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源管理（精品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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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分析范文 篇一

关键字： 安全机制，成本控制，水资源

一、水资源的安全机制

随着我国市场机制的不断提升，安全生态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各个生产领域都开始在安全机制的引导下进行实行市场提质。安全机制，是现代社会生活不断发展，经济生活不断提升的必然选择，在生态环境不断遭到破坏，人类生活岌岌可危的今天，安全机制的生产饿生活方式，有利于提升资源的利用率。

而水资源的安全机制是现代生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安全机制的影响下，有利于制定科学合理的水资源价格，以生态技术为手段，提高现代生产生活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无污染和浪费，建立环境友好型的现代经济形势，是安全机制的主要表现形式。

同时，水资源的安全机制是社会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下的产物，是新型的自然资源开采模式，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使得整个生产、消费和处理的过程呈现安全、生态、和谐的发展，是一种为人们所接受的生态经济。

水资源的定价及价格现象

水利万物而不争，水资源是我们生产生活所必不可少的重要资源，是经济科学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必然前提。人类活动处处离不开水，但是，水资源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鉴于水资源利用的普遍性，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特别是城市发展中，水资源的定价一般比较低，这就导致了部分人无节制的利用水资源，有意的浪费和污染水资源。

目前，我国的水资源发展现状已经岌岌可危，部分地区特别是北方地区，水资源匮乏比较严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的发展。所以说，合理利用水资源是现代生产生活的重要主题，水资源的合理利用有效关系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长期稳定，而水资源的价格是水资源是否得以合理利用的基本表现形式。因此，水资源的价格要建立在正确分析水资源的成本的基础上，考虑到国家民生的重要前提。在安全机制的引导下，建立科学合理的水资源价格机制，构建人与自然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体系。

就当前国内外来说，对水资源价格及成本的研究比较多，主要由于水资源的重要作用，人们的每一种生产生活活动都离不开水资源。在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中，水资源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水资源的边际效用价值学上，主要有庞巴维克的边际价格理论，以及帕累托的一般均衡理论等理论支持；而在我国，对水资源的价格机制和成本分析经历了无偿供水――低标准水价阶段――成本收费阶段等三个主要阶段。由此可见，对于水资源的成本分析，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

水资源的成本分析理论支持

关于水资源价值的理论有多种多样，随着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然资源的认识程度和利用程度逐渐提高，研究自然资源的学者不断的进行理论创新，寻求更加适合的发展机制以促进人类生活的长期性和科学性。

一般来说，在水资源的研究中主要有劳动价值理论、生态价值理论、边际效用价值论等多种理论支持，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建立在安全机制的基础上，对自然资源进行科学的分析，从而建立更为科学合理的资源利用体系。

资源价值的成本分析一般建立在一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涵括了人类的劳动和环境因素。在自然资源价值估量中，要体现社会经济发展和自然资源再生成以及生态环境平衡的社会必要劳动。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自然资源的自然环境所涵括的一切成本，包括开发、修复和保护在内的实际成本在内，再依据一定的国际市场价格为参考，从而最终确定水资源的价值。结合一定的理论，水资源的价格包括成本、利润和资源税。

而水资源的边际效用理论主要是指，水资源的利用过程是一个效用的过程，虽然并不是通过必要的生产过程，但是效用不仅仅是一定的社会劳动，也包括必要的人类主观感受，用经济学的观点来说，就是不断增加水资源时获得的一系列递减效用中的最后一个单位所产生的效用即事水资源的边际效用。

四、在安全机制引导下的水资源成本分析法

一般来说，水资源的成本分析法主要有边际成本分析、完全成本分析以及平均成本分析三种主要方法。

第一，边际成本分析。水资源的边际成本分析是建立在西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的现代分析方法，主要是指，在边际成本理论的支持下，实行的资源使用者所付出的价格与其所耗损的代价相等。具体来说，水资源的边际机会成本包括了边际生产成本、边际使用成本和边际外部成本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水资源的价格一般就建立在这三者的基础上。

第二，完全成本分析。根据水资源在开采和供水过程中的大投资、长周期特征，以及水资源的易污染的特征，进行相应的完全水资源成本分析法，是建立在最优化污染控制的基础上形成的理论模型。完全水资源成分分析法是由水资源自身的价值、人类生产劳动过程中所投入的价值、水资源开采和利用过程中引发的外部成本以及水资源的各种稀缺性所造成的机会成本等四种要素组成。

水资源的平均成本分析。平均成本分析是水资源比较常用的成本分析法，也是在市场定价中利用较为广泛的成本分析法，主要是通过相关的数据进行分析，将历史数据与实践记录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根据会计原理，在安全机制的引导下，进行社会水资源需求分析，再利用水行为方式划分不同类型的水资源消费群体，在不同的类型和用户中进行分类，计算各种类群的水资源平均服务成本，加上资源税的计算形成水资源的平均成本分析。

安全机制的水资源成本分析的重要意义

水资源是现代自然资源中比较重要的资源形势，是人类活动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水资源的供需受到了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双重因素影响，这就导致了水资源成本的变化性，以及供需的不确定性。特别是水资源的污水处理和水利工程建设等都需要建立在较大的资金投入和政策支持的前提下，在提高人民的节水意识和护水意识的基础上进行完善的水系统建设。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水资源的安全成本分析有利于提升社会经济效益。从社会发展角度看，水资源的科学成本分析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从资源特征来看，水资源的生态成本分析有利于维护自然的长期性。

六、结语

无论是从边际成本的分析法、还是完全成本分析或者平均成本分析都必须建立在安全机制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的水资源成本分析，从而科学制定水资源的价格，正确估量其价值。在充分发挥水资源的最大价值的基础上，提高资源的成本效益，促进人们的生产生活。

参考文献：

[1]郭。基于水安全思想的城市水消费定价管理的经济学分析[J]《中国物价》 2007年11期 . 2007.

