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析百年党史文化的真正养分

窥析百年党史文化的真正养分

姓名：余伟

单位：达州市通川区复兴实验学校

摘要：以百年党史文化中提炼出的政治文化养分、思想文化养分、生活文化养分呈现给世人，以期他们在能量补充时懂得理性的取舍。

关键词:政治文化养分（信仰至上、权力唯公、操守纯正）思想文化养分生活文化养分

时值中国共产党党史100年交汇期，执笔，既是时间的选择，也是心意早有的决然。这里用“窥”表述，就不得不简叙一下过往的一个小插曲：那是在1994年大学临近毕业之际，为了给自己并不圆满且已颇有污名的大学生涯找到一些漂白的东西，毅然决定从本系创办以来首届实行毕业论文并答辩上寻找突破口，所幸在那届毕业生论文评选及答辩中，我成了唯一的两名人选之一。我当时的论文题目是《政治生态建设刍议》。时隔多年后，我偶有翻看这篇文章，看一次自惭一次，觉得不好又具体说不出有哪里不好。微感欣慰的是对“政治生态”这一概念的提出，当时没有承袭任何文献，就当原创吧。而近年来，这一概念竟然上升到国家层面被反复提及，不由感慨：不经意间也可能触碰到上层最敏感的神经。此处用“窥析”二字，大致可反映我此时的创作心意：一孔之见以窥斑见豹。

中共党史的专门研究团队，何止千万，形成的理论成果用汗牛充栋来形容绝不为过。重复已有研究路径再来一次细密的梳理，实在汗颜。于是乎只能截取在我长时间“窥”之余挥之不去萦绕心头的片段加以原味奉上，以期望更多的我辈中人在补充能量的时候，稍加注意这份营养大餐。

那就正式进入主题吧。

片段一：政治文化养分

中共党史大体可分为两部分：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建设史。前者从1921年7月中共的成立起至1949年10月新中国的成立止；后者从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起一直到现在，且还在延续。政治文化伴随中共的成立而生，经历过蹒跚学步的幼年期，到遵义会议后进入成熟期。（注：部编2017年版历史教材八年级上册第十七课《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这样描述：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在政治文化形成发展上我也有这种认同。其实，中共的政治文化一开始就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以几组关键词来加以说明。

第一：信仰至上。这种信仰绝对有别于历史上任何一种诸如宗教、图腾式的崇拜信仰。因为中共所确立的信仰关注的是群体而不是个体，一下子拓展了人们的思维空间，进入到更高一层级的精神境界。试问：谁甘愿于在狭小的空间度日呢？在政治中植入这种信仰无疑非常具有奠基意义。这使得中共早期的开拓者们总是具备超越时空、超越亲情友情、超越生死的坚持，一次次在荆棘丛生的大地趟开一条条血路。最终细流成海，星火燎原。由此，我想起了1935年5月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那份从容与淡定；想起了1935年6月走向刑场用俄语高唱《国际歌》的瞿秋白——那份洒脱与超凡；想起了1936年冬在书有《梅岭三章》的石壁下的陈毅——那份自信与豪迈；更想起了早于他们的周文雍与陈铁军，在1928年2月面对敌人即将射来的子弹，庄严结婚时相拥而笑的甜蜜与坦然……，多么伟大的生命！多么崇高的坚持！这就印证了一条简单定律：信仰无敌。

第二：权力唯公。这个“唯”字很特别，它泛指在任何情况下，无论哪一层级都是一个样。它所指向的对立面是“私”。中共对权力的使用有着高度的自觉。早期可不象现在这样有庞大而复杂的监督机制。这份自觉从上至下，总是那样真实、那样亲切，随处可见，如春风拂面。有两个事例很小，但很生动，可说明这一点。一是红军长征中有位管军需的干部，名叫胡军，职务不算高（军需处长），但也算有职有权，他牺牲在长征的路上，牺牲原因是缺少服装没扛住寒冷的天气。因为他的心思全放在“公”上，他要时时处处做到利“他”而无“我”。真真切切的因公殉职！二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湖南毛氏宗亲进京恳请毛主席给予关照，对当时的毛主席而言，这是举手之劳，轻而易举之事，况且按人伦常理来说，他多少该还些人情债。可毛主席对所有凡涉及公权办事的，一概予以拒绝。因为他心里已揣着至高无上的“公”，宁肯背负被血亲、故交的误解，甚至圈内长期的“污名”也不假公济私。可见，我们的党是多么崇尚并践行秉公用权。

