“市场自己会说话,市场永远是对的,凡是轻视市场能力的人,终究会吃亏的”,只有遵循市场规律、了解市场趋势、符合市场方向,才能使企业在战略上取得优势[7]。这就要求企业以市场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做好市场需求调研和产品分析,强化市场导向的营销管理, 避免闭门造车,降低试错成本,才能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例如,可以结合当前热门的休闲项目,将农家乐、采摘园等引入本地,借助本地资源优势,满足更多群体的个性化消费需求。

3) 拓宽销售渠道。一方面做好直播带货,推行“平台销售+直播带货+短视频”全渠道矩阵销售模式,举办“直播促销”等线上专场直播活动,将本地香瓜、绿宝、西瓜、黄桃、花生等特色农产品进行网络直播销售,也可以通过热

门公众号推文等方式,助力陆集乡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做好线下展销,积极参与各地举办的展会,携带本地特色农产品,扩大本地农产品社会影响力;也可以通过中心广场或购物广场的LED屏投放广告,循环播放产品的短视频,让更多人成为产品的潜在客户。

4) 强化宣传推广。“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几年前这句广告词家喻户晓,很多人可能没有买过产品,但是听到这个广告词,每个人都知道,假如真要选购类似产品的时候,脑白金可能会是客户的首要了解对象,这为企业占领市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优势。由此可见,对于产品而言,质量好固然重要,但是必要的宣传能助其快速占领市场。要综合运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广泛宣传,重点使用当下热门的新媒体方式,如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联系专业团队,制作宣传视频,让更多人了解产品、认可产品。

5) 抓好售后反馈。售后是整个销售环节的末端,同时也是连接消费者与经营者的桥梁,一味地追求销售,不看重售后,势必会导致部分客户流失,不利于企业的长足发展,只有掌握售后反馈情况,才能更清晰地了解消费者对产品的认可度,为下一步发展提供参考[8]。可以通过张贴问卷二维码等方式,让客户参与进来,通过体验产品发表自身的看法,也可以通过反馈有奖等激励方式, 调动客户参与的积极性,为企业提供一手客户体验信息,便于企业及时跟进提升,持续提高产品品质,吸引更多人购买产品。

4.1 培养专业人才

“治国经邦,人才为急”,人才是企业生存的前提条件,是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9]。作为乡镇,应加强与上级人社部门沟通,了解人才培养政策,广泛宣传动员,让更多有劳动能力的群众学习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这样也能拓宽他们的就业渠道。同时,可以及时向上级部门反映本地人才需求,建议人社部门多开展一些实用技术培训,特别是要侧重对有文化的青壮年农民进行特色种养殖技术、管理技术、经营模式的培训,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能够适应农业产业化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新型职业农民。

4.2 规范平整土地

一方面借助政府资金。可以根据土地管理相关政策,若能申报上级资金, 积极申报;也可以将土地平整纳入乡级谋划项目,统筹乡级资金,逐步实施项目。另一方面借助村集体经济资金。

每个村都有村集体经济收入,组织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召开平整土地会议,针对不平整的地块,拉出具体位置、面积、户名单,各村根据村集体经济收入情况,逐步平整土地,便于土地规模化流转。

4.3 完善基础设施

一是修好农村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农村公路建好,更要管好、护好、运营好,为广大农民致富奔小康、为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更好保障。”由此可见农村道路对农村产业发展的重要性,要深入调研道路畅通状况,对于交通运输主干道、生产生活道路,及时修通、修好,若出现损坏问题要及时修缮,让便捷的道路成为农村产业发展的基石[10]。二是配置水利设施。根据生产活动状况,及时维修损坏的水利设施,合理配置水利设施,解决农业用水难题。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问题研究 以定西市安定区为例

中共定西市安定区委党校 李小兰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积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项新要求,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以来,安定区积极开展以农村垃圾污水、厕所专项整治及风貌提升“三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人居环境整治专项活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体制机制、主体参与、协同治理、资金保障等方面的短板。需要进一步健全长效保护机制,激发农民内生动力,探索循环发展模式,强化督导检查,拓展专项资金筹措渠道,从而实现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的目标。

2. 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的必要性

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指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点任务,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民群众健康,事关美丽中国建设”[1]。《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中也明确提出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的新要求,强调要把治理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点工作来抓。

2.1 为乡村振兴提“颜”增“质”的重点工程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中国要美,农村必须美”。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是建设美丽乡村,逐步落实美丽中国建设目标的具体做法。持续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着重推进农村改厕、清理生活垃圾、处理生活污水和治理黑臭水体等,是改善农村的整体面貌的有效举措,更是为乡村振兴提“颜”增“质”的利好工程。这些措施一方面能够改善农村环境条件,给农民提供干净舒适的生活生产环境,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环境的期待。另一方面能体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反映国家“三农”工作和“惠农利农”政策的落实情况,充分展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成效。农村“颜值”由村庄整体面貌决定,而村庄整体面貌的好坏取决于多个方面,其中乡村的环境卫生状况是最基本的保障条件。农村垃圾污染、水污染、粪便污染以及废旧农膜乱丢等影响环境质量的因素受到广泛关注,村民居住环境得到普遍改善,有利于提高农村的“颜值”,提升

村民的生活质量,从而为实现乡村振兴做好充分准备。

2.2 促进农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发展转型后的重要目标。作为农村人口比例占大多数的农业大国,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影响着全国总体发展的水平和质量。农村人居环境是反映农村综合发展水平的“晴雨表”,影响着农村的整体发展前景和建设质量。过去落后的基础设施、破旧的村落屋舍、严重污染的环境、年久失修的道路等等,严重拉低了村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制约了农民创业致富的想法,也制约了“三农”工作的成效。自党和国家提出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全面推进乡村建设行动以来,广大农村地区环境污染得到了有效治理,交通和居住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农村样貌焕然一新。这些都为农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提供了有力保障,也为全国农民群众逐渐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条件。

2.3 践行“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生动体现

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是为了让生活在农村的人民享受到绿色发展理念引领下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其本质上是对“人民至上”价值理念的遵循和践行。首先,这项事关人民利益和民生福祉的工程,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农村落地生根,极大改善着农民的生活方式,保证了基层人民享受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平等权利,也为村民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工作搭建了平台。其次,在治理农村人居环境的过程中唤醒村民主人翁意识,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这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的具体体现。最后,整治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打造宜居宜业美丽乡村,旨在提高基层人民生活质量,是党在“三农”工作中坚持“人民至上”价值理念,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两个先锋队”性质的真实写照。

3. 现阶段安定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做法及成效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出台以来,安定区及时学习贯彻中央文件精神,坚持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以人民群众满意为具体目标,以建设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美丽乡村为工作导向,立足地区发展的基础条件和人居环境现实状况,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措施,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

3.1 大力推进“七清两提升一凝聚”专项行动

人居环境直接影响村庄的“颜值”和农村的精神面貌。为聚力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拓展推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全面进行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安定区各乡镇认真贯彻《中共定西市安定区委办公室定西市安定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开展“七清两提升一凝聚”专项活动的通知〉》等相关文件精神,以清理“乱搭、乱建、乱堆、乱放、乱扔、乱倒、乱排”为重点,严格对照“人居环境整治”任务清单,聚焦全域环境卫生难题,大力推进“七清两提升一凝聚”专项行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百日行动”等,着力提升乡村整体风貌和人居环境治理水平。

3.2 制定细化实施方案推动整治工作全面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方案具体实施过程中,安定区各乡镇根据上级文件和方案的要求确立整治目标,廓清整治内容,规划整治时间。按照“全域推进、不留死角、动真碰硬、攻坚克难”的要求,坚持“发现一处、清理一处、规范一处、洁净一处”原则,制定细化人居环境治理实施方案,大力推广“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转、区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持续开展“屋内大扫除,院内大清理,门前大整治”等活动,常态化、长效化、全覆盖、无死角推进全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3.3 创新开展“主题党日+环境整治”专题活动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定区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重要载体。各乡镇聚焦农村“脏乱差”问题,采取“党建+宣传” 工作模式,创新开展“我是党员我带头,环境整治当先锋”系列主题党日活动, 在农村厕改、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村容村貌提升方面,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营造“党员干部带头干、村民群众齐参与”的良好工作氛围。通过主题活动进一步明确环境整治任务,压实各方工作责任,持续开展农村“三大革命”。

3.4 建立“红黑榜”曝光和“环保积分”的激励机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实践中,安定区各乡镇按照《安定区城乡环境综合治理红黑榜监督曝光工作方案》中的要求,建立“红黑榜”曝光专栏和“环保积分”激励机制。通过张贴“红黑榜”的方式,每月对各村人居环境专项整治情况进行评比和公开曝光,以红榜通报表扬整治结果良好的村及户,对整治效果较差的村和户予以黑榜通报批评,并责其令限期整改。同时,推行人居环境保护积分政策,借助以“环保积分”兑换生活物品的方式,鼓励广大村民积极参与本村人居环境整治和保护工作。

截至目前,安定区全域已启动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改造厕所1万座,配置垃圾收集设施2500个,创建清洁村庄85个,完成21个行政村村庄规划编制,“一镇九村”示范乡村建设有序推进[2]。辖区内各乡镇的视觉贫困已基本消除,村庄颜值在持续美化,农村风貌也从整体上得到了一定提升。

4. . 现阶段安定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存在的短板

经过一段时间的专项整治,安定区各村人居环境情况得到了有效改善,为建设幸福美丽新安定奠定了基础,也为本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从全区综合治理情况来看,由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等特征,辖区内一些偏远村庄在改善人居环境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和需要弥补的短板。

4.1 农村人居环境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一是上下级之间的联动机制不够完善。五年行动开展以来,安定区同全国一道推行“户分类、村收集、镇运转、区处理”的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模式,在一些交通、区位条件较好的乡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由于各级环境保护管理部门之间的沟通和衔接缺少灵活性,加之这种处理模式对于经济条件、交通条件、村庄分布集散情况等依赖性较强,因而具有明显的区域局限性,在一些边远乡镇、分布相对分散的村庄难以推广。另外,垃圾运转过程中存在造成二次污染的可能性,而且把大量农村垃圾运进城填埋会对城市区域的垃圾填埋场造成极大的压力,也会给城市环境保护工作人员增加工作负担。二是环保监督管理机制有待加强。农村厕改“一刀切”的现象虽有改观,但由于相应的监督管理机制不够完善,造成一些乡村厕改工作推进阻力较大等困难。同时,由于基层工作任务重、时间紧、压力大,致使部分乡村干部在落实国家政策时,只注重相关工程的实施,对于实际治理效果的考核要求关注较少,人居环境整治工程中监督不力问题比较突出。安定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长效保护机制尚待形成,激励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4.2 农民的主体性作用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应该是长期居住并生活在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但就实地调查了解的情况来看,当前安定区各乡村在美丽乡村创建活动中农民的主体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中还存在着“以政府参与为主,农户参与度低”“干部在干,群众在看”等现象。主要原因是农民受长期形成的思想观念和生活习惯的影响,难以在较短时间内接受新事物,培养新

的卫生习惯就需要更长的时间,这就造成现阶段他们对于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的重要意义认识不够清晰,更没有树立起绿色发展理念,因而保护环境的意识比较薄弱,导致其主动参与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的积极性不高。此外,全区在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过程中,对环保政策宣传引导的力度不够,无法达到广泛调动环境整治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的预期效果,因而没有将村民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4.3 各方面协同参与的治理模式尚未形成

整体而言,农村人居环境治理的模式仍然比较单一,一部分乡村存在着扎堆采用同一种整治模式的简单复制现象。在推动农村垃圾和污水处理、厕所改革、风貌提升“三大革命”进程中,各方面各部门之间相互配合、协同整治的模式还处于探索完善阶段。

垃圾处理方面,尽管大部分乡村建立了村级垃圾分类处理资源化回收运转站点,但在垃圾收集运转途中存在垃圾清理人员和运转人员衔接不及时等问题,造成垃圾长时间堆积,影响了村庄面貌和村民美好生活质量。生活污水处理方面,大部分乡镇修建了污水处理池等设施,但由于污水处理企业和乡镇政府之间协作整治的模式尚未形成,导致污水处理成效不高。一些地处山区的偏远乡村生活污水未得到妥善治理。村容村貌提升方面,很多乡村申请了村貌换新专门项目,但在农村残垣断壁、废旧圈舍等有碍观瞻的建筑物拆除、修复工作中,项目承包企业、乡镇政府、村民之间的配合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4.4 人居环境整治所需专项资金缺口较大

全面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阶段,整治资金不足问题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主要制约因素。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资金投入情况看,近年来安定区各乡村用于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厕所革命等民生工程的专项资金投入占市政总投资的比例较低,部分乡镇由于本身财力薄弱,用于其他建设项目的资金也不充裕,专门用于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部分就更加短缺。此外,由于安定区辖区内地域范围比较大,且地形山川交错,各乡镇的村庄分布较为分散,农村人居环境方面需要治理的范围相对于其他县区比较广,部分交通不便的偏远乡村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难度较大,长期性、持续性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所需资金投入多。另外,一些乡镇下辖的乡村急于提高整治效果,不加区分地盲目套用其他地区的治理模式,结果适得其反,导致相当一部分整治设备闲置,造成了财力物力的极大浪费。

5. 安定区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的对策建议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3]。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2021—2025年)》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铺展开来。五年行动主要提出了三个方面的整治标准:“一是在总体目标上从推动村庄环境干净整洁向美丽宜居升级;二是在重点任务上从全面推开向整体提升迈进;三是在保障措施上从探索建立机制向促进长治长效深化”[4]。在新一轮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推进阶段,加快形成环保长效机制,注重培养村民良好生活习惯,积极探索区域性农业农村生态循环模式,强化环境治理工作的督导检查,多措并举筹集专项治理资金等成为安定区促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提质增效需要着重考量的对策路径。

5.1 加快形成农村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是提升农村环境质量的阶段性举措,合理有效地管理和保护是解决环境问题的长期持续性手段。在美丽乡村建设进程中,整治不是最终目的,只是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前期针对性措施。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大革命”所取得的治理成效,要依靠群策群力的持续管护才能得到维持。一是人居环境整治和管护同时推进。安定区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要始终把乡村厕改、污水和垃圾处理、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和废旧农膜处理等作为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重中之重,注重保护通过开展集中时间整治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尤其要统筹做好供水保障和污水处理,分区分类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不断优化小流域水循环。坚持环境整治工作和保护宣传要双管齐下、同步进行,做到整治一处保护一处、监管一处、维持一处,确保实施过专项整治的乡村人居环境逐步得到改善。二是在做好整治工作的基础上加强保护。由于条件所限,有些乡村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难度大,整治所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相对较多,甚至需要经过反复治理才能初见成效,这就需要整治和保护分两步进行。先进行集中治理,再分层级对整治以后的成果进行巩固拓展。三是加快形成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加强体制机制建设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中必须高度重视的方面,其中促成人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是环境整治体制机制建设中需要格外关注的重大问题。立足新发展阶段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年行动,就需要在新举措的探索与新思路的创新方面多花力气、下大功夫,促进乡镇和行政村之间管护工作的有效衔接,不断推动建立完善对环境整治工作检查、监督、通报、奖惩的体系,并在日常管理中严格执行,逐步形成层层抓落实的环

保监管和保护链条,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长效管护体制机制,不断巩固拓展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的成效。