自然资源分析 篇二

[关键词]自然资源资产；政府资产负债表；计量基础

[DOI]1013939/jcnkizgsc201552200

1研究意义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领导干部实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将自然资源资产融入到权责发生制的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中，计量原有资源数量及资源开发的消耗量，确定资源开发是否超出环境承载的极限，进行自然资源的管理，从而有利于加强生态要素对地方政府的约束，有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同时，参与评价政府官员的绩效，将自然资源纳入领导干部离任审计，以便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进行重大决策时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高自然资源会计信息质量，更好地实现自然资源资产核算与管理目标。

2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含义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是在借鉴自然资源价值量和资产负债表的基础上，利用会计平衡原则，以货币单位、实物单位计量等方式核算各级政府自然资源资产的存量及变动情况，以全面反映一个区域在一定的时期内对自然资源的占有、使用、消耗、恢复、潜在损失和增值活动，评估当期自然资产价值量和实物量的变化。

3自然资源资产的计量基础

要想实现在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中加入自然资源资产，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自然资源的计量问题。自然资源会计计量是根据一定的计量标准和计量方法，将符合确认条件的自然资源会计要素登记入账并列报于财务报表而确定其金额的过程。政府应当按照规定的会计计量基础进行计量，否则就无法编制出可靠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由于自然资源的核算内容既具有商品性而又不限于商品性，无法对其进行精确的货币计量，因此自然资源会计应将实物计量基础与价值计量基础相结合。在自然资源的计量过程中，价值计量以实物计量为前提，实物量是了解一个国家或地区自然资源状况的最直接的基础。价值计量赋予自然资源一种货币性价值，是补充实物计量的必要方法，使不同种类的自然资源采用一个统一的衡量尺度来表示，为不同自然资源之间的价值对比提供了可能。

31实物计量模式

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实物计量是按实物数量单位来计算特定时间某一自然资源资产储量，能直接表明其使用价值。其基本思想是同一类自然资源需要有一致的计量单位，因此自然资源实物计量需要首先确定折合系数（折合系数根据一定的技术标准来确定），这种方法要求计算同一种类资源的折合系数时需要事先确定一个基准，然后将该资源类别下的其他各种资源折合为这种资源的比率。折合系数计算如式（1）所示：

RF=NRQiNRQS（1）

式中，RF（Referring Factor）表示折合系数；NRQi（Natural Resources Quality）表示自然资源的实际规格或含量；NRQs表示标准资源的规格或含量。

自然资源折合量，是将同一种类自然资源中不同规格或含量的某些自然资源按照相应的折合系数折合成一定标准规格的数量，形成折合量，如式（2）所示：

EA=（RQi×RF）（2）

其中，EA（Equivalent Amount）表示折合量；RQi（Resources Quantity）表示某自然资源实物量。

在经过上述公式的计算得到自然资源的折合量之后，便可以通过编制自然资源实物变动明细表来对各种自然资源进行实物计量。借鉴SEEA―2012有关自然资源资产实物量账户，我们将自然资源实物变动明细表的宾栏设为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土地资源、草地资源和其他资源；主栏则包括期初存量、本期增加、本期减少、调整变化和期末存量。本期增加的因素又细分为自然增加、经济发现、分类及结构变化引起的增加和其他因素引起的增加；本期减少的因素相应地细分为自然减少、经济使用、分类及结构变化引起的减少和其他因素引起的减少；调整变化的因素则可以细分为技术改进、改进测量方法和其他变化。由此，便可以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存量和流量进行较为准确的实物计量。上述5个变量还存在着如下的动态平衡关系：

期末存量=期初存量+本期增加-本期减少+（-）调整变化

32价值计量模式

（1）市价法。市价法以公开市场上形成的自然资源价格来评估自然资源的价值。市价法与市场经济的建立、发展以及市场化程度密切相关。在SEEA中，市价法是最重要的估价方法，其估价原则与SNA（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下均简称为SNA）中传统核算的估价原则基本相同。在SEEA中，这种方法既可以应用于自然资源资产的存量核算，也可以应用于流量核算。

SEEA推荐的市价法有两种，一种是净价估价法，这是由世界资源研究所的Robert Repetto等人于1989年提出的。其计算方法是从单位自然资源出售的市场价格中，减去该资产在开发中发生的所有要素成本，二者之差就是自然资源资产的净价值。净价估价法也是对地下资源为主的实物型资源估价的一种方法，与现值法不同的是，这种方法认为不需要对未来开采的自然资源价值进行贴现。

其具体估价模型如下：

Vt=St-Ct-RtQt×Qt（3）

式中：Vt――t期自然资源的全部存量价值；

St――t期的自然资源销售额；

Ct――t期自然资源的开发成本；

Rt――t期投资资本的收益；

Qt――t期的资源开采量；

Qt――资源的预计开采总量。

上式中，表示自然资源的单位价值。那么该种自然资源的环境耗减成本就可以用单位净价格乘以经济活动消耗的该种资源量来计算。另外，净价估价法也可以用于对森林资源、水资源等有关资源的估价。

第二种方法是成本估价法，是由EI Serafy于1989年提出的。这种方法用净租金的一部分对所开采的每单位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进行估价。这部分净租金产生的持续性收入与由于耗减而引起的收入形成能力的损失相等，其大小由出售自然资源资产的成本补偿来决定。从投资的角度看，这项自然资源资产将在存续期间产生一个持久的可持续的收入流。采用这种计算方法需要两个参数，即折旧的比率和资源的生命预期。

（2）现值法。现值法主要用于对地下资源等自然资源进行估价。该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将自然资源在整个经营期内不同时期的收益和费用按照一定的比率，转化成n=0时的现值，各期的现值之和即为该自然资源存量的价值。

其估价模型如下所示：

V=Tt=0（St-Ct-Rt）（1+y）t（4）

现值法是当前投资决策比较流行的方法，它采用了目前比较成熟的未来价值的贴现方法及货币时间价值理论，具有比较合理的一面，但是在估价自然资源方面，它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现值法需要用到大量数据，而有的数据难以获得。比如，现值法要求预测出未来每期的资源开采量、销售价格和开发成本。在开发期较短的情况下，这些数据是可以估算的，但当开发期较长时，对这些数据的预计值误差将会变得很大，因为时间越长，不确定因素越多，从而影响自然资源估价的准确性。其次，该方法需要用到贴现率，而贴现率选择存在主观性和争议性。不同估价者对贴现率的选择也各不相同，因而对同一种自然资源会得到不同的估值。

参考文献：

[1]马骏，张晓蓉，李治国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04-118

[2]王泽霞，江乾坤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的国际经验与区域策略研究[J].商业会计，2014（2）：6-10

[3]楼继伟政府预算与会计的未来[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34-42

自然资源分析 篇三

关键词：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领导干部；问题

一、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价值

（一）帮助领导干部树立科学发展观和责任观

作为一个主导地区经济发展的人，其思想理念直接决定了本地区的发展方向。为了帮助领导干部不断更新决策理念，需要在审计范围纳入执行自然资源资产保护方面的情况，有利于领导干部积极改正工作中的问题。

（二）最大程度发挥审计的免疫作用

审计的主要功能是对人民利益和国家财产安全积极保护，为了贯彻执行这一点，应当强化建设生态文明，大力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在社会各个阶层中促使人们高度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对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瓶颈问题有效解决。

（三）推动审计工作的转型与革新

传统审计在发展到一定时期之后，必将会实施资源环境审计。在经济绩效成本中已经包括了消耗与利用自然资源，因此，为了最大程度节省经济绩效成本，需要积极保护与开发自然资源资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延伸了经济绩效。同时，绩效审计需要将资源环境审计作为一种主要表现，具体是持续拓展审计领域和逐步深化的审计内涵。

