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之死》赏析

雅克·路易·大卫是法国历史上伟大的画家。他七岁时曾亲眼目睹了自己身为铁商的父亲在一场手枪决斗中被打死，年轻的心遭受了不小的冲击，一手把他拉扯大的叔伯希望他能成为律师或建筑师，但大卫一心一意只想作画，他在罗马的断垣残壁中找到了他追求的感觉。这里改变了大卫的一切，不只是他对艺术的看法也包括他对国家未来的憧憬。罗马的废墟又究竟跟他说了什么呢？它们说“这就是颓废帝国的下场”世上曾经存在着一个自由的罗马。罗马共和国曾经简朴、公正、刚强孕育出无数冷酷无情的英雄。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由向专制暴政屈服，罗马人沦为奴隶。这个历史的教训回荡在大卫波涛汹涌的脑海中。于是在他日后创作的大量作品中都旨在向祖国自满又娇纵的人们传达和强调着他的这一讯息。

在他的一生中曾创作过许多令人难以忘怀的杰作，但是在他所有的伟大作品中唯独有一副画作曾经长达三十年未有面世于众，甚至于他本人都曾不敢将其示人。那就是他一生创作过的最有魅力却又令人厌恶的作品——《马拉之死》，也是因为此作他的祖国拒绝将他死后的遗体安葬在他的故乡，那这究竟又是为何呢？十八世纪的法国，贵族和平民仍然泾渭分明。皇宫贵族们过着看似无忧无虑的奢华生活，却没有留意到民主的火种正在平民阶层里悄悄地蔓延。巴黎的市民们平日喜好观看戏剧，一部博马舍的歌剧《费加罗的婚礼》在数度遭禁后终于开演了。剧中辛辣地抨击了贵族阶层的所谓尊贵，剧中说道：“除了头衔之外，你不过是一凡夫俗子。”当时即使是贵族们也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厄运就快要领头了。不过这只是刚刚开始，戏剧上演十年之后，雄才善辩的演说家们便开始恬不知耻地操纵民众了。当时一场血腥的革命正在酝酿中，但文化界如要换起民众的意识那就需要与文字相搭配的图象来推波助澜了。雅克·路易·大卫就这样出现在了历史的舞台上。当时大卫画作的目的就是要向人们展示历史上所谓真正的市民的伟大形象，为革命的人们树立光辉的榜样。当然《马拉之死》也就应运而生了。

马拉原本是一名医生，1783年弃医从政。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马拉随即投入革命，面临着政治迫害又身患疾病的他却独自承担着《巴黎政论家》（后称《人民之友》）的撰稿、编辑、出版等几乎全部工作，被巴黎人民称为“人民之友”。他的革命观点和激进的言论的确是对法国大革命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后期他过于乖戾，到了专制的地步，无数与他持不同观点或政见不和的人被他送上断头台，因此人们对他的评价褒贬不一。1793年7月13日，马拉在家中被刺杀，女刺客科黛以向马拉汇报重要事宜为由与马拉会面，并在汇报过程中伺机用匕首结束了马拉的生命，行凶后科黛于案发现场被捕。党派领导人被刺杀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对当时的法国社会造成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刺杀发生后的第二天，雅各宾党召开会议，在会上一位代表呼吁拿起画笔为马拉报仇，让敌人和民众看到马拉被刺杀的场景，身为马拉好友且同是雅各宾党派成员的雅克·路易·大卫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从而有了这幅堪称经典的画作。

虽然对马拉的历史评价褒贬不一，但是在当时，马拉在巴黎人民心目中的地位仍然崇高，当夏绿蒂·柯黛进入马拉的公寓，并成功刺杀马拉之后，狂热的革命党人立刻沸腾了起来，当局以国葬的级别为他送行，议会中的人们激烈地讨论着，街头巷议，要求惩治刺客的呼声也不绝于耳。就在这种情形下，画家雅克·路易·大卫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居然对葬礼的形式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建议，他认为应该让巴黎人民瞻仰马拉的遗容，让人们记住他为了革命倒在敌人刀下的那一刻的样子，于是，马拉的遗体被抬上街头。但是尸体很快腐烂发臭，游行中又错漏百出，并没有起到计划中的良好作用。而就在这一切如火如荼地进行的时候，那名刺客夏绿蒂·柯黛只是平静地书写着给父亲和朋友们的遗书。从巴黎官方到百姓的反应来看，在当时的政治中心巴黎或者说在支持雅各宾派的人们心中，马拉拥有崇高的地位，所以雅克·路易·大卫创作的《马拉之死》，非常符合当时的社会期待和政治需要，雅各宾派达到了政治上的目的，大卫也达到了表现自己革命热情的目的，一举两得。