5.2 培养村民垃圾分类意识和健康生活习惯

良好的生产生活习惯和卫生习惯对于保护人居环境十分必要。广大农民既是美丽乡村的直接受益者,也应当是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主力军和推动宜居宜业乡村建设行动走深走实的主要参与者。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必须多措并举加强关于环境保护相关知识和政策的宣传、教育和引导,通过普及环保政策启迪民智,着力激发村民主人翁意识,最大限度调动村民在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活动中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同时,也要在乡村普及垃圾分类政策,注重培养广大村民群众的环境保护意识、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以及健康的生活习惯。实施垃圾分类可以避免二次污染、减少占地、合理回收利用,执行垃圾分类能够提高垃圾的资源价值和经济价值,尽可能达到物尽其用、变废为宝的目的。“垃圾分类”已经提出多年,在部分城市地区率先试点、有序推开;农村地区虽然也配备了供分类使用的垃圾桶,但村民尚未意识到实施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更没有养成垃圾分类的意识,这严重影响了人居环境整治“三大革命”的开展效率。这就需要在处理农村生产生活垃圾时,因地制宜执行垃圾分类政策,让村民普遍知晓垃圾分类的益处,引导村民养成分类扔垃圾的生活习惯。

5.3 积极探索区域性农业农村生态循环模式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必须坚持环境治理同区域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特征相匹配,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相适,同当地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相协调的原则。着力打造“一村一品、一村一景”的乡村旅游业和生态农业成为宜居宜业美丽乡村建设的成功示范。诸如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观光农业、养殖种植一体化等乡村现代化模式,既能满足农村自然及人文环境保护需要,又能带动乡村产业和经济发展,增加农村人民收入,不断满足广大村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一是借助地区资源特色,打造现代观光农业。安定区地形地貌特征多样,山川兼而有之,发展寒旱特色农业潜力大,可根据不同乡镇村落自然禀赋条件打造独具风格的观光农业。依据各村镇资源特色发展村域企业,规划建设集中休闲娱乐园、农业观光园、科普教育园、果蔬采摘园、生态餐饮园等休闲观光农业园区,在为乡村振兴赋能的同时培养村民审美能力,让村民在美景熏陶中自觉自愿保护周边环境。二是依托文化底蕴优

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丰富的红色资源是发展乡村文旅产业的基础,安定区是一片红色热土,辖区内的内官营镇、巉口镇、西巩驿镇等

乡镇可依托当地红色资源遗迹,继续开发红色旅游景点,巩固拓展文化兴村项目,带动乡村旅游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三是合理利用现有条件,综合促进环境整治。打造集养殖、种植、产品加工和观光旅游一体化发展的生态循环农业农村模式,通过循环利用现有资源带动人居环境改善。利用种植粮食作物生产的秸秆制作养殖畜禽所需的饲料,养殖畜禽产生的污水和粪便可进行堆肥处理后作为种植肥料使用,不可堆肥的部分可以接入沼气池,通过发酵转换成沼气进行使用。这样既推动了乡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也能有效减少农村污水和畜禽粪便污染,对于提升环境质量、改善村容村貌也大有裨益。区域性农业农村生态循环模式的创建能够从整体上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与基层公共基础设施改善、乡村产业发展、乡风文明进步等相互促进。

5.4 强化农村人居环境治理工作的督导检查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促进共同富裕背景下,农村人居环境治理效果的维持,乡村整体风貌的提升,都需要通过常态化保护和持续性监督来实现。必要的监督检查能起到时时提醒的作用,有利于强化村民群众的环保意识,也能够督促各治理主体守好责任田、尽好各自职责,齐心协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迈上新台阶。一是通过督导检查引起各责任主体的重视。必要的督查可以激发政府、农户和其他社会力量参与人居环境整治的主体意识,提高各责任主体对各自治理任务的重视程度,从而强化工作效率,有效防止“政府在干,群众在看”“村域企业参与度不高”等阻碍农村人居环境治理行动有序推进的问题,为各方力量协同共建美丽乡村奠定坚实的基础。二是借助定期督查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进程中,安定区以“清垃圾、整风貌、拆破旧、归乱象”为整治重点,着力推进全区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改观。以“不放过一个盲区,不留一个死角”为原则开展择期督导,能够深入了解各乡村的村庄内外、房前屋后、背街小巷、地头路旁等重点领域的环境卫生状况,及时发现各村在人居环境治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为因地制宜开展全方位清理整治提供参照。通过监督考核机制对治理取得阶段性结果进行通报,激励先进,鞭策后进,营造比学赶超的整治氛围,确保各乡村人居环境卫生面貌得到进一步改善提升。三是依托督导检查掌握政策落实的情况。有规律地开展定期实地督导检查和日常检查督导发现问题,精准掌握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建设行动等

政策的落实程度,及时给政策执行有困难的乡村给予指导,更好地助力“三农” 工作。以督导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为契机,为逐渐实现以“农村美、农业兴、农民富”为主要目标的乡村振兴要求提供有力助推。

5.5 拓展多元化资金筹措途径确保工作进度

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质量,资金投入是重要保障。资金短缺问题严重阻碍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进度和效度,不利于美丽乡村建设行动顺利推进,也影响了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满意度,可以说是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一大“拦路虎”之一。关于治理资金来源,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方案中明确规定,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依法探索并建立农村厕所粪污清掏、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处理农户付费制度,以及农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运行管护社会化服务体系和服务费市场化形成机制,逐步建立起村民群众合理付费、村级组织统筹协调、当地政府适当补助的运行管护经费保障制度,根据实际情况合理确定农户付费分担比例。针对专项资金短缺、治理资金筹措困难等问题,安定区各乡镇需要拓展多元化资金筹措机制,采取多种方式确保环境治理工作有序推进。一是各乡(镇)在区政府领导下统筹整合相关资金。各乡镇政府按照“地方为主、中央补助”的政府投入体系建设要求,不断完善环境整治资金核查监管制度,根据每个村庄实际情况合理分配资金,建立资金使用明细台账,明确每一笔整治费用的最终去向。督促各村制定环境整治资金管理办法,设专人专账核算,及时公开使用明细。加强监督,防止私人挪用、挤占、截留资金等行为发生。二是通过引导村民付费使用环保设施弥补资金缺口。逐步建立村民付费使用环保设施的相关制度,引导村民按照适当比例支付农村厕所改革、垃圾污水处理和村容村貌换新费用。此举措既能缓解人居环境治理和保护方面的资金压力,又能激发村民保护环境的意识和自觉参与人居环境整治行动的积极性。三是发动乡村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积极投资人居环境整治项目。紧紧抓住东西部协作对接发展机遇,积极争取对口帮扶政策的支持,吸引村镇企业、工商资本、民间资本投入环境治理、效益农业、休闲产业等生态绿色产业,参与美丽乡村建设,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升工程。

乡村振兴中的青年力量 “洄游”青年返乡发展调研报告

中央团校党副校长 廉思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并强调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必然要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乡村振兴,关键在人。2023年6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广大青年要“在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社会服务、卫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展现青春的朝气锐气”。①乡村振兴作为青年建功的重要领域,始终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2019年,共青团中央印发的《关于深入开展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引导、支持、服务高校毕业生和外出务工青年返乡就业创业,培育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近年来,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正从城市走向农村,在祖国大地各处的乡镇村落四散开来。这些年轻人有些是出生在乡村,去往大城市学习、工作或生活又返回老家;

有些是成长在乡村,去往大城市后选择非家乡的农村地区工作或生活;有些过着“乡村工作,城市生活”的“两头跑”生活……无论是哪种形态的迁徙,这些从乡村走出去又回到乡村的青年就像蒲公英的种子一样,落到哪片土地,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努力生长,他们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下选择“随风而动”,主动选择从城市反向回流乡村,带来了农村地区生产方式和观念的改变。与其说他们是在适应环境,倒不如说他们是在用自己的力量改造环境,他们是乡村振兴“交响乐”中一曲朝气蓬勃的“青春之歌”——“洄游”青年。

“洄游”青年是笔者课题组于2014年提出的社会学概念②,笔者当时在总结归纳大城市青年返乡的特点后,认为返乡的年轻人就像“洄游”的鱼群一样,在另外一个环境中经历成长的特定阶段后,选择回到家乡继续生活工作,因而借用生物学上的“洄游”现象来描述城镇化背景下青年返乡的迁移性成长经历。当前,“洄游”青年正活跃在中国大地上的千村万寨中,他们既具有一定的职业经验和社会关系网络,又具备一定的知识和技术,他们是乡村振兴的新生力量,值得社会公众和政策部门更多关注。

为考察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洄游”青年的实际情况,课题组于2022年6—8

月和2023年6—8月分赴长三角地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数十个乡村开展实地调研,深入“洄游”青年生活工作的主要场景进行非参与式观察,组织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企业家、村干部、村民等召开座谈会20余场,获得了有关“洄游” 青年的丰富一手资料,形成了对“洄游”青年生活工作的一些新认识。

“洄游”青年的时代特征

调研发现,返乡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的从业趋势。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不同, “洄游”青年无论从事何种行业,均对以短视频和电商为代表的互联网工具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今日之“洄游”青年多是自主选择回到农村,目标更加清晰和明确,扎根乡村发展的决心也更大。“洄游”青年相对该区域的其他就业创业者具备双重优势,即相较于当地人具备高学历和多经历优势,相较于外来者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和融入能力。

电商和短视频成为返乡必备的“工具箱”。在互联网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他们通过互联网习得的产品营销、开拓市场、品牌塑造等知识,是不受地域限制的“可转移能力”,即通过对信息搜索方法、网络平台运用、知识获取渠道等的掌握,可以不受地理条件限制获得收入报酬。调研发现,当前“洄游”青年正呈现高学历、高技能的“双高”特征,高校毕业生、城市白领、留学归国人员逐渐成为返乡主力军。他们在城市的快节奏生活中完成了技术的迭代和能力的提升,这种技能和认知上的领先优势保障了他们返乡后得以“一技傍身”。

调研中课题组发现,以“洄游”青年为主体的创业团队为乡村振兴带来了新的有生力量。与传统工商资本下乡高投入、高排放、粗放式发展牟利不同,“洄游”青年返乡创业具有规模小、数量多、门槛低等特征,他们在创业过程中多会选择和新经济、新服务、新模式有关的绿色行业。调查显示,大部分“洄游”青年会通过互联网媒介销售产品,这意味着有知识、有眼界、有技能的“洄游”青年在具体创业过程中更强调技术创新对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更注重绿色创业对经济效益的引领性。同时,“洄游”青年在创业的过程中,更愿意与乡村民俗、人文、地理等传统要素相结合,更注重挖掘传统乡土生态资源,更加强调乡村生态价值、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多元融合与提升,这对减轻农业污染、发掘农村传统生态资源、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洄游”青年愿意接受新思想,且对新事物、新知识、新概念保持好奇心和探索精神,能够将所见所闻转化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乡村振兴提供新思路和新动力。调研发现,“洄游”青年大多具有较好的数字素养,能够有效

地促进其所从事的事业发展。无论是就业还是创业,将电商和短视频当作收入来源或者作为收入重要渠道,几乎是“洄游”青年的普遍选择。“洄游”青年的就业创业领域主要集中在农产品种植(养殖)、农产品售卖、民宿、文创等,即便其产品和服务更多在线下实现,他们也会选择开通至少一个电商或短视频平台账号,利用互联网工具扩大产品和服务的声量,接触更多潜在客户。此外,为吸引城市客流,增加产品能见度,一些“洄游”青年还积极搭建多平台媒体矩阵。他们主动了解各平台特征、用户人群、消费习惯等信息,针对不同用户群体使用不同平台进行分众营销。

返乡原因大多源于城市生活的“祛魅”和“内卷”。调研发现,多数青年返乡的动因或与其心中对城市生活的“祛魅”有所关联。部分“洄游”青年产生返乡的想法往往源自城市生活的“内卷”和无意义“内耗”。2014年,课题组在做“洄游”青年调研时,青年回乡还是“星星之火”,更多情况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选择。经过十年变迁,点点星火已成“燎原之势”,更多青年开始思考如何在家乡度过更有意义的人生。相对于城市的高成本、高门槛、强压力,乡村的优势愈发突出,有越来越多的资本、人才、技术流向乡村,这也驱使更多青年愿意返乡开启自己新的人生。近年来,乡村振兴推动县域经济快速发展,工作生活条件逐步改善,返乡不仅能满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和孩子受教育的需求,同时也能获得创业平台和就业机会,满足青年对事业发展的需求。因此,出于对家庭强烈的归属感、追求家庭生活的完整性和赡养—抚养代际传承的有序开展等各种因素,一些青年的返乡意识愈发强烈。

乡村愈加散发出魅力,鸟鸣山幽、草木葳蕤,成为部分当代青年的心之所向。乡村能够让职业个性化目标摆脱城市束缚,调研中有不少“洄游”青年发自内心希望能够在乡村追求职业上的新赛道,认为农村的广阔天地能够成为他们大展拳脚的“更优解”。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洄游”青年是个人兴趣与未来发展规划的结合体,当个人兴趣、能力积累、家庭支持能够为“洄游”青年提供重要支持,返乡便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追求以及自我实现的优选路径。

坚持留下来的“乡心”在于主人翁意识的萌生。从离乡进城到离城返乡, “洄游”青年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洄游”青年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行动自觉到文化自觉的过程。行动自觉是文化自觉的基础,“洄游”青年的身份建构往往是从行动自觉开始。青年返回家乡后,刚开始主要是借助媒介,比如通过短视频、微信公众号等介绍自己的家乡,参与家乡的公共生活。也正是在这个

互动过程中,他们逐渐从思想和意识上开始对家乡产生归属感,也慢慢萌生出主人翁意识。

乡村环境的日益改善、机不可失的创富机遇,更提振了青年对乡村的信心。与此同时,不少地方政府正在积极打造“一村一景”的“最美乡村”,迅速捕获了离乡年轻人对乡村发展的牵挂,进一步强化了“洄游”青年的“乡愁”。文化认同的构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洄游”青年对于返乡后经济层面的不确定性,使得青年返乡具有了“价值理性”的动机内涵。

随着大城市消费市场的不断细分,传统的土特产、民宿等概念转型升级, 多样化的文化标签具有了更高的附加值。“二次扎根”的“洄游”青年通过自身对乡村和农产品的理解,将诸如农耕、养殖、无公害农产、手工艺品等乡村工作种类升华为充满美学意义和文化格调的行为方式(如农民画、木雕、竹器等)。在城市周边兴起的家庭农场里,“洄游”青年还尝试将亲子体验、自由采摘作为业务卖点,吸引城市消费者。在工作之外,一些“洄游”青年还承担着乡村社区营建工作,通过开展讲座、文娱等活动鼓励村民参与到村庄的发展建设中,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他们在乡村发展中扮演引导性角色,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乡村发展是为了村民,我们回乡就是去激发村民们内生的力量,让他们为了自己的美好生活去奋斗。”

在很多“洄游”青年看来,农村不仅提供经济机会,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这包括社区的记忆、文化的传承、乡愁的唤醒等,尤其是“洄游”青年在经历背井离乡的城市生活之后,这些价值更显弥足珍贵。而就自我实现来说,很多“洄游”青年希望在熟悉的乡村成就出彩的人生。乡土文化基因和乡土集体记忆在青年返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构成了“洄游”青年的情感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洄游”也是青年精神的落叶归根。

当前“洄游”青年面临的问题和困境

青年返乡是一股强劲的社会浪潮,但这股浪潮的力量不是一时一日就能完全展现的,也不应只有几朵“浪花”、几位典型,农村热土广阔,需要更多的“洄游”青年参与其中。从调研反映的情况来看,青年返乡在行业分布以及总体占比方面依然偏低,尚未形成可复制的经验和较为成熟的模式,个案对行业或者村庄产业发展的带动作用仍不明显。如何激发“洄游”青年的返乡意识,并动员多方力量共同助力青年发展,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并深入研究的课题。