二、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存在的问题

（一）划定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责任模糊

首先，通过分析自然资源属性可知，我国拥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大部分自然资源都是跨区域分布，比如长江与黄河等河流形成了广泛的流域面积，遍布很多省份，这样就导致审计过程中判断领导干部利用河流水资源以及治理污染方面的权责十分困难。例如，河流形成了十分广泛的流域面积，结合地形等因素可以划分为上中下游流域，由于水资源表现出的流动特点，上游河流资源的污染也会对中下游河段造成一定的影响，虽然环境法已经明确规定了河流治理措施，但是由于出现跨区域问题，在认定领导干部责任的过程中产生了分歧；其次，通过分析自然资源破坏以及生态污染的滞后性可知，其会过度利用自然资源资产，但是不会影响怕破坏当时的环境，经过多年的发展，之前过度利用自然资源的问题越加凸显。

（二）审计人员素质不高

一是我们拥有大量会计和财务背景的审计工作人员，不能全面深刻的了解自然资源领域，在对自然资源资产信息分析过程中缺少必要的能力。二是自然资源资产拥有繁多的种类、庞大的数量，与其密切联系的各类信息也在不同机构中分散。我们对审计证据收集与整理的过程中，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只要不改变传统制度，必然存在着大量的人力不足问题。

（三）无法充分认识到离任审计工作的重要性

贯彻落实制度需要拥有一个巨大的推动力。要想顺利实施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必须帮助领导干部形成一个准确的认识。当前，一些领导干部无法彻底了解自然资产资产离任审计对自身的意义，或者还是保留着传统的离任审计理念，无法真正理解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一项惠民的措施。

三、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开展措施

（一）规范审计内容，强调审计重点

1.在对主要资源全面审计的前提下，结合各个地区自然资源占有类型，数量的不同，以及每个区域内生态问题的不同重视程度，应当有所侧重区域内的审计工作。

2.在审计领导干部的过程中，应当紧密联系自然资源政策执行效果和实践对审计重点有效明确。比如，对于森林资源来讲，领导干部在任职期间利用了自然资源，为了有效恢复生态环境，采取了种树还林等手段，在审计过程中除了注意利用森林资源出现的效益以及消耗的成本之外，还必须考虑后期恢复森林资源的问题。这一效果一般能在领导任期之内观察到，所以这一次审计领导干部应重点审查任期之内的事务。相反，对治理大气污染的领导干部开展审计工作时，某一地区的领导干部积极治理大气污染时，在短期内无法看到空气质量改良的效果，对于这样的状况，只是审计任职期间的领导干部缺乏合理性，而是需要对领导干部离职之后进行审计，这也更加公正体现了领导干部绩效。

（二）积极培养审计人员

与一般审计不同，在培养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人员的过程中不但增加有关会计、审计和财务方面的理论知识，还要重点培养审计人员自然资源资产方面的有关知识，比如划分自然资源资产产权，确定价值量等。因此，可以安排一些针对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学习课程或者是国家建立的一部分培训基地，实施岗前培训，帮助这部分审计人员开阔视野，从社会、资源宏观角度全面分析领导干部离任审计工作应当关注的问题。

（三）拓展应用离任审计结果

紧密联系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和干部终身追责，帮助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任期间政绩好坏会对职业终身造成极大的影响，进一步促使自己充分履行职责。在建立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的过程中，实现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目标。在采取审计结果开展责任追究的过程中，可以设计“环境问责追究卡”，将领导干部在任职过程中做出的重要规划、发展经济的措施以及利用自然资源资产的情况准确记录。

结语

总之，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十分艰巨，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以及发展经济生态方面体现出极大的意义。在审计工作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只有不断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基本原则，才可以产生科学的责任追究机制，促使领导干部更好地承担生态发展责任。

参考文献：

[1]蔡春。关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的理论思考[J].审计研究，2016(12)

[2]马丽。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干部绩效考核[J].理论视野，2015(03)

自然资源分析 篇四

[关键词]“互联网+”；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DOI]10.13939/ki.zgsc.2017.10.291

自然资源属于一种公共物品，自然资源直接影响社会的安全、济的发展以及人民的生命健康。政府对其进行集中管理，因此政府担任着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保护的责任，因此产生了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环境审计与经济责任审计深度交叉融合的一种审计模式。作为新型综合性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也面临着许多困难和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在“互联网+”时代，如何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技术，使互联网与这种新型工作相结合，促进有关工作有质量、有效率地开展，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和审计部门关注的问题。

1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1 自然资源资产信息获取较难

自然资源具有基数大、种类多、易变化等特点，测量与记录涉及非常专业的学科，包括了水资源、国土资源、森林资源、农业资源、生物资源、海洋资源、能源资源等。自然资源资产信息大多由政府职能部门、科研院所和社会团体掌握，一般采用不同的计量方式与计量单位，根据各自具体的作业目标进行测算。审计人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获取信息并将不同来源的自然资源资产信息转化成审计所需要的信息，大大增加了审计的难度。如果信息不及时更新、信息不准确，数据分析和审计判断也会出现较大误差。

1.2 审计人员的专业能力难以胜任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环境工程、农业、海洋业等。我国当前的审计工作人员大多是审计、会计等财经专业，其知识结构与知识储备远远不能满足工作要求。[1]同时，鉴于该项工作的特殊性，审计证据的收集、鉴定与评价，环保工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评定，有关人员责任的认定，对审计人员专业素养有较高的要求，因此很多审计人员都难以胜任工作。如果加入大数据审计模式，对审计人员的数据收集、处理能力亦提出更高要求。

1.3 事前控制力较低、问责追责难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工作目标是将领导人、自然资源监督管理以及生态环境保护纳入到考核中，监督各部门及其管理人员切实履行保护生态环境，合理利用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责任。但是离任审计是一种事后审计，难以发挥事前控制的作用。当自然资源被浪费以后，会造成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并且长时间难以恢复。而且由于目前常态是先离后审而且环境问题也具有特殊的滞后性，考核体系目前也在建立完善过程中，几乎没有延续性，几乎无法及时问责追责。

2 基于“互联网+”模式下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意见

2.1 利用“互联网+”模式中的云计算功能

在当前形势下，审计人员需要较方便地从不同组织获得自然资源资产信息，因此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自然资源资产信息系统。实际情况是要对大量的不同部门的尚未标准化的自然资源资产数据进行处理和整合，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因此需要更强大的操作平台和更先进的信息化技术。在“互联网+”模式下，借助云计算科技技术，云计算可以实现分布式处理、分布式数据库、云储存以及虚拟化技术，利用云计算的这些优势能有效地对大量的数据进行处理，并深入挖掘数据。在云计算条件下已经被收集到的自然资源资产信息能有效地被转换，利用云计算功能对其数据进行处理与有效分析。[2]同时，云计算能实现监测信息相应变动，及时发现自然资源政策中不合理的方面，提供更加有效的改进与参考的意见。另一方面，云计算会提供一个便捷安全的网络途径，审计人员可以获得全面准确的信息，实现联网审计。