大卫说：“看着他你们就会看到最崇高的人格”，因此他没有过分渲染血腥的凶杀场面，而是用写实的手法描绘民众希望看到的，或者说是他希望民众看到的场景。大卫美化了马拉患病的皮肤，美化了人类面对突然来临的死亡时应该有的惊愕的表情，在他心中为革命胜利而承受病痛的挚友马拉应该是坚毅的、神圣的、伟大的人民英雄。画面上方深色的阴影将画面压低，这团阴影究竟代表什么，是浴室的墙壁或是远处的背景，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清楚地感受到深沉而忧郁的阴影正向人民袭来，压抑的气氛通过构图展示得淋漓尽致，充满悲剧色彩。经典的画作往往没有任何一处是多余的。除了耶稣受难形态的马拉、白色的浴巾、绿色的桌布、黄色的木箱、手中的笔和便签以及作为凶器的匕首之外，画面中再也没有其他多余的东西，大卫甚至无视了还留在案发现场的凶手。这样的安排除了塑造马拉“人民之友”的英雄形象之外，也使画面所呈现的内容更加明确，如果不是胸前的伤口，马拉看起来就如同因为疲劳而睡着了一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是如平时一样为了革命胜利鞠躬尽瘁，马拉手中的处决名单也被换成了“请把这5法拉的纸币交给一个5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生命”来体现出这位革命者的仁慈和悲悯。至于凶手科黛，对愤怒的民众来说，畏罪潜逃才是这位丑恶凶手的归宿。

哈斯克尔说：艺术不是独立自主的个体，因而必须放到它所诞生、存在、消亡的广阔社会背景中加以考察，就像形式离开了内容，离开对现实生活真实和本质的描述就会导致形式主义，从而失去绘画作品应有的社会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马拉之死》没有完成它应有的社会作用，它是一个形式，它离开了真实社会背景这一内容，背离了现实和本质的真实，只是在单纯地强调意图。对比大卫和之前的伦勃朗，他们都在功成名就之后，因为一幅不讨人喜欢的作品而失势，他们都是因为脱离了对现实生活的真实描述才会如此。但是伦勃朗的脱离是一种真正的进步，是关于千篇一律的人物画的进步，虽然脱离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标准，但对于后来的艺术发展进程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而大卫的脱离虽然不完全是为了达到自己的个人目的或者政治目的，但它终归是放弃了真相，包括后来的《拿破仑一世加冕大典》《跨越阿尔卑斯山圣伯纳隘道的拿破仑》等。所以说，当一件艺术品的属性开始偏离艺术的单纯目的之后，在它被展示的时候，风险也会随之而来，要么立即被接受和传播，要么被规避和批判，或者是二者兼备。《马拉之死》便是二者兼备，当它不再被社会语境和历史潮流接受的时候，这幅作品就会不论艺术价值和属性的高低，而是被单纯地排斥和当作社会语境的对立典型来批评。雅各宾派倒台后，尤其是波旁王朝复辟后，当权者则无法容忍谋杀国王的凶手之后人们认为对马拉的美化实际上是对其罪行的掩盖，《马拉之死》不仅没有达到说教的目的，反而适得其反，以至于雅各宾派倒台后大卫被捕入狱，直到晚年被流放到布鲁塞尔。

虽然大卫画了这幅作品，但是他的政治立场是动摇的，大卫的身世和经历使他时常遭到贵族的嘲笑，所以他理所当然地不喜欢贵族阶级，面对雅各宾派的赏识和邀请，他以画家的身份冲动投身革命也不难理解。晚年被捕入狱的大卫，面对现实中的无能为力，自此放弃了现实题材的艺术创作，再也没有创作过富有激情的作品，后来甚至成为拿破仑的御用画师，彻底脱离了他的创作初衷，有人说当革命结束时，他的艺术生命也随之枯竭了，心灰意冷的他再次沉浸在对古代艺术的向往中。

艺术批评因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局限了对客观的历史或者客观的绘画的研究，或者因为政治的叫嚣而不敢揭露艺术背后的真相，都是狭隘的。大卫是伟大的画家，他从洛可可遗风中脱颖而出，在他的作品草稿和底稿中，坚实的功底和投入的热情显而易见。然而无法避免的，他也只是时代巨轮下一个无助的个体，一个人或者一幅画独自面对整个社会语境时，总是显得那么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