创业启动阶段制约因素较多。调研发现,对于创业过程中面临的难点,有

半数以上的受访者表示难以获得足够的创业资金、融资限制性因素较多。由于初创阶段经营风险较高、回报率较低和缺少抵押物等,难以得到银行贷款和风险投资的支持,大多数“洄游”青年表示自己的创业启动资金是来自亲缘投资或个人存款,资金来源渠道较少、资金投入不足。同时,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薄弱,很难对创业项目提供有力支持。此外,一些乡村存在不同程度的劳动力外流带来的“空心化”问题,高素质人才短缺,而薪酬有限和就业环境吸引力不足等因素也使得“洄游”青年难以寻得素质能力较高的团队成员,返乡创业容易处于“孤掌难鸣”的境地。有些创业项目想法很好,但囿于人财物的限制,陷入低水平循环,难以实现规模和产量的突围和跃升。

创业项目同质性较高、系统性不足。调研发现,“洄游”青年参与乡村振兴的形式较为单一。目前普遍方式是对当地农产品的种植养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经营特色小镇、民宿、农家乐等,同质化程度较高,经营形式缺乏特色。例如在同一县域内或邻近县域,就有多个“洄游”青年从事相似的农业项目,但上下游产业则由于技术含量较高或资源不足而较少有人关注,加上县域自身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有限,难以有效弥补市场短板、支撑或衔接创业项目资源。近年来,随着政策的倾斜和政府的支持,网络电商等平台在“洄游”青年创业就业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调研也发现,“洄游”青年虽然对家乡比较了解,但对于如何将当地农产品与全国性、地方性的电商平台关联融合,缺乏清晰的认知与可行的想法,市场意识比较淡薄,难以科学合理地选择自己的创业项目。

农业职业能力亟待提升。调研发现,有些“洄游”青年缺乏农村所需要的实用技术与就业技能,不能及时适应农村的实际情况,容易造成事倍功半的结果,工作中存在“想法道不出、理论用不上、技能拿不来”的现象。“洄游”青年虽然具备一定的互联网使用水平,但主要集中在休闲娱乐领域,缺乏互联网运营思维,缺少“变现”的能力。高校的创业课程和职业素质课程虽已推广普及,然而课程设置不具备面向农村的层次性与针对性,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尤其缺乏乡村振兴的项目实践与农村地区所需职业能力的素质培训。不少青年回乡就业创业的领域与岗位和所学课程关系不大,需要重新学习相关知识和掌握相关技能。不少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有什么渠道可以快速掌握有用的技术”“开始创业之后才发现以前学的知识基本都用不上”等,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洄游”青年存在眼高手低、实践经验欠缺的问题。

缺乏行之有效的管理手段。调研发现,在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的过程中, 有些“洄游”青年不能准确把握农民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工作经验与思想准备都较为不足,由此导致劳动力资源配置和使用的低效性。作为工业进入乡村的触角,“洄游”青年开设的乡村工厂通常只承担某一产品或某一道工序的加工生产。这一外向依附型的生产形式处于整个产业链条的最底端,利润比较微薄,难以通过较高的收入或职业上升渠道来吸引和留住工人。加之“洄游”青年对工人的劳动控制力本身较弱,而工人却具备“低退出成本”的结构性力量,因此容易遭遇雇工危机。面对工人群体流动性较强且流动趋向呈多样化的特征,“洄游”青年虽采取了一些应对策略来降低工人的流动性,试图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以熟练工为主的工人队伍,但收效甚微,而工人的高流动性往往意味着产品的低技术含量甚至产品质量无法保证。

感召青年返乡有待更多要素支持

“洄游”青年之于乡村振兴具有经济、政治、社会等多重意义。从经济意义看,他们是新的人口红利与新的人力资源,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新的力量;从政治意义看,他们积极参与乡村基层治理,有利于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社会意义看,他们重新回到乡村生产生活,有利于留守儿童、留守老人、村庄空心化和农村老龄化等问题的逐渐解决。

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结构洞”的作用,助力“洄游”青年的事业发展。鼓励年轻人到农村广阔天地去成就一番作为,需要充分发挥互联网平台承上启下的“结构洞”作用,推动农业产业从销售模式创新到产业模式创新。对于互联网平台来说,要从提供销售平台和渠道,向数字化种植(养殖)、采摘、生产等方面转变。互联网平台可考虑建立专业的农业品牌营销策划团队,针对地方农产品知名度不高这一重要瓶颈,帮助“洄游”青年多渠道提升品牌影响力,并在平台上为“洄游”青年提供“专属流量”“私域流量”等服务,建立“洄游”青年与生产厂家、销售渠道的需求对接平台,从而盘活整个产业。相应地,政府部门也应出台扶持规划、制定评价体系,通过提供财政项目资金、金融信贷贴息等方式予以重点扶持。同时,建议由政府部门统筹规划,委托头部平台建立新农人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给“洄游”青年提供政策咨询、信息共享等市场化服务,破解相关电商发展各自为政、人才匮乏等难题,打造农业“硅谷”。

进一步发挥乡村建设带头人、驻村第一书记的影响力,带动更多青年参与乡村振兴。当前农业发展已经进入规模化、产业化新阶段,政府、企业、社会

团体等应主动作为,整合政策性投入和社会资本,加快打通农村产业物流、金融机制等方面的“最后一公里”,为“洄游”青年成为新农人提供契机。建议通过乡村建设带头人、驻村第一书记等在乡村具有影响力的带头人,把“洄游”青年组织起来,为他们创设交流合作平台。甚至可以考虑公开招募“美丽乡村运营师”,搭建农业创业创新孵化平台,从而加大对相关扶持政策的宣传和实践力度,让广大青年真切看到农村发展的广阔空间和人情温度。基层县区、乡镇可以把“三农”项目定期梳理、汇总、发布,作为吸引年轻人回乡的抓手,建立动态调整的农业创业项目储备库,便于有意愿的年轻人自主选择。同时,可借鉴一些地区“项目制”方式,通过乡村建设带头人以点带面、以一带多,以具体项目为牵引,为立志扎根乡村的高素质人才提供专属服务,帮助他们解决难题。

从能力建设和预期引导两个维度着手,为“洄游”青年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基层政府应围绕乡村产业发展规划,通过外部人才引进、搭建产业发展平台等方式,更好为新农人提供系统化的技术支持。例如,可采取“基地+项目” “授课+实训”以及跟踪服务等方式,全方位帮扶技术型新农人提高生产经营水平。还可以与职业院校合作,建立一批实训基地,引导高校加大对乡村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持和人才输送,通过技能提升、乡村人才定向培养等,培育扶持乡土人才、实用人才和地方特色产业的“土专家”“田秀才”,充分挖掘本土人才的潜能,加强“洄游”青年的“可转移能力”建设。同时,不仅要从技能上武装“洄游”青年,也要从信心上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对他们的培训培养,不能采用“台上讲、两耳听”的传统方式,而要注重运用新媒体工具,选派科技特派员等力量加强培训辅导,利用互联网平台分享创业经验心得,在让“洄游”青年学习掌握更多实用技能的同时,也能结识更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抱团发展、共同前行。还可以考虑把“洄游”青年纳入农村治理队伍,让他们积极参与村务管理,给基层组织带来生机活力。此外,宣传部门应有意识地提升务农者形象,使全社会特别是广大青年逐步认可“农业是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是有吸引力的职业”。还应在高中、大学阶段开展爱农知农教育,特别是在大学的职业规划等课程中,具体讲解当前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环境治理的相关政策,消除大学生对农村的认知盲区。

通过前瞻设计、制度托底,解决“洄游”青年返乡的后顾之忧。出台并细化对新农人进行帮扶的整体实施方案和各项配套政策,建立多部门协同推进机

制,充分激发地方积极性,加快相关项目的推进,推动各部门涉农政务信息共享开放、资源整合,完善财政投入、基础设施、技术应用、政策落实等方面的考核评价体系,将精细化服务触角延伸至农村创业末梢。一是土地承包与流转政策。我国第二轮土地承包期于2027年到期,现在的大量承包土地、农创园区以及配套用地等面临土地规划重新布局。为避免对青年农村创业者的信心和预期造成影响,建议提前出台政策,统一规划,合理配置土地的承包权和经营权,保障创业者权益,平衡农民诉求,确保土地要素长期稳定。二是财政金融政策。融资难是“洄游”青年面临的突出困难,建议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出台项目资金贷款等特殊政策,降低创业门槛,可探索积极搭建资金平台、运用政府贴息的方式,引导银行发放一定额度的农业创业贷款,建立农业创业基金等。三是基础设施与生活服务配套相关政策。对“洄游”青年的子女教育、老人赡养、就医落户等方面给予优待。同时,要提升乡村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打造宜居生活环境,让乡村成为年轻人干事创业的希望田野和无忧之地。

新机遇下推动南昌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中国民主建国会南昌市委员会课题组

预制菜产业上游涉农,中游涉工、下游涉商,贯穿一二三产业链,对于优化供给、扩大内需、促进循环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在新消费形式推动下,具有方便快捷、种类丰富等优势的预制菜持续走俏市场,成为产业发展的新“风口”。《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3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于今年年初发布,其中提出,提升净菜、中央厨房等产业标准化和规范化水平, 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这是预制菜自问世以来首次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一时间,预制菜业界反响热烈。广东、上海、河南、湖北等多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支持预制菜产业,为本地企业抢占市场谋取先机。根据“党委出题、党派调研、政府采纳、部门落实”调研活动要求,民建南昌市委会成立《抢占预制菜产业发展高地,打造南昌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增长点》课题组,就如何推动南昌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专题研究。调研期间,课题组通过部门座谈、企业走访的方式收集资料数据,还专赴河南省郑州市、周口市进行实地考察,在吸纳有关专家意见建议的基础上,形成本报告。报告分析了预制菜行业发展及市场前景,剖析了南昌市发展预制菜产业的优势和不足,从顶层设计、产业布局、企业培育、品牌建设、标准制定、要素保障等几个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以期为政府决策部署提供参考。

一、预制菜行业发展及市场前景

预制菜是以一种或多种农产品为主要原材料,运用现代化、标准化流水作业、经加工(如分切、搅拌、滚揉、成型、调味等)或与烹饪(如炒、炸、烤、煮、蒸等)制成,并进行包装的成品或半成品菜肴。预制菜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成熟于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国内预制菜产业起步于20世纪80、90 年代的净菜配送,受冷链产业发展、外卖行业兴起、疫情影响下“宅”经济兴起等因素影响,2020年开始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产业持续扩容并受到社会各界关注。根据艾媒数据中心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达到4,196亿元,同比增长21.3%(见图1),未来5年预制菜产业将以15%-20%的年均增长率递增,我国预制菜行业规模预计可达到万亿元以上,将成为“下一个万亿餐饮市场”。预制菜爆品产值惊人,根据电商平台数据显示,2022年,酸菜鱼单品销售规模超100亿,佛跳墙、梅菜扣肉全渠道产业规模超10亿元,猪肚鸡单品销

售额仅在京东线上平台便已突破8,000万。

二、南昌市预制菜产业现状

预制菜产业是标准的全产业链产业,典型的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产业,主要涵盖上游原材料供应企业、中游预制菜加工企业、下游餐饮零售市场以及冷链企业。我市预制菜产业呈现如下特点:

(一)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政策红利逐步释放

今年3月,省委常委、市委书记李红军前往江西赣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等预制菜企业开展专题调研,详细了解企业发展、赣菜研发、预制菜销售等情况。今年5月,中共南昌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发展预制菜产业”专题学习会举行, 分析研判南昌预制菜产业发展状况,布局食品产业新赛道。近年来,各级政府围绕预制菜产业发展陆续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比如在省级层面江西省商务厅出台《关于加强品牌建设促进餐饮市场主体做大做强的若干措施》,引导预制菜产业发展,对获评的省级预制菜示范企业给予不超过20万元奖励,对符合条件的新建“中央厨房”项目给予不超过30万元奖励;2023年省商务厅联合建设银行、江西国控创新开发“赣菜贷”,为预制菜等餐饮企业发放贷额2.2亿元。在市级层面,南昌市人民政府办公室于2022年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明确提出优化绿色食品产业布局,首次将预制菜定位为未来潜力食品产业,列入市级重点产业发展规划中;2023年市人民政府完成了《南昌市绿色食品产业两年攻坚行动方案(2023-2024年)》的制定,为实现食品工业营业收入两年突破1,000亿元目标,提出相关举措。

(二)产业链条较为完整,产业集群初具规模

根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数据显示,我市有预制菜相关企业133家,其中规模以上企业数共有18家,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39.4亿元(见图2)。从区域分布看,全市预制菜产业初步形成以南昌县和青山湖区为核心(相关企业分别为62家、40家,占比高达77%),辐射带动周边地区的发展态势。从企业分布看, 各种类型企业均具有一定规模。有原料型企业,如南昌县益海嘉里,主营业务是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主要生产粉面等预制菜产品;有专业预制菜制作企业,如易佰家旗下小才子食品集团,主营业务家宴预制菜,2022年营业收入4,416 万元;有具备渠道优势的供应链企业,如江西国鸿集团,集种植养殖、食品加工、连锁销售于一体,主要销售酱卤肉制品等。

(三)农产品资源丰富,优质原料供给充足

我市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农产品资源丰富、种类齐全,其中粮食、肉类和水产是预制菜菜品主要选材。2022年粮食总产量210.6万吨,水产品44.7万吨,生猪出栏230万头,牛、羊出栏11.1万头,家禽7245.5万羽,为预制菜产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原材料(见表1)。南昌都市圈内农业特色鲜明、产品多样,南

昌已认证的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就有南昌军山湖大闸蟹、生米藠头、安义瓦灰

鸡、三江镇萝卜腌菜,都市圈内还有上饶的万年贡米、余干辣椒,九江的共青城板鸭,宜春的高安腐竹,抚州的东乡绿壳蛋鸡等。2021年和2022年,我市连续两年下发《南昌市农产品品牌目录制度管理办法》和《南昌市农产品区域公用、企业品牌和产品品牌评价指标体系及评价方法》,开展我市农产品品牌目录评选工作,截至目前,共评选出33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和企业产品品牌, 对我市预制菜产业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四)产业配套基础雄厚,发展空间潜力巨大

我市在食品研发、厨师人才、设备制造、冷链物流等方面支撑具有一定优势。南昌大学拥有全国唯一一所食品类国家重点实验室,拥有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等省部级以上高层次人才131人,并在南昌小蓝经开区建立了国际食品创新研究院。南昌康捷实业成立了省级预制菜研发中心。我市新建区是厨师之乡, 全区约有1.6万人在全国各地从事烹饪行业,其中有4000多名厨师创业开酒店,年创“炊烟经济”近30亿元,2023年荣获“中国新建厨师之乡地标城市”称号。我市新建区有爱环仕智能酒店设备科技产业园,主营中式西式厨房设备、烘焙设备产品和制冷保鲜设备等。南昌市继2021年成功入选陆港型国家物流枢纽后, 2023年成功入选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名单,形成“一基地、多园区、全覆盖”冷链物流节点布局,有力支撑预制菜运输流通。

(五)赣菜品牌持续唱响,消费市场前景广阔

我省连续举办五届中国赣菜美食文化节活动,赣菜影响不断提升。根据中国饭店协会和美团点评联合发布数字美食榜单显示,赣菜位列“消费者喜爱的前十大中国菜系榜单”第10位。赣菜影响力的不断扩大提升了南昌预制菜的认可度,如2022最受欢迎的江西消费品牌评选活动中,青山湖区易佰家预制菜入选2022最受欢迎的江西十大新锐消费品牌名单。万方圆、千百味、季季红火锅等获江西省赣菜产业发展促进会颁发“最受消费者喜爱的赣菜品牌”荣誉。为我市预制菜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市场前景。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目前情况来看,近些年我市预制菜产业取得了不少成绩,但是从政策聚焦、产业集群、市场竞争、品牌宣传、要素保障的角度来看,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一)政策引导不聚焦,专项政策制定需提速