2.2 利用互联网加强对数据的分析

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管理中会出现审计力量不足、专业能力不胜任的情况，从而不能满足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要求，因此要着重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在审计全覆盖以及审计力量比较薄弱这两个冲突中做出合理的取舍，需要对数据进行不断的挖掘，采用大数据分析能有效地达到这点要求。对审计的重点进行分析，在审计力量不足的情况下，要集中审计力量在审计中的重要领域，从而使得工作效率提升。其次，利用大数据优势，相关的审计机关也可以适当地借助网络对审计力量进行整合，有效地利用社会审计以及内部审计的成果，从而弥补审计力量不足的情况；加强与环境专业人才的联系，或者加强与各个高校间的合作，让其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提供更多的专业人才。此外，还能利用互联网提升审计队伍的素质。通过网络课堂的方式，让审计人员在网络中学习，最终提升自己的专业素质。

2.3 建立相应的互联预警机制，及时处理问题

在目前的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因此采用现代的信息技术能有效地加大监督力度。将信息技术与离任审计相结合，建立起联网预警机制，当出现问题时能预警预报。互联网的优势众多，包括信息交换的速度快、对资源整合的效率快、具有较强的分析数据的能力。结合任中审计，充分地采集自然资源资产信息，实时监控与分析自然资源资产变动情况，重点观察异常变动情况。设置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数据红线，当超过红线时，要及时地启动预警机制，并对超过红线的原因进行分析，结合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进行专项审计调查，采取及时的补救措施挽回损失。

2.4 建立监督平台，促进公众监督，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使用需要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公众监督，才能扎实有效促进其可持续发展。首先，建立相应的法律法规。开通网上咨询通道，让公众参与到法律的制定中来，为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问责制度提供合理的参考依据。[3]与此同时，利用现存的数据进行大数据分析，从而提供一个更加具体统一的考核标准。其次，要对环境问题设置问责追踪卡。建立数据监督平台设置环境问责追踪卡片，记录领导干部审批的项目建设，严格追踪其建设对环境所造成的危害，从而能追踪到责任的源头。最后，建立结果公告机制。为了方便公众监督，应落实将自然资源资产相关的审计项目在网站公布，公众可以随时阅览，同时，公众可以举报领导干部的不正当行为，加强公众监督。

3 结 论

总而言之，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今社会，机遇与挑战共存。“互联网+”模式提供了先进的技术支持，与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相结合，有利于促进自然与经济的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助理审计发挥免疫系统功能。同时也要求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利用好这个平台，不断提高专业胜任能力、协作能力、联网审计能力。

参考文献：

[1]陈伟。云计算环境下的联网审计实现方法探析[J].审计研究，2015（7）：66-73.

[2]张宏亮，刘恋，曹丽娟。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专题研讨会综述[J].审计研究，2015（7）：63-69.

自然资源分析 篇五

关键词：自然资源；资源诅咒；创新；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61.2;F06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6）-0050-09

一、引 言

一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对经济的长期发展是福还是祸？初看起来，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不言而喻的事。经济增长是靠消耗自然资源为前提的，自然资源为经济增长提供物质资料来源。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激烈争论，有人将其视为“神赐天粮”，是来自自然的祝福；也有人将其斥为“魔鬼的粪便”，广大民众并没有从这些资源开采中受益，大多数人们仍然生活在贫困中，资源丰富反而陷入了贫困陷阱，给人们带来了难以摆脱的诅咒。资源丰裕国的经济表现往往不及资源缺乏国，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的角色仿佛由“天使”变成了“魔鬼”，“资源的诅咒”也由此而来。“资源的诅咒”是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著名命题，其涵义是指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产生了限制作用，资源丰裕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往往慢于资源贫乏的经济体。那就是那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其经济表现远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类似情形在非洲和拉美表现得极为突出。20世纪的非洲(资源丰裕的国家居多数)和瑞士、日本(资源缺乏国)迥然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还有盛产石油的印度尼西亚、委内瑞拉等国与资源贫瘠的东亚新兴经济体(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和新加坡)之间的经济差距。颇为残酷的事实一再证明，自然资源丰富并没有给国家带来好运，反而收入分配极端不平等，腐败和寻租活动盛行，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内乱频频爆发等等。

1993年，Auty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第一次提出“资源的诅咒”这个概念。Sachs和Warner［1］的论文是有关该命题的经典文献，对这一假说进行开创性的实证检验。Sachs和Warner选取95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样本，测算自1970～1989年这些国家GDP的年增长率，以初级产品出口占GDP的比重反映各国的资源禀赋，结果表明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负相关联系，“资源的诅咒”在国家层面上得到验证。此后，Sachs和Warner［2-3］、Gylfason et al［4］、Papyrakis和Gerlagh［5］等大量的实证研究都支持了“资源的诅咒”这一假说，自然资源丰富对经济增长更多地起着阻碍而不是促进的作用。

为什么资源丰富的国家比资源贫乏的国家增长更慢？解释资源诅咒已经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里最令人感兴趣的焦点之一。

目前，国外大多数研究都支持这样一个命题：自然资源如果对其他要素产生挤出效应，就会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Gylfason［4］称之为“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TransmissionMechanisms）。常见的传导机制包括：贸易条件论、荷兰病、资源寻租和腐败、轻视人力资本投资、可持续发展能力衰退。Hausman和Rigobon［6］认为，理解自然资源的作用机制问题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大部分文献只是从某一角度反映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实际的作用机制很可能是多种渠道的共同影响，不同的研究对象也会表现出相异的内在机制。

环顾国内我们同样会发现，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如山西、东北、西部等地其经济绩效远不如自然资源贫乏的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经济处于一个奇怪的困境之中：一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另一方面，经济始终处于一种与其资源禀赋极不相称的落后状态。与国际上这一领域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国内探讨自然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徐康宁、韩剑［7］提出中国区域的经济增长在长周期上也存在着“资源诅咒”效应的假说，并把它看作是地区发展差距的一个重要原因。通过构建一个以能源资源为代表的资源丰裕度指数，重点考察我国不同省份之间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徐康宁、王剑［8］以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了实证检验，计量结果显示，该命题在我国内部的地区层面同样成立，多数省份丰裕的自然资源并未成为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反而制约了经济增长。滕春强［9］从“资源诅咒”理论出发，对我国三大区域资本形成机制差异的根源进行了重新诠释。国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往往局限在资源型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自然资源的瓶颈的约束和如何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上，而对可能出现的资源诅咒基本上毫无意识。自然资源的多寡已不再决定一国的财富水平？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起促进还是延缓作用？自然资源在经济增长中究竟起着何种作用，是福音，还