第三：操守纯正。在研学余秋雨先生所著《中国文化课》的过程中，很赞同他对文化的定义，即：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我尤其在意最后四个字“集体人格”。放眼百年党史，当目光再一次聚焦到那段峥嵘岁月，依旧能感受到那么多由集体人格所形成的强烈的巨束光环的拥抱。究其原因，我始终坚信：是集体共同的操守成就了这一切。这个操守是从政治层面讲的。若按照“政治”最简单的定义“管理众人之事”来划界，集体人格中的这个“集体”仅限于参与管理的人群。这里先做一个纵向对比来领略一下人格、集体人格的姿态与惊人作用力。1800多年前的东汉末至三国时期，曹操的头顶上贴上了权谋、淫威、霸术的标签；700多年前的明朝初年，朱元璋的头顶上贴上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免死，走狗烹”的杀良害忠的标签。再横向看一下同时期的蒋介石国民政府，追名逐利、争权斗狠、相互倾轧、彼此拆台的闹剧上演了一出又一出。这三则事例的背后，都深深打上了人格的烙印，有个体表现，也有集体表现，前两则呈现出人格的扭曲，不可避免辐射到其对应的集体，导致整个集体人格失重，后一则呈现出人格上的泛小人化，上不了台面，见不了阳光。且这三则都对各自的社会结构（政治生态）造成了长久难以修复的硬伤。而反观中共，虽然也有过短时的阵痛，但并未伤及主脉。因为中共始终把个人修为与政治修为融为一体，两者兼修，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没有蝇营狗苟，没有杀伐戾气，始终以一种不断自我超越的姿态，高标准、严要求待人处事以度己达人。职务升迁非我所意，功名利禄与我何干？正如习总书记在多种场合所言：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你看：“无我”、“不负”四个字，即拉宽拉高了操守的维度。

片段二：思想文化养分

有很多关于思想层级的分类，什么高贵、博大、先进、平庸、狭隘、肮脏等等，不胜枚举。这中间又有许多概念既抽象又模糊。其实大可不必搞得这么复杂，用“干净”和“不干净”、“实在”与“空泛”进行划分，简单明确，一目了然。百年党史中的思想文化养分正是以“干净”、“实在”作为第一视觉冲击呈显出来的。还是先做一个横向比较吧。比较的对象是与中共同时代的另一政治团体——蒋介石国民党组织。需要说明的是在国民党前加上蒋介石是为了区别国民党左派，以规避所有国民党都对号入座，另，此处比较与前文在个别概念上稍有重叠，但角度与意义大不一样。比较的时空就放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那一段吧。当时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多数官员喜欢在自己的办公府邸悬挂蒋介石画像，画像两侧有两列对称排列的文字特别引人注目：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也有官员悬挂的是孙中山的画像，而画像两侧对称排列的文字则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画像与文字其实就是为了起思想引领作用。可笑的是，众多与蒋某人为伍的官员们却把这样的思想引领演绎成了另一道风景：养三妻四妾，法古今“玩”人；大道之行，天下为“功”。当然，也有在悬挂孙中山画像中采用的是另一组排列文字：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可惜悬挂者也少有洞悉其中的真意。蒋介石本人很无奈，不过他无奈也属正常。因为他自己就不是很“干净”、很“实在”，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家务事，挥不去抹不掉的江湖气。1949年蒋大公子到上海的“打虎”之行最后以惨淡收场就是铁证。反观这一时期的中共群体，以实事求是、守正创新为思想引领，毛泽东在完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后，实现了人生最重要的思想转折性飞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方案，那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共高层，经过遵义会议，以极大的勇气进行自我革命，为全党全军奠定了高度统一的思想基础。实事求是和守正创新是一个既干净又明晰又具体可行的思想命题，既指向思想修为的方向，又提出了实践路径，比蒋介石国民党悬挂的抽象条幅是不是要好很多呢？

除思想上的实事求是和守正创新之外，中共对另一思想理念的引入也至关重要，即平等思想。这一思想理念可以说具有颠覆性和里程碑式的意义。在当时的中国，能如此大胆地把传统根深的等级观念从脑海深处和具体日常范畴中进行彻底切割，实在是超智慧决策。我们的党正是基于此迸发出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一次次化危为机、转危为安。“朱德的扁担”这一真实的故事情节即是对“平等”最好的注脚。而它也只是其中很小很小的一个缩影。可以想象一下，在红军长征时期，多少共产党高层与普通士兵同餐共宿，一样在饥寒交迫中顶风冒雪，徒步跨越一个个生命禁区之时，彼处的蒋介石敢相信吗？恐怕他想的是若是他也处于那种境况，翻雪山过草地时，是两人抬滑竿好呢还是四人抬轿子好。因平等使中共群体空前团结，从而合力朝着既定目标，无远弗届，铿锵向前。