产业政策夯实发展基础,制度保障方能行稳致远。今年“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首次写进中央一号文件,预制菜产业成为食品工业、餐饮转型的重要方向。在此背景下,多地出台产业发展规划,抢抓新风口,布局新赛道。如山东日照于去年9月份发布支持预制菜产业发展八条政策措施,包括打造产业集群、企业培育、科技创新、冷链物流建设、品牌提升等。我省赣州市去年11月也发布了推进预制菜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力争到2025年底预制菜产业体系基本完善,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300亿元。从我市的调研情况看,虽然我市于去年11月印发了《进一步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并在今年完成了《南昌市绿色食品产业两年攻坚行动方案(2023-年)》的制定,但单独针对预制菜产业的发展规划的文件尚未出台。据了解,《南昌市推进预制菜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还在制定当中。对比其它地区政策做法, 我市预制菜产业政策还不够聚焦,专项政策制定步伐不够快,对全市预制菜产业发展引导的针对性有待进一步增强。

(二)产业集群不明显,融合发展有待加强

预制菜产业不仅产业链长,且具有产业链薄、脆的特点,容易造成产业价值分裂的现实困境。从全链路集群效应看,预制菜产业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集采、集供、排污、配套冷链仓储、交易中心、供应链信贷支持、合作研发、品牌宣传策划等方面可以缩减企业成本、提高经营效率。国内多地开始规划预制菜产业园区,微信 323 1169 整理,如广东省2022年6月公布53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名单,规划建设11个预制菜产业园(见图3)。相较广东、河南等预制菜工业大省,我市预制菜企业主要分散在青山湖、南昌县等县区,成特色、规模的预制菜产业园区较少,集群发展不明显。同时,预制菜企业多为加工生产企业,普遍缺乏全产业链发展意识,产业链融合化发展有待加强。

典型经验:河南周口澄明食品工业园2019年成立,建成1200亩,打造百亿级食品工业园,建设火锅食材“十个一”工程,“一个番茄、一头牛、一只羊、一只鸡、一个肉丸、一个辣椒、一根肥肠、一个鸡翅”等八个品类的现代化食品工厂已建成投产,一锅好汤、一个猪蹄正在建设中,中部最大火锅、烧烤、

预制菜食材基地初步形成。园区“聚焦品类、错品经营、协同发展、聚合营销、品类之王”,2022年实现营收30亿元,2023年营收预计50亿元,未来3-5年引进30家食品企业入驻,年产值突破350亿元,年税收超15亿元。

(三)市场竞争不强劲,龙头企业带动效应增强

我市预制菜产业处于发展初级阶段,虽然参与者众多,但规模化企业少, 竞争格局分散,且长期以来缺乏规范发展,产业发展呈现小、散等问题。同时,由于中餐饮食文化差异,加上冷链运输条件有限,预制菜企业呈现一定的地域性特征,进一步限制了预制菜企业的做大做强。从重点企业来看,我市入选2023 年胡润中国预制菜生产企业百强榜预制菜企业仅煌上煌1家,相关上下游供应链未产生有效“化学反应”,行业缺乏龙头企业带动,造成产业从标准到技术升级缓慢。从抱团发展来看,我市预制菜产业未建立行业协会,各企业还处于各自发展、分散突破状态,未形成集群攻坚的态势,而同省赣州市已于今年5月成立全省首个地级市预制菜产业协会,吸纳、发展80多家全产业链龙头企业为会员单位,助推赣南预制菜产业由“散、弱、小”加快向规范化、标准化、产业化方向转变。

典型经验:郑州是预制菜产业布局较早、发展较活跃的城市之一,一批龙头企业加码预制菜领域是其产业发展的重要助推器。三全食品和思念食品作为链主企业去年实现产值37.9亿元和45.47亿元,两者在全国速冻食品行业市场占有率超过60%。作为后起之秀的千味央厨(2022年胡润中国预制菜生产企业百强榜排名第九,其单品油条2022年实现收入7亿元)2021年在深交所创业板成功上市,标志着郑州市预制菜产业发展正式步入快车道。

(四)品牌效应未凸显,战略单品亟待开发

由于目前参与者普遍规模较小,处于高度分散阶段,很多预制菜产品走的是有品类无品牌的发展道路。从消费者角度看,非常需要品牌的引领,从而简化自己的选择。目前我市预制菜产业在品牌培育、保护和宣传方面均有待提升。以品牌培育为例,现阶段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品牌较少,我市预制菜产业缺乏像柳州螺蛳粉那样的爆品,品牌杂乱又导致品牌在市场中成长缓慢。在宣传方面,我市美食文化底蕴深厚,但未较好的挖掘文化、塑造品牌,从传统工艺挖掘到工业转换再到市场拓展与推广,互动衔接不够,本地企业缺乏平台和引导,让产品“走出去”能力有所不足,导致产品知名度并不高。相较之下,其他地区在布局本土预制菜产品推广上已是招式频出,如:日照市对预制菜企

业参加国际和全国性展会给予展位费补助。探索云对接、云展会、云洽谈、云招商等贸易投资促进新模式,开拓预制菜国际国内市场;沈阳市支持创新预制菜营销模式,对达到200个展位以上的预制菜展会,每个展位补助400元,最高补助150万元等;赣州市积极开展赣南客家预制菜产业发展促进大会推广本地预制菜品牌等。

典型经验:根据CNPP、中商产业研究院数据,广东湛江的国联水产位居2022 年中国预制菜十大品牌榜第二。近年来公司持续孵化核心大单品,提升大单品的产品力和市场竞争力,拥有龙霸、小霸龙双品牌,与分众传媒战略签约,聚焦高流量写字楼、商超卖场,在北京地铁1号线投放广告,搭建网络直播等,实现了包括小龙虾、小霸龙烤鱼等多个大单品年销售额过亿元。

(五)要素保障不充分,产业发展瓶颈需破解

2. 研发资金投入不强。菜品到工业化转化过程存在差异,要形成产品化就要投入大量的硬件设备以及研发费用,比如腌制、调味、油炸、包装等工序,同时要兼顾还原度。但就当前预制菜产业发展现状看,整体研发投入不足已经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障碍,主要原因:一是产业发展缺少资本投资或金融支撑,部分企业属于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难题;二是部分企业喜欢跟风,担心研发投入打水漂,企业有顾虑;三是产业发展仍处于初期阶段,很多科研成果应用还需要时间。

3. 高端专业人才支撑不足。产业要振兴,人才是关键。在研发、设计等方面优秀厨师的作用仍比较大,产品技术的突破依赖于高端专业人才的支撑,比如烹饪大师和食品工程师(本科/硕士食品专业人员),相较于国内其他城市, 我市尚存在高端人才供不应求的情形。

4. 监管及标准待完善。标准化是预制菜发展的重要保障。要实现预制食品从原配料、配方、工艺、装备到产品的标准化,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等。为了适应食品行业新风口,各地均陆续建立预制菜行业协会,并针对本地预制菜特点从原材、加工、链路、溯源等方面制定了行业标准(见表3)。相较之下,我市尚未建立预制菜行业协会, 也没有制定相关预制菜标准体系。由于缺乏规范性引领性的行业标准,阻碍了预制菜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在京东搜索预制菜南昌拌粉时发现,价格在几元到十几元不等,品牌也有好多个,但孰优孰劣消费者比较难判断。

同时,预制菜产业作为一个全链条产业,前端原料在田间,后端消费在嘴

边,这为预制菜全链条质量安全监管提出新的挑战。

比如前端食材源头检测追溯难,中间环节涉及到食材加工、包装、储存、冷链运输等,不同种类的食品对冷链物流的温度、湿度要求也有所不同,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疏忽或发生偶然性事件,都有可能带来食品安全问题。目前预制菜企业生产规模和发展水平参差不齐,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质量可追溯体系的构建,将是预制菜监管亟待解决的问题。据了解,造成社会重大舆情**的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6*1”食品安全事件涉事企业——江西中快也是预制菜企业。

四、南昌市预制菜产业下一步发展思路

从当前国内行业发展现状来看,预制菜已经成为一个蓄势前行的新兴产业, 市场认可度高,产业链条长,增值空间大,带动能力强,发展前景广。推动预制菜高质量发展,是市委、市政府以综合实力和发展能级提升大力落实“省会引领”战略的一次创新实践和前瞻探索。建议我市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系统谋划抓机遇,细分领域抢赛道,稳妥有序做大做强预制菜产业。

(一)在产业政策扶持上,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运作并重。1.在机制上, 建立完善预制菜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由市政府领导作为召集人,进行高位推动,协调各部门统筹谋划全市预制菜产业发展布局和规划,抓好预制菜原料生产基地建设、市场主体招引培育、仓储冷链物流建设、品牌宣传和市场营销、食品质量安全监管、要素支撑保障等工作。

2.在政策上,落地落实《关于进一步推动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南昌市绿色食品产业两年攻坚行动方案(2023~2024年)》有关预制菜的政策。加快制定《南昌市推进预制菜产业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 针对预制菜产业产能扩建、技术研发、品牌打造、市场拓展等重点环节,制定更加有力的预制菜发展专项政策措施,确保我市预制菜产业发展有支撑有保障。3.在行业上,积极引导煌上煌、益海嘉里、小才子等预制菜重点企业牵头成立预制菜产业协会,整合全市预制菜相关种养、加工、运输、政策、科研、金融等资源,强化行业组织的功能定位,完善组织建设和内部管理,在统一标准、制定守则、完善管理等方面下工夫,促进成员单位加强协作、共同发展,引导南昌预制菜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学鉴案例:

2. 广东省在2021年召开全国首场省级预制菜产业发展大会的同时,公

布18项关键技术成果,推出广东十大预制菜头部企业,打响广东预制菜十大名品的基础上,2022年3月出台《加快推进广东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条措施》, 从“建设预制菜联合研发平台”等10个方面对推进预制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制定了相关措施,这是全国首套针对预制菜产业发展出台的利好政策。广州市、汕头市、梅州市、湛江市、珠海市也相继出台具体的实施细则等。其中,2022年5 月,《汕头市加快推进潮汕菜预制菜产业发展工作措施》(以下简称《措施》)印发。《措施》提出,成立一个领导机构、制定一个促进条例、创建一批产业园区、建立一个产业联盟、构建一套监管机制、培养一批专业人才、完善一个营销体系、建设一批文化平台等共21项措施,用实招真招促进汕头预制菜产业发展。

3. 山东省在2023年启动了预制菜“十百千”培育行动,并于2023年3 月16日成立山东预制菜产业联合会,主要职能是联动上下游产业企业,畅通政企沟通渠道,依据会员单位不同发展方向,成立专委会,选拔聘请优秀企业和行业研究院代表作为牵头单位,积极推动各领域预制菜产业发展。同时,通过联合会搭建了山东省内预制菜产业对接平台,致力于提升预制菜研发水平、冷链物流、市场规模,进一步加强预制菜行业规范自律管理,实现山东省预制菜产业发展的提质增速。

(二)在产业规划布局上,坚

持建链延链与补链强链并行。预制菜具有“一产入,二产出,链接三产做服务”的特点,要精准把握产业属性,立足预制菜产业基础和区位优势,打造专业的预制菜产业园,以南昌县、青山湖区、安义县为重点,青云谱区、红谷滩区等协同发展的预制菜产业集群,加快打造预制菜原料生产、产品研发、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市场交易的全产业链条。

1. 加快布局产业链上游。加强优

质原材料的资源利用,推动预制菜企业创新实施村企结对等模式,打造一批标准化、专业化、规模化的预制菜原材料供应基地。立足我市水产、畜禽种业等优势特色产业,开展水产、畜禽、蔬菜标准化生产提升行动,将安义瓦灰鸡、三江镇萝卜腌菜等地理标志农产品导入预制菜产业链原料供应,实施优良品种引进保护与推广、农产品质量安全建设和质量认证等项目,为预制菜产业发展提供优质食材供给和品质保障,夯实预制菜产业链发展基础。2.全力做强产业链中游。支持预制菜企业实施工业化升级改造,依托我市制造业发展优势,

支持我市制造业相关企业围绕生产、仓储、物流、包装等相关设备以及中央厨房所需的自动化洗切、炒菜机器人、油烟净化等设备,提高装备集成制造能力和产业服务水平。依托一批大型食材供应链及中央厨房项目、食品行业龙头企业,支持开展中央厨房示范建设,推动农产品由初级加工向精深加工、绿色加工转变,高水平构建衔接农田与餐桌的中央厨房建设体系。推动大数据、云计算、工业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预制菜产业深度融合,推动预制菜企业建设数字化智能化标杆示范项目,引导企业利用数字技术实施产品加工设置装备升级改造。3.培育发展产业链下游。支持企业生产符合餐饮电商平台、集体配餐、连锁餐饮和酒店等特色需求的预制菜产品,持续拓展预制菜B端市场。指导企业进行产品研发、品牌塑造和销售网络的布局,抢占预制菜C端市场。同时, 以创建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南昌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为契机,加快完善城市冷链物流配送骨干网,规划布局一批符合预制菜标准的智能化冷库区,积极探索“企业+冷链配送+商超”等多种运营模式,支持预制菜生产企业、连锁餐饮企业、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加大冷链仓储设施建设力度,组织仓储冷链物流企业与预制菜生产企业对接,鼓励仓储冷链企业研发预制菜专用装备,提升冷链仓储服务供给能力,构建畅通全市、辐射全省的冷链物流网络,补齐预制菜上游“最初一公里”和下游“最后一公里”短板。

学鉴案例:

1. 武汉市预制菜产业链条横向拓展行业门类达到34个,纵向拉伸级数为6级,级数较高。产业链条主要以初加工以及精深加工为主。上中游方面,武汉盒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武汉中粮肉食品有限公司、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贯穿产业链条初加工-精深加工,周黑鸭贯穿产业链精深加工以及高端产品两个层级。下游主要依托龙头企业线上平台以及线下连锁、商超、便利店等渠道业态。同时,2023年3月,武汉市还成立了武汉预制菜产业园,该项目是华中地区最大的预制菜产业园,占地1000亩,拟投资150亿元,计划引进农产品加工、食品制造、预制菜生产及上下游相关企业,打造从原料到产品研发、生产加工和市场流通、运营销售和供应链的综合服务平台。

(三)在产业后劲培育上,坚持项目招引与培育龙头并抓。围绕2025年培育预制菜市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0家以上的目标,1.做大增量。紧盯胡润中国预制菜生产企业百强榜上分布在东部地区(72家)和中部地区(16家以及西部地区(7家)的龙头企业,深入广东、山东、江苏、河南等预制菜产业发

达地区,针对性出台预制菜上中下游招商引资专项政策措施,对龙头农业水产、专业预制菜、速冻食品、装备制造、冷链物流、大型餐饮零售等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招引一批预制菜产业头部企业和产业链条冠军企业落户我市,力争到2025 年引进预制菜产业头部企业5家,产业链条冠军企业20家。2.做强存量。支持引导本地预制菜企业建立行业协会,鼓励本土企业抱团发展,推动本地预制菜企业标化、集群化发展。开展本土预制菜优质企业梯次培育行动,培育壮大市政淘果商城等一批预制菜加工领军企业、单项冠军。建立预制菜产业重点企业培育库,培育提升预制菜中小企业,打造“专精特新”企业、“单项冠军”企业,引育一批预制菜“领航型”头部企业,形成骨干企业梯度培育格局。3.做优质量。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引领产业发展作用,以基金或直投方式深度实施以投促产、以投促引,通过市政等国有平台,发展“食品生产企业+冷链配送+商超/学校企事业单位/餐饮门店”等一体化运营模式发展优质企业,全力提升企业竞争实力。

学鉴案例:

2. 河南省发布《支持绿色食品业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其中,大力支持预制菜产业发展,每年安排财政资金5,000万元,对预制菜单项菜品年销售收入超过1亿元、预制菜套餐产品年销售收入超过5亿元、新开发畅销预制菜单品或套餐产品的预制菜企业给予奖励。

3. 珠海市对龙头农牧水产、专业预制菜、速冻食品、装备制造、冷链物流、大型餐饮零售等加大招商引资力度,针对性出台预制菜上中下游招商引资专项政策措施,金湾区、斗门区重点发展原材料集散、食材加工、装备制造、研发、销售、总部经济等环节,构建了珠海市预制菜产业链完整图谱。

(四)在产业发展路径上,坚持品牌创建与宣传推广互促。推进预制菜产业与休闲、旅游、文化产业等融合发展,加大预制菜品牌文化建设和科普力度,营造预制菜饮食文化的浓厚氛围。1.孵化爆款单品。参考广州推出粤菜菜式, 梅州、河源依托客家菜系,潮汕地区开发潮菜品种的做法,结合南昌的饮食特色,遴选一批南昌拌粉、瓦罐汤、白糖糕、米粉肉以及安义花椒鸡、麻辣小龙虾、黎蒿炒腊肉、进贤红烧肉、煌上煌酱卤等品牌影响大、网红气质佳、口味认可度高的潜力产品,进行重点培育和包装,通过规模化和高性价比、口碑效应和高品牌势能,打造一批南昌预制菜网红爆款单品。2.讲好品牌故事。强化文化赋能,深度发掘南昌菜、南昌厨文化故事,突出南昌菜香、辣、鲜的口味

特色,契合南昌的红色文化,打造南昌菜红色品牌,让全国辣度看江西,江西辣度看南昌刻入消费者的骨髓记忆,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南昌预制菜品牌。设计创制安全、方便、营养、健康的专用食品、功能食品、保健食品。3. 加大宣传推广。一是将优质客户请进来。积极争取国家有关部委及行业协会支持,积极组织举办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等有影响力的行业展会、产业论坛、学术论坛,鼓励预制菜相关行业组织多形式举办新菜品鉴、名菜评定、美食体验等活动,扩大南昌预制菜影响力。二是鼓励本地企业走出去。学习北京、河南等地做法,对本地预制菜企业参加消费发达地区新品发布会、宣传推介会、订货会和经销商大会等活动,按照实际场地租赁费及会场搭建费予以财政补贴。积极帮助预制菜重点企业对接中央、省、市媒体及抖音、快手、微博等线上媒介,引入网络达人直播带货模式,加大品牌宣传频次和力度,提高南昌预制菜知名度和美誉度。

学鉴案例:

2. 预制菜中有粤菜、川菜、鲁菜、苏菜、浙菜、闽菜、湘菜和徽菜八大菜系已经实现了爆品菜,比如酸菜鱼,小龙虾,烤鱼、鱼香肉丝、宫保鸡丁、水煮牛肉、糖醋里脊等预制菜产品在市场上表现不俗。这类菜品具备如下特征:第一,具备一定的消费基础,不论全国性还是区域性,品牌不需要花费过多资源教育消费者。第二,主材、烹饪方式至少有一个维度符合消费者健康升级的需求。第三,食材原材料标准化、稳定性、口味还原度均处于较高水平。

3. 主食类更易产生大单品,

供给端放量推升性价比,消费者需求随之提升。比如河南的千味央厨专注于速冻米面业务,油条大单品规模优势已凸显。为了避免与市场规模已趋于稳定的传统大单品水饺、汤圆竞争,千味央厨培育出油条、芝麻球、卡通包、手工蛋挞皮等核心大单品,其中,油条品类规模优势明显,高性价比已形成壁垒,高度工业化的成本优势与质量优势凸显。

(五)在产业能级升级上,坚

持自主创新与标准建设结合。把技术升级与创新当成预制菜产业品质升级重要的突破口。1.开展关键技术研究。发挥南昌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高校的科研实力,支持骨干龙头企业、重点园区与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合作,在推进原料品质数据化、预制菜标准化、生产智能化、营养健康化以及预制菜口感口味复原研究等方面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鼓励预制菜企

业自建研发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推动预制菜研发成果及技术转化, 研发市场认可度高、标准化生产便利、发展潜力好的预制菜品。2.推进标准体系建设。预制菜产业协会成立后,鼓励由协会牵头,有关社会团体、企业参与制定行业标准和从业准则,围绕原料生产、产品供应、加工生产、质量安全与食品营养功能等方面制定团体及企业标准,完善原料、生产、技术、工艺、食品、包装、流通、销售、售后服务等标准。同时,加大对标准体系的宣传贯彻力度,定期组织预制菜标准和制作培训。3.强化质量安全监督。以南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为契机,严格按照“四个最严”的总要求,落实好食品安全企业主体责任,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把好产品的“质量关”。探索构建预制菜质量安全联合监管机制,针对预制菜制定明确的质量安全标准和管理办法,促进预制菜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加强数字监管,整合预制菜种养、加工、销售、运输、存储等各环节的数字资源,探索构建集预制菜生产加工、安全监管、产业服务为一体的大数据中心,实现预制菜“从产地到餐桌”全过程质量安全监管。

学鉴案例:

1.2022年,我国针对预制菜

已有地方标准3项、团体标准43项,分布在北京、山东、广东等8个省区市。2023年,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联合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共同组织召开预制菜食品安全研讨会,会上发起了全国首个《预制菜食品安全倡议》,要求餐饮服务经营者和外卖平台履行告知义务,公示预制菜的使用信息。

2.艾媒咨询调研数据显示,2022年,有近五成的中国预制菜消费者认为预 制菜口味还原度低,食用体验不及预期,其中认为预制菜味道还原不足的占比为82.9%,认为口感还原不足的占比则为73.9%。当前,相比目前市面上常采用的冷冻方式,预制菜的辐照灭菌与保鲜技术可以在常温即可快速杀灭微生物,延长预制菜在常温和冷藏状态下的保鲜期,且无二次污染,更好地保持了食品的营养,保留食品原本的风味和口感,目前湖北荆州等地已引进相关辐照企业作为预制菜产业链配套企业。

(六)在产业基础配套上,坚持要素保障与精准帮扶同行。1.强化金融服务。大力发展预制菜产业供应链金融,加大银企对接,建立预制菜产业项目库,引导金融机构以金融辅导等方式加大对入库项目银企对接服务力度;拓展融资渠道,加大创业担保贷款扶持力度,为符合条件的预制菜产业创业者和创业企

业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预制菜企业上市挂牌、发行债券, 拓宽直接融资渠道;创新组建基金,在用好用足已设基金的基础上,依法支持预制菜产业头部企业组建基金,市级引导基金参股一定比例,撬动金融和社会资本投资预制菜产业。2.强化人才培养。发挥高等院校、职业院校、预制菜企业、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支持职业院校、技能培训学校增设预制菜相关专业课程,组织开展预制菜生产、品牌推广、电商直播、市场营销、物流配送等产业发展相关职业(工种)技能人才培训和职业技能评价。大力支持创新创业,对引进的预制菜产业领军人才、优秀经营管理类人才及符合条件的其他类型人才等,落实人才政策的相关支持政策。3.强化帮扶解难。以南昌争创国家第二批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为契机,为预制菜企业和项目建设提供“妈妈式”“店小二式”服务,用足用好省里对南昌的政策支持和南昌自身的平台资源,确保各类税费、奖补政策“红包”精准落入企业“口袋”。加大对预制菜小微企业的关注度,完善政企对接机制,面对面、心贴心听取企业诉求,现场交办,全力解决,近距离走近企业家、读懂企业家、服务企业家,为企纾困解难,真正做到想企业所想、急企业所急、解企业所难。

学鉴案例:

1.武汉商学院建立了预制菜产业学院三个专业,未来三年,该校计划培养

1500名预制菜应用型人才。目前,该校已经打造了香酥武昌鱼的烹饪工艺改良、武汉排骨藕汤的制作标准等27项科技成果转化。

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问题研究

中共西平县委党校 张芸菡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已步入人口老龄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当前, 我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老年人口数量庞大,并呈现出高龄化、空巢化和失能化等特征,加上传统家庭养老功能日渐弱化,我国养老事业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到2050年前后,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老年抚养比和社会抚养比相继达到峰值。

养老服务关系到每个老年人、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而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关键在于养老服务人才培养。近年来,我国在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由于起步较晚,深度老龄化趋势日渐加深,养老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养老服务人才的供需矛盾越发突出,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要快速解决养老服务人才队伍问题,以有效助推养老服务业的稳健发展。

一、养老服务人才队伍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现代社会的发展,促使养老服务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421” 家庭最为普遍,即一对夫妇除了日常工作,还要照顾4个老人和1个孩子,家庭养老资源已严重不足。养老服务要求也从之前的单纯看护老年人转变为为老年人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养老服务。

按照国际养老服务要求,养老服务指的是为老年人提供必要的生活服务, 满足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养老服务人才是指为老年人直接或间接提供养老服务的人员。按照工作性质的不同,可将养老服务人才分为养老管理员和养老护理员两大类。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群众健康理念的转变,养老需求呈现多层次、多样化、专业化的发展趋势,急需大量的养老服务人才。养老服务人才中,养老护理人员最为重要,也是目前市场需求量最大、需求最为迫切的养老服务人才。

(一)三“高”:平均年龄高、流失率高、劳动强度高护理人员年龄高。养老护理人员主要是年龄较大的失业人员和农村务工人员,年龄偏大。据调查,大部分养老护理人员为“4050人员”,并且性别比例失调,女性居多,几乎是男性护理人员的2倍。

人员流失率高。养老服务技能人才严重短缺,岗位需求量巨大。但是,很

少有人愿意从事养老护理工作,特别是很多大专以上学历专业对口的年轻人, 毕业后从事养老护理工作也只是将其看作临时工作,一旦找到其他工作便会很快离开。护理人员招聘困难,流失率高。

劳动强度高。随着失能、失智、独居、高龄老年人日益增多,养老护理行业面临严峻挑战。特别是养老护理人员数量缺口大、养老服务技术人员少,许多养老机构的服务人员需要身兼数职——保姆、护士、陪护员、按摩师、心理辅导师,从吃喝拉撒的基本生存需求到吸痰导尿、精神疏导等辅助医疗服务都要涉及,每日工作时长基本都超过8小时,并且大多都是脏活累活,劳动强度大, 休息时间不足。

(二)三“低”:学历水平低、专业技能水平低、职业认同感低学历普遍偏低。养老服务人员文化基础薄弱,知识水平低,近90%的人员无证上岗,初中或高中学历者比例高,占整体人数的75%左右,文化层次低、接受能力差,他们多从事基础的养老服务,难以开展康复护理、医疗保健、精神慰藉等较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专业知识和技能水平低。大部分养老护理人员无证上岗现象普遍,上岗前也缺乏必需的岗前培训和系统的基础护理培训。即使有培训,培训时间也短,大部分人员只能从事最基本的日常护理或生活照料工作,难以应对突发棘手的老年人的身心问题。

职位认同感偏低。同样是护理专业,毕业后从事其他相关护理专业的工资报酬是从事养老服务行业的3倍左右。护理员没有明确的职业定位,缺乏职业生涯规划的意识,很多人把这个工作当作一个跳板。同时,传统上把养老服务人员看作是老年人的生活保姆,认为这个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养老是伺候人的脏活、累活,整体上对这个职业的认同感偏低。

二、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增速较缓的时期,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没有引起国家相关部门的足够重视。随着深度老龄化趋势日益加深,养老服务人才培养问题越发严峻。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培养规划不完善、缺乏制度支撑

虽然《“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国发

〔2017〕13号)制定了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只是针对某个方面提出具体的目标,并没有涉及养老服务人才培养规划这一方面。

培训制度不健全,从业人员培训率较低。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培训周期一般不固定,而且培训形式较为单一,培训方案没有针对性,未考虑到培训主体之间的差异性,养老服务人才队伍资源库资源不足。

(二)财政支持不够、扶持力度不大

财政支持方面对人才培养的扶持力度不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院校扶持力度较小。如学费缴纳、专业建设和学生实习补贴等方面,缺乏一定的财政支持。二是对养老机构的扶持力度较小。养老机构是培养专业养老服务人才的另一主要阵地,有关部门必须加大对其硬件建设和投资方面的扶持力度。目前各地相继出台了一些关于养老机构的补贴政策,但是并未明显改善养老机构的现状。

(三)激励机制缺失、职业发展空间小

养老护理人员的服务对象是老年人这个特殊群体,工作强度大且工作时间长,几乎没有节假日,并且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因此,养老护理人员承受着身体和心理上带来的双重压力。目前,养老护理人员的工资待遇水平较低,额外的福利较少,而且激励机制缺失,绩效考核制度不健全,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

无论是在高职院校接受了学历教育的学生,还是通过在职技能培训的从业人员,他们即使是在三五年后达到了专业水平,也因为职业资格和职业技能标准体系缺失、职业水平评价制度尚未建立等原因,导致在养老服务机构难以晋级,能力水平无法评价。因此,即便掌握了相关技能,也不一定会从事相关专业。

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状况不容乐观,面临的形势较为严峻。虽然目前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步入了发展的快车道,但是养老服务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不能引起相关部门和社会的重视,势必阻碍养老事业发展,亟须采取相应的措施,破解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中出现的难题。

三、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的对策

养老服务人才培养问题是一个系统问题,决定着我国养老服务业的发展, 需要有关部门、高校和社会各方的努力,具体建议如下。

(一)有关部门参与引导保障

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养老服务行业的财政投入力度,给予院校专业建设和养老机构足够的财政支持,对其进行资金支持和政策引导,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健全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加强养老服务人才培养

培训和持证评价,制定落实好养老服务人才入职补贴、岗位补贴等政策,支持设立养老服务人才培养和实训基地,定期举办养老服务技能大赛,对经过大赛选拔出的行业领军人才广泛宣传褒奖,切实增强他们的获得感、荣誉感、自豪感,让更多技能人才投身养老事业,形成全社会关注养老服务行业、关心养老服务人才的良好氛围。

(二)扶持养老服务相关专业

将养老服务相关专业纳入我国高等、中等职业教育扶持范围,引导和鼓励职业院校(含技工学校)设置养老服务与管理、社会工作、健康管理、康复治疗技术等相关专业,就读的全日制学生按规定享受减免学费政策。采取政府奖助学金、生活费补助和社会捐助等,吸引学生就读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增加招生人数。对报考养老服务相关专业、承诺毕业后在养老服务机构服务期限不少于3年(可灵活调整),并与该地民政部门签订定向培养协议的全日制学生,可享受每学年相应的生活补助费。补助费用由学校提前垫付,按月发放,每学年向省、市(县)民政财政部门提出补助申请,所需资金在省、市、县级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专项资金中列支。

建立养老服务相关专业与中等、高等职业教育的衔接机制,鼓励普通高校开设健康服务与管理、中医养生学、中医康复学等相关专业,开设老年社会工作、老年护理、老年人保健与营养、老年心理学、生命伦理学等课程。扩展课程内容,可以采用“理论+实践”的方式,在校期间可组织学生深入社区、街道,让他们从思想上放下包袱,尽早了解自己所要从事工作的内容、性质及前景,关注一线养老护理人员的工作,学以致用。

鼓励开展“订单式培养”,定向培养养老护理专业人才。鼓励相关院校开设贫困地区或者贫困学生绿色通道,帮助解决学习、实习、就业等实际问题,吸引其从事养老服务工作。结合政府购买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在基层特别是镇(街道)、村(社区)开发一批为老服务岗位,优先吸纳就业困难人员、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和高校毕业生就业。