① 早在1928年，Ramsey就提出了消费优化决策的经济增长模型，当时未受到足够重视，直到1965年，Cass与Koopmans才重新发掘并推进了Ramsey的工作，使之成为现代增长理论的一种标准模型：在一定约束条件下求某一个目标函数的最大值，这个目标函数即为一般意义下的效用函数。

是诅咒？抑或两者都不是？丰富的自然资源能不能构成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引导我们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本文基于一个文献中几乎被忽略的资源丰裕挤出效应的视角：挤出创新。Sachs和Warner［3］指出

资源部门的工资水平可能诱导创新者在初级部门而不是R&D（研发）部门中从事创新活动，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入发展这一假说。知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财富创造的主导要素，技术进步、新创意的发现和创新驱动了经济长期增长。知识产品和研究开发具有溢出效应，规模收益递增。本文选择了内生增长理论中的R&D模型，一方面是在不考虑制度与伦理的前提下，技术的选择与创新是解决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自然资源问题的根本途径；另一方面基于资源富足挤出创新的效应视角，技术进步、新创意的发现和新发明是经济长期增长的驱动力。本文第二部分构建了一个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变化的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Ramsey-Cass-Koopmans）模型①。在这个模型中，个人根据效用在消费和闲暇中进行替代配置。第三部分把资源禀赋、创新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得出动态均衡和主要命题。在一个经济体中，资源禀赋减少了稳态特征的劳动供给。资源租金使人们减少劳动供给和工作动力，并用资源收入来增加额外消费。进一步，得到自然资源富足通过导致从事创新活动人员的减少间接影响经济增长的结论。第四部分是实证检验，最后是本文的结论。

二、关于自然资源和R&D的模型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以内生技术进步为特征的新增长理论成为经济理论界研究的热点。Romer假定由Arrow发现存在于某些行业中的“边干边学”现象可推广到整个宏观经济，从而构造出由“边干边学”机制带来递增报酬的总量生产函数，投入要素的边际报酬不再递减，从而获得人均收入长期增长率为正数的稳态增长轨迹。Lucas对Romer的“边干边学”假定进行修改，从人均而非总量资本水平对“边干边学”的反馈来描述类似增长过程，也获得了类似于Romer的结果。其它如Grossman和Helpman等人从R&D出发，将R&D活动视为具有投入产出机制的经济活动并分析其最优规模，也成功地将Solow技术进步内生化。虽然新增长理论解释了技术进步的形成机理，但在经济增长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上，仍然表现出明显的技术乐观主义。例如，Aghion和Howitt承认应当考虑自然资源和污染，但在他们的熊彼特模型中，智力资本的积累会克服经济活动的生态极限。在Barro、Romer和Lucas等人的增长模型中，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土地、能源和原材料，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构成了全部资本。在他们看来，人类总是有办法获得经济活动所需的自然资源，因此没有必要从自然界的角度研究经济增长问题。现有的内生增长研究文献却较少关注自然资源问题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

笔者认为应该进一步从内生增长模型出发引入自然资源约束。在新增长理论中引入自然资源有利于说明自然资源的作用机制。本文考察一个封闭经济，整个经济分为四个部门：制造业部门、中间资本品（耐用品）生产部门、研发(R&D)部门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不考虑人口增长，假设劳动力供给固定的，既可以投入到制造业部门，也可以投入到R&D部门从事技术的研发，即研究开发新的设计方案。整个经济体系运行机制：研发部门使用投入的劳动力结合已有的技术知识存量进行研究开发，然后将新研发出来的设计方案注册为永久性专利并出售给下游的资本品生产部门；资本品生产部门使用购买来的中间产品设计方案生产新的中间产品（耐用品），然后将新生产出来的中间资本品再出售给制造业部门；制造业部门使用其购买来的新的中间资本产品，同时雇佣一定量劳动力进行生产；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开采获取资源。经济中最终产出由制造业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提供。

（一）消费者

家庭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来选择跨期的消费水平和闲暇时间。把内生增长理论结合起来分析，在劳动附加型经济中，技术进步才能保证增长的稳态性。人们越是努力工作，创新和知识就越有效率。

假定人口在每一个时点上保持不变，那么

N(t)=N（1）

对于这类型的模型，稳定的人口水平是个有利假设，这就排除了单位资本产出长期增长率并可以使经济收敛于平稳增长路径。

个人在工作和闲暇中分配其可用的时间，l(t)是他们用于工作时间的比例，1-l(t)部分用于闲暇活动。这样，经济中劳动投入水平L(t)就得出来了：

L(t)=Nl(t) （2）

每个家庭最大化一生的效用，其跨期效用函数如下：

U=∫∞0u［c(t),l(t)］e-ρtdt（3）

其中c(t)=C(t)/N表示在t时点上人均消费；C(t)代表总消费；ρ为贴现率，并假定为正和不随时间变化，即人们在评价未来的效用时相对于现在效用而言要小些。U(t)是未来贴现的总效用，u(c(t),l(t))表示某个人在某个时点的即期效用函数。

假定即期效用函数u(c(t),l(t))与消费c(t)正相关，与劳动强度l(t)负相关。为了简便，假定一个对数的消费效用函数和有常数弹性σ的无劳动的效用函数，同时在接下来分析中省略任何贴现率。

u(c,l)=lnc-l1+σ（4）

每个家庭在追求效用最大化时面临以下预算约束：

v・[]=wl+Q[]N+rv-c（5）

v=V[]N代表每个人持有的资产价格，加一点表示其对时间的导数。wl和Q[]N表示每个人的工资和资源收入，r是从每单位资产价值获得的真实利率。每个家庭在预算约束方程（5）条件下实现效用最大化。所以，构建以下汉密尔顿（Hamiltonian）函数：

H=∫∞0(lnc-l1+σ)e-ρtdt+μ［wl+Q[]N+rv-c］（6）

关于控制变量c和l以及对偶变量μ的一阶条件得到拉姆齐法则（Ramsey Rule）（7）和 等式（8），它们描述了随着时间的过去，消费的演变以及消费与闲暇之间的替代率。

c・[]c=r-ρ（7）

(1+σ)lσ[]c=w（8）

（二）生产者

假定经济体是四部门经济。首先是制造业部门，对于劳动和其他中间投入规模报酬不变。在制造业部门生产的最终产品价格规格化成效用。依据Romer(1990)模型，采用了连续中间资本品的常规表述，表示成i∈［0,A］。每个中间资本品表示不同的设计，设计总量A测量出总的知识存量。所有的设计不能完全替代，替代水平以参数α（0