而把目光转向当今，看一下《新形势下地方领导干部思想政治状况调查报告》（《党建大视野》下册，高永中主编）一文中罗列出的许多党员干部普遍存在的九大思想问题：共产主义理想有所淡化；大局意识、忧患意识不够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不够强；宗旨意识、公仆意识不强；作风不实，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民主集中制贯彻过程中“两少一突出”现象比较明显；党性修养和党性锻炼有待加强；精神状态不够振奋；生活作风和生活情趣不够健康。全是指向思想领域，分明是诊断把脉后开具的病灶合集。还好作者用语温和，说明病得不重，但已足够透视出党的肌体的健康状况。究其原因，是思想不干净了。这些党员干部少却了对营养东西的摄入，免疫力下降导致了邪毒入侵，因此在思想上清源固本已是现实切切需要。

片段三：生活文化养分

作为个体生命，生活不是全部，却是很重要的部分。生活中的细节往往能折射出生活本身的质量与诠释生命价值的最终意义。百年党史文化中，中共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所呈显出的全部生活细节，正是我辈时时需要进行能量补充的最佳养分所在。先从一个外国人陌生介入后的整体感受说起。埃德加·斯诺，一位美国记者，1936年来到延安，以其亲身所见、所听、所思、所悟写成《西行漫记》，此书又名《红星照耀中国》。这算是一部记实文学作品，但我更看重其中的史学价值。它有别于《马可·波罗行记》，毕竟前者是亲身经历，后者难免有作者凭空想象的成份。此书中，埃德加·斯诺笔下有很多鲜活个体的生活画面，包括中共高层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也包括不知其名的普通一兵、普通一民。这种对人物生活细节的记实描述，非常有亲切感，也有美学享受。不由使人联想到东晋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惬意景象。只不过不同的是，陶公是局促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延安的写意生活多了一份超越自我的职责与使命担当。在埃德加·斯诺看来，这里没有物欲的横流，每一个生命的个体自得其乐于简朴、简单的生活节奏中。延安是那时最亮丽的名片，引无数热血青年争相聚集。相信那些浩浩荡荡奔赴延安的人群，不全是为躲避战乱，找寻一块没有铁血的安身之所，也不全是奔着寻找马克思主义的终极信仰，一定多是为那里诱人的生活气息所鼓动，需要迫不及待去亲历，感受它滋养迷茫生命带来的心灵舒展和被压抑躯体的全部释放。

曾经有同僚和我探讨一个话题：蒋介石为什么会被毛泽东打败。我戏谑地归结为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这里所指的细节有很大层面是生活细节。你看蒋居住和办公的地方，要么官邸，要么行营，要么美庐，要么总统府，全是高大上，且蒋多是在楼上，与地面总有一段距离；而毛主席总是在窑洞、普通民居之间辗转，不是楼房，就在地面表层。因此“毛”始终比“蒋”更有生活品位、更接地气。即使到了北京，毛主席依旧坚持把自己直接定位在可以随时抬足便达的地上。两相比较，便得出：接地气者才会是最终的胜利者。

这个世界已经很精彩，但同时也夹杂着很多的无奈。我们只有在静下心来的时候，反复与自己的灵魂进行深度的对话与交流，这样的感觉就会无比明显。因“精彩”念想过多，因选择困惑平添“无奈”。是该放弃一些执念了。《暗香》这首歌有几句词很有深意，“让心在灿烂中死去 让爱在灰烬里重生 烈火烧过青草痕 看看又是一年春风”。放弃即获新生。面对琳琅满目的饕餮盛宴，我辈是否当谨记：别迷失在选择的欲望纠结中，当特别留意百年党史文化沉淀下来的精华，那才是真正有营养可助力生命强健的东西。还有什么比主动吃坏肚子更悲催的低级失误呢？那就擦亮眼睛，从学会理性的取舍开始吧。

2021年4月于本校

参考文献：《中国文化课》（作者：余秋雨）、《党建大视野》（主编：高水中）、《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教育：突破重围》（作者：王开东）

个人简介：余伟，男，汉族，中共党员，1972年4月生，达州市通川区复兴镇人，1994年7月毕业于达县师范专科学校（现四川文理学院）政史系，同年参加工作，一直任教于现所在学校，现兼任该校中共党支部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