(三)鼓励社会力量参与,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目前我国的养老服务资源处于紧缺状态,究其原因是养老服务的资金供给不足,资金短缺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仅仅依靠有关部门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建立良好的社会参与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加入养老服务人才培养的队伍。

以社区街道为单位,开展养老护理员关爱活动,定期评选表彰各类先进典型,积极参评当地养老服务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比达标表彰项目。加强对先进事迹与奉献精神的社会宣传,让养老服务从业人员的劳动价值和社会价值在全社会得到宣传。

有关部门牵头,鼓励学生、社会人士及公益慈善组织等提供志愿服务,加强对志愿者养老服务技能的培训。制定劳动积分银行制度,类似于献血激励的办法,健全“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联动服务机制,鼓励年轻人积极投身养老服务中,特别是大学生群体,利用寒暑假去养老机构学习技能,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挣积分,可以记录到个人档案中,以便日后供己使用或者供家中老人使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调动公民自愿为老年人服务的积极性。

同时,邀请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优秀工作者讲学或作报告,传授知识和经验。加强对养老服务技能人才的人文关怀,加强养老服务技能人才权益保障。推进党员进社区、服务老人,形成敬老、爱老的良好风尚。

四、结语

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的发展及家庭结构的变化,家庭养老已不再适应社会的需求,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正受到冲击,社会养老最终将取代家庭养老占据主导地位。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养老问题日趋突出,社会养老的发展滞后于我国老龄化进程,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养老服务业发展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庞大的老年人群体及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既是我国养老服务人才培养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实现其质变性飞跃的重大机遇。养老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在于人才培养,只有抓住这一工作重心,才能缓解人才供需矛盾,要逐步完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体系,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助推我国养老服务业稳步发展。

直播带货税收征管问题研究

长江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高晓雯

1. 引言

根据《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3)》,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7.51亿户,42.7%的用户在半年内通过网络视频或直播平台购物,直播已成为日常生活快消品营销的重要渠道。新型网络经济高速发展, 但传统的税收法律制度尚不适应这样的快节奏。尽管在目前的税收征管领域综合治税被反复提起[1],但是实际效果并不很理想,跨部门之间涉税数据传递不畅、部分地区人为地制造“税收洼地”等问题层出不穷,税款严重流失,给我国在直播带货行业的税收征管带来了挑战。长此以往,直播带货行业难以合法合规运行。本文对直播带货行业现存税收征管问题进行剖析,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对于维护税收公平、促进直播带货行业有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2. 直播带货模式及纳税规定

网络直播带货的主流模式有两种:一种是主播个人带货;另一种是主播成立经营实体带货。两种模式下的纳税规定有所不同。

2.1 主播个人带货模式

如果主播不属于公司员工,以个人身份为商家直播带货,直播平台按比例与其共同分配收入。主播获得的收入主要有销售商品获得的佣金、坑位费和“粉丝”打赏,这部分收入要按劳务报酬所得缴纳税费。主播的劳务报酬所得对应20%~40%的3级超额累进税率,通常由直播平台代扣代缴。此外,主播还需要缴纳增值税、城建税和附加税。

如果主播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根据公司的定位不同,纳税分两种情况。

①当主播服务公司为卖货公司时,主播的工作内容服从公司安排,直播带货是其工作的一部分。卖货公司申请账号,然后分派到具体主播,由其进行直播带货。这时主播在平台上取得的收入属于公司,而主播相当于销售人员,其获得的收入性质为工资薪金所得,要按规定税率3%~45%的7级超额累进税率缴纳个税。②当主播服务的是MCN(多频道网络)机构时,首先由MCN机构接单,然后MCN机构将任务分派给主播,收入包含销售商品获得的佣金、坑位费和“粉丝”打赏等,中间会进行两次结算。第一次结算是指卖货公司按照合同约定好的收入分配比例,在直播平台和MCN机构之间进行分配。第二次结

算是指MCN机构按比例获得收入之后,再根据劳动合同约定的比例分配给主播。此时,主播取得的收入属于个人劳务所得,要按劳务报酬税率20%~40% 的3级超额累进税率进项缴纳个税,通常由直播平台代扣代缴。另外,主播还需要缴纳增值税、城建税和附加税。

2.2 主播成立经营实体带货模式

主播成立企业,并以企业的名义与商家签订协议,其直播收入属于企业的业务收入。根据实际情况,这种模式的涉税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①当主播为个体工商户时,其所负责的经营实体需要与直播平台签订合约,事先约定好双方的收入分配比例,根据规定需要缴纳增值税、城建税及附加税、个人所得税;②当主播成立公司时,需按一定的比例与直播平台分配收入,缴纳增值税、城建税及附加税、企业所得税。除小型微利企业有特殊规定外,一般适用税率为25%。

3. 直播带货税收征管中出现的问题

3.1 申报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纳税申报方式主要分为3种:纳税人直接申报、邮寄申报、发送数据电文申报。其中,通过电子申报系统申报的方式较为适合无实际经营地址的直播带货行业,但是不能完全满足直播带货行业纳税申报需求。首先,尽管

《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规定直播平台需要向相关部门报送主播的相关信息,但是实际上有些平台并没有按照规定办事。同时,主播的真实身份与其网络空间的虚拟身份存在差异,部分主播没有如实进行主体登记,导致征纳双方出现信息不对称现象,平台无法报送相关信息,税收监管出现盲区。其次,尽管纳税人通过电子数据能够快速储存税款,但因为系统具有特殊性,数据很容易被篡改和破坏,加大了税务部门全面掌握账目的难度,进而造成一定的财税损失。最后,无论是采用税务应用软件还是税务相关网站进行申报,前提都在于纳税人及相关扣缴义务人具有自觉依法纳税的意识。当纳税主体的纳税意识较差时,电子申报就难以发挥自主、快速、便捷的优势。

3.2 扣缴义务人认定难

虽然有关政策要求直播平台、直播服务机构依法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但是直播带货行业往往涉及多方主体,各主体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2],识别纳税主体和扣缴义务人的前提是要厘清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当有关机关对直播带货行业征税时,极易混淆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给主体责任归属的确定带来了

一定的挑战。目前,直播带货行业采用最多的是非商家员工模式,独立主播通过自己的账号更加自由地进行直播带货。这类主播的个人所得税一般由平台代扣代缴。但是在实际中,平台也有可能因程序复杂而少扣少缴,并且平台也无权对主播的其他所得进行代扣代缴。另外,这些主播可能在多个平台上注册。各个直播平台之间信息不相通、不透明,导致税务机关难以掌握全部数据。此外,现行的《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虽然明确了直播平台及MCN机构应该依法履行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义务,但并未确定从业人员在具有多种收入来源及涉及多个交易关系时,代扣代缴义务人的具体认定方法和代扣代缴义务的履行顺序,而且模糊的协议内容和复杂的法律关系也为直播平台和MCN机构不履行代扣代缴义务提供了理由。

3.3 收入难以确认

3.3.1 虚拟商品控制权转移判定难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第四条规定,企业应当在履行了合同中的履约义务,即在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3]。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电商存在7天无理由退货、15天内发货、虚拟道具是一次性使用还是某一段时间使用等不好确认收入时点的因素,导致直播平台难以明确收入的确认时间。拿虚拟商品来说,直播平台销售给用户虚拟商品之后,即认为客户实际取得了该商品的控制权,然后对主播进行打赏并将打赏所得确认为收入。但实际上,一些用户在购买虚拟商品之后并未完全使用,原因如账号遗失、后续不想再使用该平台等,造成虚拟货币沉淀问题。从表面上看,直播平台完成了控制权的转移,但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潜在的合同义务,造成难以明确收入的确认时间。

3.3.2 带货主播收入关系复杂

直播带货主播的收入定位大致可分为3类:第一,主播以个人身份与直播平台合作,缴纳个人所得税,此时收入包括业务提成、“粉丝”打赏和劳务报酬; 第二,主播成立工作室与直播平台合作,缴纳个人所得税,收入为其经营所得; 第三,主播签约公司与直播平台合作,缴纳企业所得税,收入是公司的经营所得[4]。收入关系的复杂性极易使一些主播萌生偷税漏税的想法。这些主播一般会将个人所得与企业所得或个人经营所得进行互换,达到少缴税款的目的。这是因为当主播进缴纳个人所得税时,税率最高达到45%,但如果其按照经营所得纳税,税率最高只有35%。近年来,在直播带货行业快速发展过程中,网

络主播偷税逃税案例时有发生。梳理一些典型案例发现,网络主播偷税逃税所用的常见手法有:将直播佣金转化为企业经营所得、设立公司虚构业务、隐匿直播平台的佣金收入、虚假申报相关资料等。

3.3.3 带货主播打赏收入认定多元化

“粉丝”打赏作为直播带货主播的重要收入来源,不仅金额较大,而且还牵涉收入性质多样化的问题。打赏收入的定性会严重影响主播的个税申报,比如赠与行为不用纳税,与劳务报酬和工资薪金相差甚远。

从形式上看,打赏收入似乎是“粉丝”对主播的无偿赠送,但从本质看, 这一行为是“粉丝”对主播所提供服务的付费。根据其定位不同,打赏收入也不同。第一,主播以个人的身份在平台获得打赏收入有两种情况:①主播直接与平台签约,有基本的底薪,打赏是提成;②主播不与平台签约,没有底薪,平台只抽取中介费。第二,主播成立工作室,与平台形成了合作关系,打赏收入分为两部分,按照一定比例分配。第三,主播与公司签约,签订劳务合同,打赏收入分为3部分,按照具体的合同条款分配[5]。

3.4 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

随着“互联网+”战略的提出,我国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根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发布的《2022年度中国电子商务市场数据报告》,2022年,我国电子商务市场规模达47.57万亿元,较2021年增长12.9%。与市场规模相比,电子商务财税贡献率稍显逊色。从2021年查处多起主播偷逃税案件及2022年整改后依然有主播偷税漏税可以看出,不少纳税主播主动纳税意识比较薄弱,存在侥幸心理,加之监管部门惩罚力度不够,增加了我国税收征管的难度。

4. 直播带货税收征管对策建议

4.1 建立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纳税申报制度税务机关应充分利用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平台,完善电子纳税申报制度,积极推行电子税收登记制度。第一,要确认统一的纳税识别号。网络主播拥有统一的纳税人识别号是纳税申报的前提,建议当主播注册时需进行实名认证,将其身份证号作为账号依据。主播根据纳税识别号,登录第三方涉税信息共享的纳税系统。关于纳税申报材料,主播可在申报系统内直接填写相关信息,并上传相关支撑材料。此系统与税务机关的系统是互通的,之后税务部门可通过软件系统,对已提交申请的纳税主体的各种登记信息进行集成分析。第二,规定纳税人必须到税务机关登记。税务机关要严格审核纳税人网上申报的交易事项并进行登记。这样

即使纳税人匿名登记,也不会对税务处理构成影响。

4.2 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健全代扣代缴制度

关于带货主播收入的税收代扣代缴问题,建议可将直播平台和第三方支付平台一起作为代扣代缴义务人。目前,第三方支付平台已成为大多数消费者的主流支付渠道,直播带货行业更是依赖于线上支付方式。第三方支付平台具有简单、快捷的特点,成为支付信息的直接获取者及税源的监控者,因此可将其将视为代扣代缴义务人。具体做法是,利用信息技术获得现金流量数据,由支付平台系统自动计算得到用户充值到平台的最终金额,即充值金额减去应缴纳的税款,此时平台履行代扣代缴税款义务。这不仅有利于保护用户、主播、平台隐私,而且能减少税收征管成本,提高征管效率。

4.3 规范收款账户,明确收入来源

为了明确收入,税务部门可将履约义务与控制权相结合,规范控制权的转移比例。对于直播平台上的虚拟物品会计处理,可规定用户购买虚拟物品之后收入确认没有时间限制;对于直播带货行业中较为普遍的7天无理由退货的售后会计处理,需要确定合理的退货率,无须等到退货期满再确认收入。关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税务部门要求企业或个人增加具体的收入认定书,防止带货主播将个人所得税转化为企业所得税,通过银联系统快速掌握主播的实际收入,通过统一进账平台减少处理实务时的争议,堵上直播带货行业税收征管的漏洞。

4.4 完善纳税信用等级制度,加强税收宣传力度

完善纳税信用等级制度,将其与纳税人的日常征信信息挂钩,并在征信等级较低时,出台一些限制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侥幸心理。关于纳税主体的纳税意识薄弱问题,税务部门需要持续加大税法宣传力度,增强各主体的纳税意识。第一,在直播平台上设置和该行业有关的税收法律学习模块,明确规定带货主播必须学习,并且安排考试,等考试通过之后,才能开展相关业务;第二,发挥新媒体的优势,通过官方账户推送相关税收法律知识,不断加强税法宣传与教育,引导纳税主体从“被动地遵循”变为“主动地遵循”。

5. 结语

近年来,直播带货模式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给税收征管带来了挑战。现有直播带货模式存在相关税收制不完善、收入确认条件模糊、带货主播及相关纳税人纳税意识淡薄等问题。建议税务部门合理利用第三方平台,独立、高

效地完成各项工作,健全直播带货行业税收征管制度;同时利用多种方式,加大税收宣传力度,使得带货主播、直播平台及相关纳税人在合法合规基础上保持对监管风向的敏感性。希望以上建议能优化我国直播带货行业税收征管体系,促进直播带货行业有序发展。

中国农村人口现状及生育意愿问题研究

周绍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①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其中人口发展问题,尤其是农村人口问题,已经显现为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的议题。该问题时刻影响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城市化进程稳步推进,但2022年我国农村仍旧有4.91亿人口, 占全国总人口的34.8%,其意义不容忽视。我国人口形势正在经历深刻变化,其中农村人口发展呈现出独特的复杂性。具体而言,农村人口总量持续减少,由2000年的8.08亿人降至2022年的4.91亿人,减少约39.2%。②与此同时,农村地区还面临一系列挑战,如“空心化”“老龄化”和“少子化”,以及因人口迁移引发的人户分离、空巢现象和性别比例失衡等问题。这些挑战共同反映了我国农村人口的复杂现状。

“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③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为积极应对人口挑战提出的战略目标。这一战略目标从生育议题着手,对破解我国农村人口问题有重要意义。历史上,农村地区受计划生育政策和地域文化特色的双重影响,其生育意愿和生育水平长期高于城市。但近年来,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引发了这一趋势的显著转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到2020年,中国农村地区0岁至4岁幼儿数量占全国同年龄段幼儿比例已低于农村全年龄人口占全国比。①不仅农村生育水平大幅下降,全国生育率同样面临整体低迷的问题。事实上,我国已成为全世界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仅为1.3。②根据“低生育率陷阱”理论,一旦总和生育率低于1.5,扭转生育率下降趋势将非常困难。③因此,对我国而言,制定有效政策提升生育水平,破除生育意愿和生育数量所面临的障碍,变得尤为紧迫。而缘于过去生育率相对较高、人口基数大的属性,农村地区自然成为提高全国生育水平的关键突破口。

在此背景下,本研究致力于解答如下问题:第一,我国农村当前的人口态势和生育状况如何?其中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和冲突?第二,农村生育意愿的转变有何特征?第三,农村育龄人口如何认识我国的鼓励生育政策?为此,本文将深入分析2000年至2020年期间历次人口普查、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2021年

共青团中央青少年生育配套支撑政策调查数据,④回答上述问题,并为我国农村人口发展、乡村振兴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政策建议。

一、中国农村人口状况

(一)中国农村人口总量分析

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我国农村人口总量呈现逐渐下滑的态势。2020年的数据显示,农村人口约为5.1亿人,相较于2000年减少了约2.7亿人,降幅达35%。在这20年间,农村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从63.1%下降至36.2%,降幅约为27个百分点(见表1)。