YM=(γL)1-α∫A0xαidi （9）

γ(0

制造业部门的厂商进行竞争性生产和选择一定劳动和资本品来追求利润最大化：

max[]γL,xi(γL)1-α∫A0xαidi-wγL-∫A0pixidi（10）

w表示制造业部门劳动力工资，pi表示耐用品i的价格。一阶条件意味着制造业部门的厂商对劳动力和耐用品的需求为：

w=(1-α)(γL)-α∫A0xαidi=(1-α)YM[]γL（11）

pi=α(γL)1-αxα-1i（12）

得到式（11）和（12）式的一阶条件，说明厂商以劳动力和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来支付其报酬。

其次，所有中间资本品都是这个资本品部门生产的。每个耐用品是不同的厂商以截然不同的专利或者创意生产的。这就意味着所有中间品的制造厂商拥有垄断能力，由于他们的产品是不完全替代的，产品的特征由独特的创意所决定。专利和版权的相关法律允许特有的厂商通过购买和拥有这设计来使用专有创意和生产相关的中间产品。引进创新的固定成本或设计的购买费用后，每个中间产品部门以其资本投入比例来生产一个耐用品。这样的话，中间产品也可以看作耐用品，K=∫A0xidi，K是总资本量指标。

在中间产品部门生产的厂商以价格PA购买一个设计的所有权，引进这个设计购买的固定成本，最大化利润π：

max[]xi πi=pi(xi)xi-rxi（13）

pi(xi)是制造业部门厂商对耐用品的需求函数，所以pi(xi)xi是每个中间产品部门的收益，rxi代表厂商生产耐用品xi的利息成本。由xi的一阶条件可以得到：

dpi(xi)[]dxixi+pi(xi)=r

考虑到耐用品的需求函数（12）后，可以看出每个耐用品的垄断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边际成本对于每个设计而言是相等的：

pi=p=r/α（14）

正如（14）式所示，所有的中间资本品按同一价格出售。 由于需求函数（12）涉及到单个中间产品生产，（14）式表明制造业部门购买和使用的耐用品是同一数量x。所以，可以得到：

K=∫A0xidi=Ax（15）

利润使得一项设计所有权成为有价资产，其价格为PA，这样它们可以组成这个资产价格的收益：

rPA=π+P・A（16）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等式可以简化为rPA=π。

再次，假定一个根据设计生产新中间产品的R&D部门（Romer,1990），这个部门增加了知识基础。它使用部分的劳动力投入，即没有在制造业部门使用的剩余劳动力部分。相对于劳动力而言，知识的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这个特殊性归结于努力的副产品，而非R&D部门研究人员的正溢出效应。并且设计的生产取决于被发现的知识存量，两者正相关，是一对一的关系。这就说明创新增长率（设计存储率）独立于知识水平。R&D部门研究人员可以免费获得知识，知识作为公共品，并促进创新。设计演变的依据：

A・=A(1-γ)L（17）

知识生产于创新部门，这个部门的劳动力获得边际价值。每个发明设计以PA的价格卖给中间产品部门的厂商。创新部门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变为：

w=APA（18）

最后，假定有一个自然资源开采部门，资源部门的产量Q取决于可获得的资源基础G和物质资本量K。资源越富足自然资源部门可开采利用的资源量越多；另一方面从资本积累效应看，资源开采利用更有效。并构建简单的比例生产函数：

Q(G,K)=GK（19）

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函数，在考虑中间资本的同一性［（15）式所示］后变为：

YM=(γL)1-αAxα=(AγL)1-αKα（20）

式(20)显示制造部门的生产函数类似新古典的索罗模型。源于制造业和资源部门的总产出或收入Y等于消费C加上资本积累K・。

Y=(AγL)1-αKα+KG=C+K・ （21）

三、分 析

（一）动态均衡

接下来就引出消费、资本、劳动力供给和创新中劳动力比重的动态分析的等式。首先，确定相对于创新部门而言，制造业部门中使用劳动力的比例。比较创新部门和制造业部门中劳动力工资和两种资产（知识A和资本K）的收益率。制造业部门和创新部门的劳动力套利确保工资相等，这样就由（11）和（18）式得出：

APA=(1-α)YM[]γL（22）

其次，确定资本K的利率水平r。从需求函数（14）式中，通过参数α和耐用品价格p得出利率。用（12）式中p、（15）式中耐用品需求和生产量x以及（9）式制造业部门的生产函数替代后，得到（23）式，利率与制造部门资本产出比成比例。

r=α2YM[]K（23）

接着计算知识的收益率。中间产品制造部门厂商的利润可以通过把（12）、（14）和（15）式代入（13）式计算出来。

πi=π=α(1-α)(γL)1-αxα=α(1-α)YM[]A（24）

（24）和（16）式可以得出在平衡增长中专利价格PA和垄断利润π，（22）式变为：

r=αγL（25）

把（23）和（25）式合并，得到制造业部门工作的劳动力比例γ关于制造业资本产出比的表达式：

γ=α[]LYM[]K=α[]lNYM[]K（26）

为了动态分析，需要把等式写成密集形式（Intensive Form）。（21）式左边除以有效劳动 AK，得到经济中总收入的密集形式：

=γ1-αAk^U9α+GAk^U9（27）

小写变量上加“^”表示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量，=K/AL,Ak^U9=K/AL,=C/AL。

合并（20）和（23）式，替代了制造业部门的产出，可以把利率表示成关于每单位有效劳动的平均资本数量的形式。

r=α2Ak^U9α-1γ1-α（28）

从（26）式，可把制造业部门工作的劳动力比例表示为：

r=(α[]lN)1[]αAk^U9α-1[]α（29）

根据（17）和（28）式，把（7）式重写成密集形式：

・[]=r-ρ-A・[]A-l・[]l=α2Ak^U9α-1γ1-α-ρ-(1-γ)lN-l・[]l（30）

随后，根据（27）式把（21）式重写成密集形式：

・[]=γ1-αAk^U9α -1+G-[]-l・[]l-(1-γ)lN（31）

这两个式子说明消费和资本动态依赖于劳动供给的动态。为了求出l・[]l，先把劳动工资水平表示成关于单位劳动资本的形式。根据（11）和（20）式，可以计算出：

w=(1-α)kαγ-αA1-α（32）

合并（8）和（32）式，得到以下式子：

(1+σ)lσc=(1-α)kαγ-αA1-α（33）

又可把（33）式写成密集形式：

(1+σ)l1+σ=(1-α)Ak^U9αγ-α（34）

这样就有（29）、（30）、（31）和（34）四个式子，可以确定、l、Ak^U9和γ的动态了。为了用于稳态特征分析，推导出反映劳动力供给l和用了γ动态的等式。

（34）式意味着l根据以下式子演变：

l・[]l=α[]1+σ・[]-1[]1+σ・[]-α[]1+σ・[]（35）

从（29）式可以看出，γ根据以下式子演变：

γ・[]γ=α-1[]α・[]-1[]αl・[]l（36）

合并（35）和（36）式，可以看出l根据以下式子演变：

l・[]l=1[]σ(・[]-・[]）（37）

（二）稳态

在平衡增长的路径上，资本K、消费C、产出Y和技术A以相同的比例增长，这就意味着沿着这个路径，Ak^U9、和保持不变。从（36）和（37）式中可以看出，劳动强度l和劳动投入率γ也保持不变。所以，在平衡增长的路径上，（30）和（31）式变为：