然而,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不同省份和地区明显不同。例如,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西藏、云南、甘肃和贵州等地,农村人口比重依然较高。比较而言,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天津和广东等地区,农村人口的占比则明显偏低。从农村人口减少的速率来看,

⑤安徽、江苏、浙江等东部省份的农村人口减少更快。总体来看,西部地区的农村人口占比较高,城市化进程相对缓慢。

我国农村人口的变化受多重因素影响,其中不同世代人口数量的变化值得关注。表2中2000年、2010年、2020年各世代农村人口的数量及变化,揭示出我国农村人口在自然变化和机械变化两个层面的演变特征。较早世代的人口数量变化更多地来自人口的自然变化。例如,2010年的“30后”农村人口相比于2000年减少了36.2%,2020年的“40后”农村人口相比于2010年减少了29.4%,其主要原因在于人口自然死亡。对“80后”“90后”和“00后”而言,人口数量的显著下降更多地受到人口机械变化的驱动,其中以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为主导。特别是在2000年至2010年间,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被视为提高生活水平的主要途径,这成为“80后”农村人口大量流出的重要原因。在随后的2010年至2020年间,“80后”“90后”和“00后”农村人口外流进一步加快。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我国农村人口总体数量的快速减少。

(二)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分析

随着农村人口数量的显著减少,我国人口结构也呈现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农村地区呈现出明显的人口“老龄化”特征,青壮年劳动力大幅减少。表3显示,2000年至2020年间,60岁及以上的人口比例稳步上升,占比从11.0% 提升至23.8%。与此同时,20岁至44岁劳动力的占比逐渐减少,从39.8%下降至

27.6 %。

第二,农村地区正在经历“少子化”,童龄人口逐渐减少。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农村0岁至9岁的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4.1%减少到了12.3%,并且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第三,农村地区的人口性别比例失衡问题日趋严重。从2000年开始,男性人口在农村中的数量持续超过女性,到了2020年,性别比甚至上升到了107.9, 特别是农村人口中15岁—19岁、20岁—24岁、25岁—29岁几个年龄段的性别比分别为126.3、123.2和120.9,显著高于平均水平,并远高于2000年和2010年同期水平。

综合考虑,我国农村正同时遭遇“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双重压力,并伴随着性别比例的失衡,给农村地区带来了诸多挑战:首先,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意味着可能出现劳动力短缺,会对农村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例如,在农业发展中,劳动力“老龄化”可能使生产效率降低,同时老年农户的自发性土地流转意愿较弱,①这可能进一步加剧农村土地撂荒的问题。其次,农村的养老和社会福利负担加重。随着年轻人口流入城市,农村老年人接受的家庭照护可能减少,从而给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带来更大压力。此外,农村地区人口性别比失衡直接引致了农村适龄人口的婚配难题。

二、中国农村生育状况

以上对我国农村人口总量和结构的分析,揭示了我国农村当前在人口生育方面遭遇的重大挑战。本文进一步针对中国农村的生育问题进行解析。生育问题也是影响人口结构变迁的重要因素。

(一)中国农村人口生育情况

表4为我国农村人口婚育相关指标,基于这些指标可以有如下发现:

我国的农村新生人口始终是全国新生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我国农村人均生育率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均高于城市。从2000年至2020年,农村人口的生育比例从11.0%增加到了14.0%,且始终明显高于全国人口的生育比例。此外,在2020 年之前,农村0岁—4岁人口占全国比始终高于农村全年龄人口占全国比,两者差值在2010年一度接近10%。此外,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农村地区的平均生育率及生育意愿提高,结婚率保持稳定。

尽管如此,农村的生育状况正遭遇新的困境,即生育潜力减弱。首先,农村人口生育比的增长空间在逐渐缩小。尽管农村人口生育比呈现出上升趋势,

但与2020年全国人口生育比的11.6%相比,农村人口生育比的14.0%已属较高水平,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其次,从农村婴儿数量变化趋势来看,2000年至2020年间,农村出生婴儿数从934.5万人急剧下降至469.2万人,婴儿占农村人口比从1.2%降至0.9%(见表3),农村婴儿占全国人口比也从0.8%大幅降至0.3%

(见表4)。将农村出生婴儿数分解为全国总人口数、农村人口占全国比(全年龄)、农村育龄人口占比、农村育龄女性占育龄人口比、农村结婚率和农村生育意愿的乘积,①可以发现,农村出生婴儿数量的下降是总量和结构两类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②第三,农村对全国生育率的贡献正在减弱。2020年,农村新生人口的引领作用已经出现了逆转,农村地区0岁—4岁人口占全国0岁—4岁人口比从2000年的67.9%下降至2020年的36.0%,降低了31.9个百分点,已低于农村全年龄人口占全国比。相比之下,农村地区65岁以上人口占全国65岁以上人口比在2020年达到47.4%,仍然高于农村全年龄人口占全国比,虽然相对于2000年减少了19.2个百分点,但其下降幅度不及0岁—4岁年龄组。这表明我国农村的生育率贡献大幅削减,同时“老龄化”程度日益加深。农村地区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高于农村全年龄人口占全国比,这意味着农村地区的“老龄化”问题比城市更加突出,使得农村地区在劳动力供给、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面临更大压力。

(二)中国农村育龄人口结构

农村生育问题受到育龄人口城乡流动的影响。自2000年开始,农村育龄人口在全国育龄人口中的比例从59.4%下降至2020年的29.9%,这一比例普遍低于农村全年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见表4),说明我国农村育龄人口持续流向城市地区。

现阶段,我国农村育龄人口结构也呈现出年龄和性别比明显失衡的特征。在年龄结构方面,我国农村育龄人口表现出“大龄化”的特征:30岁以上人口明显多于30岁以下人口,且作为生育主力的年轻人数量在减少(见图1)。在性别比方面,以2020年为例,各年龄段的男性育龄人口均超过了女性,特别是16 岁—21岁农村人口的性别比已达到125%以上(见图1)。从2000年至2020年,各年龄段的女性比例持续下滑(见表5)。由此可见,农村育龄女性的结构性问题日益显现,主要表现为育龄人口中年轻女性比例的逐步下降。

(三)中国农村人口初育年龄情况

生育行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除了宏观政策环

境、微观家庭决策等因素,生育行为同样受到生育年龄等方面的生理约束。生育这一现象,兼有数量、时间和性别的“三维性”。①初育时间的选择会对整体的生育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探寻并理解初育时间的变化规律对于预测未来的生育水平和模式至关重要。

如图2所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受教育年限的延长,我国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呈现持续上升之势,并且上升速度逐渐加快。这不仅揭示了社会经济变迁对生育行为的影响,同时也指向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生育难题。2015年数据显示, 城市地区女性的平均初育年龄已经超过28岁,而农村女性也突破了27岁。值得关注的是,农村女性与城市女性在初育年龄上的差距正在降低,这也表明城乡女性在生育行为上的趋同。

初育年龄的不断推迟对于农村人口生育具有负面影响。过度推迟初婚初育年龄也会使女性错过最佳生育期甚至无法生育。①当前,我国已经逐步放开生育政策,这对提升生育水平具有正面影响。然而,女性初育年龄的延迟无疑也会降低生育政策放开对提升生育率的作用。

三、中国农村生育意愿与生育观念

人口生育水平是生育意愿的反映,而生育意愿受到生育观念的影响。人口学家常常使用“意愿—行为”模式分析生育水平。邦戈茨(Bongaarts)的生育水平与生育意愿关系理论指出人们的生育意愿到实现生育行为结果的过程受一系列因素的影响。②通过了解个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观念,可以预测个人的生育行为,进而预测整体人口的生育水平。

(一)生育意愿

生育意愿是个人在生育子女方面的愿望和要求,体现在对生育孩子的数量、时间、性别、素质等方面的期望,其中以数量最为重要。③表6展示了中国各省农村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情况,④可以发现我国农村生育意愿表现出了如下三个明显特征:

第一,我国农村整体生育意愿偏低,地域、性别间存在差异。总体上,我国农村平均生育意愿为其中,宁夏、广西与海南的农村人口生育意愿最高,分别为2.04、1.96和1.96;上海、内蒙古与江苏最低,分别为1.41、1.49和1.49。就性别而言,男性生育意愿普遍高于女性,两者平均生育意愿分别为1.78和1.64;只有内蒙古、山西、湖南三个省份农村的女性生育意愿高于男性。综合考虑省份与性别差异,甘肃、贵州、黑龙江的农村男女生育意愿差异最大,分

别达到了0.43、0.39和0.41;而新疆、湖南和云南的农村男女生育意愿指数几乎不存在差异,我国农村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且总体走低。究其原因, 人口结构的变化、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婚姻意识的变化等因素均有重要影响。同时,“不愿生”“生得起,养不好”等现实问题以及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也值得关注。

第二,不同世代群体生育意愿差异大。如图3所示,我国农村不同出生年份群体的生育意愿存在如下趋势:一方面,整体生育意愿先下降后上升。1990年出生群体的生育意愿约为1.7,2000年左右出生人口降至1.5以下,随后迅速回升至1.7以上。这种趋势主要受生育政策调整以及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也随出生年代而呈现扩大的现象。1995年之前出生群体生育意愿的性别差异较小,但此后这一差异明显扩大。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是形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此外,女性社会角色和地位的变化也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如女性在婚育市场中的地位较低以及家庭母职惩罚等都导致了1995年后出生的女性在考虑生育问题时更为谨慎。

第三,生育意愿总体上随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而下降,但研究生群体生育意愿较高。贝克尔(Becker)较早地讨论了家庭生育成本对生育数量决策的影响。

①随着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参与率的上升,生育机会成本逐渐增加,导致她们的生育意愿随之降低。这种关系也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②从图4中可以发现,我国农村育龄人口生育意愿也从小学学历的1.87降到大学本科学历的1.56。从性别差异的角度观察,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女性的生育意愿下降幅度较为明显,比具有高中学历的女性少约0.17;且高学历女性的生育意愿总体低于男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生群体的生育意愿达到1.76,明显不同于高学历群体的总体情况,这可能是由于其通常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从而更有能力承担子女带来的经济压力和其他相关成本。

(二)婚育观念

我国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与婚育观念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新一代青年更加关注婚育在情感和价值方面的重要性。图5详细地反映了2021年农村不同出生年份群体对于婚姻的态度。数据显示农村育龄人口对婚姻的认同程度随着出生年份呈现下滑趋势,而爱情和相伴逐渐成为了其主要的追求目标。超过三分之一的育龄人口不再视婚姻为生活中的必需,展现出对结婚更为开放的态度。这

种态度在不同性别和不同世代间存在显著的差异。从性别差异来看,女性比男性对婚姻的认同度低。具体地,超过60%的男性认为结婚是生活中的必需,而在女性中这一比例不足45%。在代际对比方面,较为年长的群体普遍对婚姻持有较高的认同感,但新一代特别是女性群体的婚姻认同程度显著降低。例如,1980 年出生的农村女性中有超过70%的人认为结婚是必需的,而2001年出生的农村女性中,这一比例不足20%。总体上,各出生年份的农村女性对于婚姻的认同度均显著低于男性,且这一差距随着时间变化呈现扩大趋势。

从农村育龄人口对婚姻目的的认知来看(见表7),可以发现超过40%的受访者认为婚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爱情”。“为了爱情”“为了有稳定的性伴侣”以及“避免孤独,有个依靠”成为农村人口观念中婚姻的主要目的,三者占比均超过50%。与此同时,相较于男性,女性更加重视“有了经济依靠”和“保障自己未来的养老”等经济性因素。

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个体的婚姻观念与生育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不同于传统观念,个体对于婚姻与生育的认识不再局限于经济因素。特别是,女性的经济独立能力增强,其生育意愿也随之下降。

进一步地,本文对生育观念进行分析。图6和表8清晰地展示了我国农村育龄人口生育认同的性别差异和代际差异,这些差异与婚姻认同差异显示出类似的趋势。在生育目的方面,超过一半的育龄人口认为“孩子是爱情或婚姻的自然结果”(74.84%),这表明农村育龄人口在生育上更具现代意识,而代表传统意识的选项,例如“延续血脉、基因”(68.23%)和“保障自己未来的养老”

(64.56%)等因素也受到重视。从性别差异来看,女性对上述生育原因的认同普遍低于男性,但是在“实现父母长辈的愿望”和“遵从社会规范或习俗”等方面则有比男性更高的认同度,这表明女性虽然在传统生育观念的认同度上低于男性,但是更加受到家庭压力和社会压力的影响。

四、中国农村生育促进政策认知

促进生育不仅需要调整生育政策,同时也需要一系列促进生育的社会政策的实施,而社会政策的有效性与个体对于相关政策的评价紧密相关。其中,以医疗卫生、儿童托育以及妇幼保健为核心的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构成了家庭生育决策的主要方面。①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可获得性对家庭生育意愿及决策有显著影响。农村流动人口受到的影响更加显著,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更有可能在缺乏相应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的条件下选择延迟生育。从女性人力资本

的角度分析,高人力资本的女性并不缺乏生育意愿,然而,在生育意愿到实际生育行为的转化过程中存在诸多顾虑。②生育支持类政策介入的主要目的在于减少“想生”和“不敢生”之间的张力,它与育龄夫妇在考虑生育时面临的经济压力、时间成本以及与职业发展的冲突等问题息息相关。③因此政策的制定应当以育龄夫妇的生育意愿为基础,以缩小生育意愿和生育计划的差距为主要着力点。实际上,在农村人口生育状况、生育意愿和婚育观念剧烈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已经陆续推出了一系列促进生育的相关政策。因此,认识农村育龄人口对这些政策的态度及观点对理解其生育意愿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深入讨论了当前我国农村育龄人口对促进生育相关政策的评价(见表9和表10)。

从各种社会政策来看(见表9),住房养老政策和就业政策对促进生育具有较为明显的效果。认为养老相关政策(例如为老人随迁提供支持)、住房相关政策(例如为新婚夫妇、多子女家庭提供住房保障)有帮助的农村育龄人口占比均在60%左右,认为提高工资水平有帮助的农村育龄人口占比超过60%,其中认为工资政策“非常有帮助”的占比超过40%。住房、养老和就业政策在促进生育方面的积极作用也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支持。④这也表明基本生活状况是影响个体生育决策的重要原因,如果社会政策能够改善个体的生活状况,就有助于提升其生育意愿。提升育龄人口对结婚和生育的社会价值的认知可以起到促进生育的积极作用。其他与减少育龄人口生活压力相关的政策,如规范“996”现象、整治婚嫁陋习等政策也能够进一步释放农村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

生育、养育与教育成本往往是影响个体生育决策的直接因素。从个体的服务类生育政策评价来看(见表10),有如下发现:首先,生育方面,超过60%的农村育龄人口认为“多孩生育津贴”对促进生育具有重要作用。其次,养育方面,各种有助于提高养育质量的社会政策与社会投入也对促进生育具有积极影响。超过50%的农村育龄人口认同“3岁—6岁幼儿园教育普惠化”相关政策的作用。最后,教育方面,提供免费、高质量的教育、消除“教育焦虑”被认为对促进生育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免费普及高中教育”最受农村育龄人口认可,认为该政策有作用的人数占比超过55%。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人口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基础,农村人口发展是我国人口发展的重要方面。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及生育配套政策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村人口及生育问题进行研究,主要研究发现如下:第一,我国农村人口规模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

且存在“老龄化”“少子化”和性别比失衡等问题;第二,农村育龄人口——

—特别是年轻群体和女性———不断向城市迁移,导致农村地区生育潜力日益衰退;第三,随着教育发展和婚育观念转变,农村人口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而且在不同地域、性别、世代间存在明显差异;第四,在促进生育的相关政策中,农村育龄人口最为关注的是住房、养老、就业政策以及针对多孩家庭的生育津贴和推动教育公平的举措。