α2Ak^U9α-1SSγ1-αSS-ρ-(1-γSS)lSSN=0（38）

Ak^U9α-1SSγ1-αSS+G-SS[]Ak^U9SS-(1-γSS)lssN=0（39）

下标SS表示出每个变量在平衡增长的路径上的动态特征值。（29）和（34）式在稳态下估计，给出了劳动供给l和创新中使用的劳动力比例γ的水平：

(1+σ)l1+σSSSS=(1-α)Ak^U9SSγSS-α（40）

r=(α[]lSSN)1[]αAk^U9SSα-1[]α=(α[]N)1[]αl-1[]αSSAk^U9SSα-1[]α（41）

（38）、（39）及以上两个式子构成一个式子组，确定SS、Ak^U9SS 、lSS和γSS四个稳态水平。通过这四个式子可以得出把资源收入和劳动供给联系起来的等式：

G=ρ1+α[]1+αNN[]α+1-α[]1+σl-σSS-1+α[]1+αNN2[]α(1-α)lSS（42）

（42）式右边随着劳动力供给lSS增加，严格递减，所以只有一个稳态值，并把它求出来：

dlSS[]dG=［-σ1-α[]1+σN[]αl-1-σSS-1+α[]1+αNlSS］-1（43）

这就说明随着资源丰裕程度的增加，导致在稳态下劳动强度降低。人们以消费和闲暇来替换，获得效用。不断增长的自然资源财富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以较少的劳动努力换取一定的效用水平的机会。也就是说，资源丰裕增加了闲暇，减少了人为的产出。以第一个命题来阐述这个发现。

命题1：稳态下劳动供给随着自然资源基础增加而减少。

可以从（17）式中得出在稳态下知识积累率，并把稳态下知识积累率标注为xSS=（A・SS/ASS）。

xSS=(1-γSS)lSSN（44）

把（41）式分别代入（38）式、（39）式和（40）式得到：

lα-1[]αSSAk^U9SSα-1[]α(α[]N)1[]α(1+αN)-ρ-lSSN=0（45）

lα-1[]αSSAk^U9SSα-1[]α(α[]N)1[]α(1+α)+G-SS[]SS-lSSN=0（46）

SS=N(1-α)[]α(1+σ)l-σSSAk^U9SS（47）

把（47）式代入（46）得：

lα-1[]αSSAk^U9SSα-1[]α(α[]N)1-α[]α(1+α)+G-1-α[]1+σ(α[]N)-1l-σSS-lSSN=0（48）

通过（41）式和（48）式，可以推出R&D部门的劳动力比例（1-γSS）。

1-γSS=1-N+ρl-1SS[]1+αN（49）

随着资源禀赋增加，（43）式已指出稳态下劳动强度将降低，所以（49）式说明就会减少R&D部门的劳动力比例。所以，知识积累有两个原因导致减少。一方面，劳动力强度的降低直接阻碍了知识积累；另一方面，劳动力强度的降低通过从事R&D部门劳动力比例的减少间接降低了知识积累率。从（44）式中，可以看出技术进步与资源禀赋负相关。

dχSS[]dG=［(1-γSS)N+ρ[](1+αN)lSS］dlSS[]dG

从（43）式中已经得出，dlSS[]dG

所以，一个自然资源丰裕的地区或者国家有着丰富的资源将导致较低的稳态劳动强度lSS和知识积累率χSS。经济也将在一个较低的速度下增长。

命题2：稳态知识积累率χSS随着资源基础G降低。

资源诅咒的实质是对资源产业繁荣对创新活动的抑制。快速繁荣的资源产业和滚滚而来的资源财富，抑制了创新的活力， 恶化了创新环境，扼杀了创新文化，流失了创新人才，导致区域创新能力和创新活动的衰退，进而导致了区域发展衰退。大量的案例研究成果也证实，发生资源诅咒问题的国家，几乎都是过分依赖了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任由资源优势肆孽， 妨碍了创新和技术进步，掉入资源优势陷阱。

四、实证检验

本文以区域为比较样本，采用基本方程式以下式子：

git=α+β1Ln(Yit-1)+β2NRit+β3R&Dit+μi+εit

其中，i表示地区下标，t表示时间下标，α为常数项，μi是地区特定且不随时间变动的误差项，用于反映一些回归方程中没有考虑的因素的影响，εit为随机扰动项。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差异十分显著，采用全国性的综合数据，往往会掩盖这种十分显著的省际差异。如果采用横截面数据（通常选取某一年全国31个省、市及自治区的有关数据），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时间序列数据不能反映地区间的差别性的缺陷，但其只能静态地反映某一个时点的经济情况，而不能全面地动态地从一个时段上描述经济现象的变化态势。采用包括截面数据和时间序列数据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既可以扩大样本容量，提供了更多的样本数据和信息，多重共线性的影响被减弱，降低了估计误差，又便于考察分析不同时间跨度内自然资源效应的动态特征，为我们的分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0］。

本文实证检验的样本为1997-2006年间我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数据资料。基于数据可得性和比较的方便，数据不包括台湾省、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考虑到行政区划的历史变更，将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省作为一个截面单位，这样最终的面板数据包括30个截面单位和10年的时间序列，样本观察值共计300个。主要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1997到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受到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土地面积等总量因素的约束，绝对值指标不适合作为地区间横向比较的指标，因此，回归方程中变量值均取相对值。

具体的变量解释依次为：

git：省区i在t期的人均GDP的增长率，等于本年与上年人均GDP指数之差与上年人均GDP指数的比值（1952年=100）。选择人均GDP作为各省区经济增长的绩效指标，主要是为了剔除省区大小和人口规模造成的偏差。

Ln(Yit-1)：省区i在初始(t-1)时期的人均GDP自然对数值，加入这个变量的目的是为了对增长方程的转换动态加以控制。

NRit：省区i在t期的自然资源投入水平，以农林牧渔业与采掘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比来表示。徐康宁、王剑［8］采用采掘业固定资产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来衡量自然资源的综合禀赋状况，认为在中国的行业统计口径下，采掘业的投入水平完全取决于自然资源的可得性，因此把它作为表征量是合理有效的。本文认为，自然资源也是一个外延边界很难准确界定的概念，在这利用的是主要的自然资源，在此，定位直接作用于自然资源，取得了初级产品的阶段，包含农林牧渔业与采掘业，不包括后续的加工业。囿于数据的可得性和自然资源的经济定义，本文扩展了这一做法。

R&Dit：研发投入，以科技三项费（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和重要科学研究补助费）占地方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表示，反映技术、创新对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运用计量软件stata8.2对上述面板数据进行回归。表1所示，根据沃尔德F检验及拉格朗日乘数检验结果，每一个模型都拒绝原假设，可以得到固定效应模型(FEM)和随机效应模型模型(REM)比OLS更适用。由豪斯曼检验可知，固定影响模型更好。所以计量结果应该基于固定效应模型来分析。

由于固定模型中可能存在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产生估计偏误，所以我们应该检验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并纠正。其中组间异方差使用修正的沃尔德F检验（Modified Wald test for groupwise heteroskedasticity），自相关问题使用伍德里奇检验（Wooldridge test for autocorrelation）。原假设是同方差，原假设是没有一阶自相关，检验得知有异方差及自相关问题。

在数据可获得的基础上，采用可行的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的方法进行检验，以消除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的影响。运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估计（FGLS）纠正，回归结果如表

注：(1)括号内为Z回归系数Z统计量值；(2)Obs是样本观察值个数， Wald是Wald统计量，Log为模型回归的极大似然值；(3) *、**和***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显著。

从回归结果看：（1）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性，“资源诅咒”命题在我国省际层面得到验证，与徐康宁和王剑［8］的研究结论一致。自然资源的系数值分别为-0.0337683和-0.0343525，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为5%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自然资源丰裕并不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反而引起了经济增长速度的相对滞后。当然不能理解为所有自然资源丰裕的省份，经济增长都是慢的，或者说是任何时候都是慢的。（2）R&D的系数为正，并通过显著性检验，研发成果和发明专利转化为生产技术，实现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泉。（3）在初始时期的人均GDP水平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说明中国经济在1997-2006年期间人均收入水平没有收敛，反而是发散的。①

同样，我们将前文的代表创新的变量R&D对资源变量NR进行回归，得出NR的系数为-0.017731（-2.24），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资源丰裕度与创新之间存在着负向关系。资源丰裕地区产业结构依赖资源的开发，产品又以自然资源初级产品为主，

① 目前跨省区收敛性研究，林毅夫和刘明兴（2003）利用1981-1999年的数据，发现以1990年左右为界，前期存在条件收敛而后期显著发散，马栓友等（2003）对1995-2000年地区人均GDP增长速度进行分析，认为该时期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是差距扩大。

其技术含量低，与此同时制造业发展滞后，弱小的制造业产品仍然是以初级产品和半制成

品为主，会对当地其他具有战略分布性的产业产生挤出效应，导致其产业结构的极不合理与薄弱的经济基础。一旦制造业衰落，就长期而言资源丰富型地区实际上大势已去，因为制造业承担着技术创新、组织变革和培养企业家的使命，而自然资源开采部门则缺乏类似效应［11］。

五、结 论

本文考察了被忽略的传导机制：自然资源丰裕与创新之间的关系。毫无疑问，创新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可以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创新者追求新的创意和设计来自于其中的利益激励。在我们的模型中，自然资源减少了创新者从事研发活动的激励。这归结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自然资源禀赋的发现减少了以劳动收入来支撑消费的需要，因此增加了闲暇而降低了工作的工作动力；其次，自然资源财富影响了企业创新活动在制造业和R&D部门之间的配置。

经济学家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来度量用于生产的所有投入要素的综合效果。索洛先驱性的研究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能够解释经济增长的80%，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带来了经济增长，而技术进步带来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所以技术进步才是经济增长的终极根源。Jorgenson和 Yip［12］对多国的数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他们发现接近50%的日本产出增长以及超过40%的德国和意大利的产出增长可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尽管这一估计低于索罗发现的80%，但是基本的结论依然证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带来了经济增长。

如果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终极根源，那么经济增长理论就不应该只关注要素投入的积累，而应关注技术进步和创新。技术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这是索罗的最初观点，也是他的信徒和批评者的观点。西蒙・库兹尼茨很清楚地表达了他对技术主导作用的自信：“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以科学发展为基础的技术进步――在电力、内燃机、电子、原子能和生物等领域――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 ［13］大量的经济史学家也认为技术演变处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突出的是Landes、Rosenberg和 Mokyr。他们通过对技术变化的仔细研究得出，不仅技术变化对于现代工业的形成不可缺少，而且技术塑造经济活动的过程在长期内发挥着作用。经济史学家促使经济学家用长期的眼光看待经济增长过程，因为新技术影响的发挥需要很长时间。

知识的积累以及人力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产生了递增的收益，因此抵消了投入要素中宿命的边际收益递减。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创新、国际贸易、收入分配、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等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进而间接影响经济增长。为了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我们需要理解什么因素促进知识与人力资本的积累，特别是什么因素提供了对知识创造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激励。这自然地导致我们去探求研究和开发、干中学、外部性以及报酬递增等因素，同时也导致我们去考察鼓励和不鼓励知识创造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制度因素。

只有真正的科技创新和持续的制度创新才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主要动力。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积极地寻求相关的创新，并将这些创新的思路有效地付诸实践，使得自然禀赋的应有价值得到令人满意的体现。

参考文献：

［1］ Sachs J, Warner A. Natural resource abund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NBER Working Paper,1995，No.5398.

［2］ Sachs J, Warner A. Fundamental sources of long-run growth［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7，87：185-187.

［3］ Sachs J, Warner A. The curse of matural resources［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1，45：828-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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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徐康宁，韩剑。中国区域经济的“资源诅咒”效应：地区差距的另一种解释［J］.经济学家，2005（6）：96-98.

［8］ 徐康宁，王剑。自然资源丰裕程度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6（1）：78-80.

［9］ 滕春强。我国区域资本形成机制差异的资源诅咒分析［J］.新疆财经学院学报，2006（3）:59-62.

［10］ 张景华。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基于制度的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8（1）：9-16.

［11］ Mehlum H, Moene K, Torvik R. Predator or prey? parasitic enterpris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J］.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3，47:275-294.

［12］ Kuznets S.Modern economic growth［M］.Yale University Press,1966.

［13］ Jorgenson W, Yip E. Whatever happened to productivity growth?［M］.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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