2035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预计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5%左右,届时农村人口将在3.5亿人左右,相当于美国当前的人口总量。未来我国农村人口发展需要有效应对当前农村人口发展所面临的“老龄化”“空心化”与“少子化”问题。客观地讲,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农村地区人口“老龄化”会更加严重,农村人口总量的减少也必然使得部分农村地区出现更加显著的“空心化”现象。因此,提升农村人口生育水平抑制和改善“少子化”问题以及应对“老龄化”和“空心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促进我国整体人口发展质量具有积极作用。基于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以及旨在促进农村人口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本文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以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应对农村人口“空心化”。要基于不同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潜力和人口基础,在空间上科学布局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要重点支持那些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产业聚集人口能力强的农村地区,以产业发展为牵引吸引人口回流,进而增强提升农村地区生育的人口基础;对于产业发展基础薄弱的农村地区,要积极加强各类公共服务的保障能力。

其次,加快补齐农村养老社会服务短板以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未来农村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持续上升是客观趋势,应切实落实《“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积极拓展农村养老服务空间,提升医疗服务保障水平,大力发展农村互助式养老服务网络,因地制宜实现对农村有意愿的特困老年人的集中供养,夯实农村养老兜底能力,逐步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安”。

第三,完善农村生育水平的政策激励体系以应对农村人口“少子化”。除了通过农村产业发展留住育龄人口以外,还需要通过积极的社会政策充分挖掘农村生育潜力。相关政策的制定应充分考虑不同区域、年龄、性别的育龄人口的生育意愿以及对于生育促进政策的需求。相关政策涉及生育、养育和教育等方面,其中包括:倡导有助于乡村社会发展的婚育文化,引导农村育龄人口树

立文明、健康、理性的婚育观和家庭观;拓展深化生育关怀,完善农村生育服务体系以提升优生优育水平,推进落实农村居民生育保险保障制度,建立对生育多孩家庭的阶梯式生育津贴补助机制,降低农村地区家庭生育负担;构建社会服务体系,帮助解决农村婴幼儿照护、儿童早期发展、婴幼儿医疗服务等难题,提升对农村婴幼儿成长与发展的社会支持能力;必须充分认识到女性对于农村社会活力的根本性支撑作用,为此需要积极为妇女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赋能和创造机遇,这包括制定旨在促进农村女性职业发展的计划,充分发挥妇联、工会、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在促进妇女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广泛吸纳各类社会资源为乡村女性提供覆盖范围更广、质量更高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对于女性生育后再就业给予积极的就业援助,消除农村育龄女性对于生育后就业的担忧。

自贡市赵化镇、安溪镇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讨

四川轻化工大学人文学院 王得宇

资源整合,深化区域文旅资源开发是实现“1+1>2”效能的有效途径,可极大地提升区域文化旅游经济发展差异化竞争力。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带动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要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需要。物质文明的繁荣必然带来精神文明的需要增加,文旅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明消费需求的重要方式,尤其在当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文旅产业必将迎来新一轮发展热潮。

历史上赵化-安溪区域原同属赵化地区,历史渊源深厚,地理区位接近,有“千年赵化秀美安溪”之称。以核心古镇面积计算,赵化镇位列为自贡市五大最美古镇之一,是自贡市乃至川南地区重要的古民居集聚地,于2010年2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批准设置的第五批国家级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之一。与之毗邻的安溪镇,是自贡市富顺县的农业先锋、排头兵。该镇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发力特色农业产业链,在对接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深化产业发展的工作中,坚持“农业立镇、工业强镇、三产兴镇”的发展思路,深入实施乡村振兴“三千一万”工程加速农业产业化发展。近年来,粮食产量稳定增长,打造出“百亩核心区”、沿公路“千亩示范片”,同时还拥有着自贡市区域内极罕见的天然喀斯特地貌溶洞,这两处溶洞因为其秀丽的风光和奇特的溶洞造型被当地人命名为仙女洞和天鹅洞。

一、赵化、安溪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现状

2. 赵化、安溪镇区域接待人次有待增加

富顺县一共两个4A级景区,分别为4A级赵化古镇和4A级文庙西湖景区,赵化古镇和同级旅游景区的接待人才和门票直接收入上存在较大差异,如表1所示。

赵化古镇虽然被评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但是知名度相对较低,旅游接待数量低于富顺县的文庙西湖景区。因此可知赵化古镇及其相近的安溪古镇接待游客数量较少,知名度不高,旅游产业发展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从收入来源来看,微信 323 1169 整理,赵化古镇免门票,其主要营业收入来源为古镇餐饮、住宿、采摘节等衍生产业。

3. 赵化、安溪镇区域旅游收入未达到预期

富顺县有“一古城四古镇”的文旅资源,4A级旅游景区仅有赵化古镇和文庙*西湖景区,2023年富顺A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472.6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45.82亿元,赵华、安溪区域旅游综合收入有所提升,但整体还有上升空间。

4. 赵化、安溪镇旅游产业发展成绩显著

2022年,赵化镇成功引进了5家综合一体化商贸公司,经营范围涉及销售、餐饮、零售、住宿、旅游发展。2022年2月,赵化镇成功创建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面接待游客34.7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营业收入513.44万元,开发的“旅游+研学”、“旅游+乡村振兴”等特色旅游专线,吸引了众多研学旅游者, 每日平均可接待400余名研学学生。安溪镇知名度较低,开发程度较低,但是由于其历史上与赵化的辖属关系,投资赵化镇的旅游公司也优先考虑安溪镇,一定程度上实现游客共享,有效推动着整个赵化、安溪区域的旅游产业发展。

二、赵化、安溪旅游业发展困境成因分析

旅游业是典型的第三产业,而第三产业较第一二产业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波动性大的特点。自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以来,世界旅游业遭受重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的统计数据,2020年国内旅游总人数为28.79亿人次,同比下降52.1%,国内旅游需求也显著地下降。文化和旅游产业本质上是依靠“人”这一关键要素发展的产业,它的兴旺与否,与人员的流动状况紧密相关,而屡有反复的新冠疫情使得人员流动状况得到了极大的制约,进而极大阻碍了旅游经济取得进一步发展的进程。以我国著名的旅游大省云南为例,2020年云南省政府工作报告显示,当年云南全省实现旅游总收入达11000 亿元,而在一年后的2021年,云南省全年全省共接待游客5.29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477亿元,相较2020年仍有约5000亿的巨大差距。尽管如此,在我国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消费仍是经济增长的第一驱动力。我国国内旅游市场是新“双循环”发展格局下的重要内容。如何在通过打造特色旅游业,激发消费潜力,提升旅游业的稳定性,这是赵化-安溪旅游业发展的一道必考题。

2. 旅游业创新发展效能需进一步提升

旅游业是严格意义上属于交叉型产业,是当下社会经济发展条件中使文化价值转变为经济价值的重要依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强调的新发展格局是在未来一个历史阶段建设、打造文旅产业的重要方向。新冠疫情在客观上为文旅产业发展积蓄

了一定的消费需求,促使游客逐渐产生了“在地性文化旅游”和“非在地性文化旅游”的消费习惯。这样的新形势给文旅经济发展既创造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具体而言,在地性文化旅游主要指的是人们走出家门,出现在旅游目的地, 切身体验旅游目的地的风土人情的旅游方式;非在地性文化旅游是指突破时间和地理空间的束缚,可以不用具身在场,便同样享受相关文化旅游产品和服务的新兴旅游方式。比较而言,在地性文化旅游表现形式较为传统,非在地性文化旅游则相对新兴。在当前5G、元宇宙等数字化科学技术不断为传统产业赋能的当下,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文旅产业的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非在地性文化旅游在当下还属于一个较新的命题,有着极大的发展前景。解决了当前我国文旅资源向高质量产品创新转化不足的问题。对于赵化-安溪区域而言, 这样的创新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如何避免严重的同质化“内卷”,二是如何将促进科技成果向文旅产业的创新性转化。仅以自贡市为例,自贡市具有悠久的城镇发展历史,人文旅资源极其丰富,市内不乏名人故居、名家书法等文化旅游资源,古镇聚落数量较多,仅相对知名的文化古镇就有仙市古镇、艾叶古镇、牛佛古镇、三多寨等,但还暂未出现类似宜宾李庄古镇在国内乃至国外具有重大知名度的文化古镇。一方面这展现了川南地区人文旅游资源的丰富,但在一方面也体现出该地区文旅经济竞争激烈,创新性因素将成为该地区范围内文旅产业能否出圈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一考量,赵化-安溪区域可以将非在地文化旅游等新的文旅经济发展形式纳入考察范围,将其作为新的文旅经济增长点进行培养。

3. 区位条件限制

根据一般区位条件评价方式及相关产业接待能力分析,赵化—安溪区域目前所吸引的消费对象主要针对周边地区城市的居民,包括自贡市、泸州市和宜宾市在内的相关地区,且主要消费类型是休闲自驾和研学文旅消费。但更进一步分析,距主要客源地距离、道路等级、服务设施建设情况都对地区文旅产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在距离客源地距离方面,赵化镇、安溪镇两地距离主要客源地自贡市区道路距离均超过50千米,即便距离富顺县城也均超过30千米,道路距离较远,严重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在道路等级方面,沱江总体航运能力较欠缺,赵化、安溪两地主要依靠公路交通,但目前仅有一条省级双向两车道公路联系着两地的对外交通,且多弯道,道路等级对文旅产业发展产生了

一定影响。在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对相关的街区设置、屋舍建设都有一定的要求,以赵化为例,在“十三五”期间,该镇推进了旅游基础设施综合建设工程,完成了滨河整治、古街立面整治、管网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一些知名文旅景点相比,仍存有一定差距。

三、赵化、安溪两镇旅游经济发展策略

2. 旅游资源“串珠成链”,赵化镇引领安溪镇发展

沱江串联起了赵化镇和安溪镇,并且两个镇在历史上同属于赵化区域,地理位置临近,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其相似之处。因此,应当利用沱江将赵化和安溪镇的文化旅游资源,包括古镇、农业观光区、江湖景区等连接起来,实施“串珠成链”的战略,通过旅游基础设施更完善、社会服务设施更完善并且知名度更高的赵化镇来引领安溪镇的发展,开发安溪古镇、安溪“小山峡”的旅游资源,依托赵化古镇景区现有的旅游基础设施体系和旅游功能布局,弥补安溪镇旅游基础设施方面的缺失。通过景点相邻的地理优势来丰富旅游项目和资源,从而增加对游客的吸引力。在实施“串珠成链”的战略时,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需要对每颗“珠子”进行打磨,提升其本身的旅游吸引力,大力建设“赵化-安溪”古镇景区,推动赵化古镇、安溪古镇、沱江游轮、橘园、康养小镇、豆花小镇的建设。第二步则是通过沱江,以沱江未线,串联赵化、安溪所有的旅游资源,整合形成新业态,为游客提供“两天一夜”“三天一夜”的旅游路线,提高旅游便利性和旅游项目多样化水平。

3. 推动产业融合,促进多产业协调发展

(2) 农业与旅游业的深度融合

赵化和安溪境内有依山傍水的山水美景,安溪镇的“尖山坡”“小三峡” “仙鹅洞”等景点具有较强的观光价值,藤梨产业、砂糖橘种植规模等较为庞大,具有较强的经济价值。因此,可以将藤梨种植园观光、采摘和泛舟沱江的旅游项目结合起来,打造“藤梨观赏和采摘+小山峡竹筏观光”的特色项目。每年藤梨开花的季节,开展梨花观赏活动,竹筏观光项目与之配合,在沱江上、竹筏上观景。在藤梨成熟后,游客到种植园摘藤梨,品尝藤梨,通过旅游来带动农业增收,通过观光农业来促进当地旅游行业的发展。

(3) 组织开展古镇美食文化节

特色美食成为了当下全国各地游客选择旅游目的地时的重要参考因素。基于赵化、安溪镇农业产业的发展状况,应当的统筹利用全域资源,将美食资源

和农业连接起来,将旅游产业和美食联系起来,除了定期组织开展藤梨和砂糖橘品尝活动时,还可以组织开展古镇美食文化节。赵化镇和安溪镇相互联动,以地方特色美食为基础,设计和推出各种以本地特色产品为基础的美食,比如了果条粉、鳌山猪脚等,并且宣传相应美食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构建“农业+文化+古镇”的融合发展体系。

4. 加快文化研学项目建设,促进特色项目落地实施

(2) 完善两地研学旅游基础设施

文化研学项目是富顺县最重要的文化旅游项目。因此,赵化、安溪镇应当加快研学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更具有地域特点和历史文化底蕴的研学旅游路线、研学住宿和营地。例如,建设“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的故乡游学路线;加快“一江两岸”赵化文化旅游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将沱江两岸的文化旅游资源和自然风光结合起来,形成采风步道。此外,还可以在赵化、安溪两地建设联动的“少年强”研学营地,两地分别建设配套的展览馆、教育设施,搭载国家级研学营地,促进赵化、安溪古镇营造更浓厚的文化育人氛围。

(3) 打造特色民宿和酒店

赵化和安溪古镇可以加速推动特色餐饮服务体系的建设,特别是打造特色民宿和酒店,使得民宿和酒店也能够延伸赵化、安溪的旅游资源与文化资源,鼓励当地人在沱江风光带、赵化古镇、安溪古镇等打造和运营特色的民宿,实现民宿和酒店的本土化与特色化发展。与此同时,适当引进商业化运营企业,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提升本地民宿酒店服务的专业化水平。

5. 深入挖掘两地文化资源,促进文创商品和文化活动的融合

(2) 设计特色文创商品

赵化和安溪镇应当大力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和民俗资源,以赵化和安溪镇的历史、风俗、特色古建筑、沱江风景等为背景,设计文创产品,与当地奶茶品牌、本地入驻的连锁奶茶店铺推出特色的联名款和周边,比如雪糕、甜筒、冰箱贴等常见的文创商品,丰富来赵化和安溪旅游游客的体验,有效解决赵化和安溪古镇旅游体验项目和消费项目较少的问题。

(3) 定期举办文化活动

赵化和安溪镇应当定期举办文化活动,来增加两地知名度。根据赵化和安溪的特色,以宋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和沱江为依托,举办汉服巡游活动。为了凸显差异性,可以将传统服饰框定在宋明清时期,还原历史时期赵化、安溪镇的

面貌,让游客有穿越千百年的真实感。在中秋节、元宵节等举办灯会、赏诗会, 有效展现赵化和安溪镇的历史文化内涵。

6. 构建“网红打卡+保留特色”的新文旅发展模式

(2) 打造便捷的“网红”打卡地

赵化和安溪镇的古镇特色鲜明,赵化古镇有“八街四巷”“九宫庙”“六码头”“九口十八滩”,安溪镇有小河街、石板路、坝坝茶和石磨豆花,附近临近的景区还有青山岭。基于此,可以在相应的地标建筑打造“网红打卡点”,利用本地的优美景色,基于构图设计,选择合适的地理位置建设“打卡点”,保证“出片”率。

(3) 创新数字化营销宣传模式

创新营销宣传模式,开通抖音、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社交账号,定期发布高质量资讯和旅游推文,介绍相应景区的风光,邀请网红到地旅游,以“小众出片”为宣传点展开宣传,打造“经济实惠”、“小众”的旅游名片。另外,两地旅游景区还需要从“人”“物”“景”等多角度展开营销,建立本地网红培养计划,拍摄高质量短视频,从而有效提高赵化镇和安溪镇知名度,吸引更远距离的客源,有效优化两地旅游经济结构和收入来源结构。

四、结语

在赵化-安溪区域旅游业转型发展中,可以通过深入发掘区域文旅资源优势、进行区域文旅品牌打造、不断扩大文旅经济循环空间等手段,使旅游业成为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成为该区域在新发展格局下的一张新名片,并进一步发挥巨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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