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了近代史纲要心得体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内有封建残余势力，军阀割据，外有帝国主义的入侵。社会动荡不安，可以说社会矛盾和俄国比起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曾这么形容过那时的中国社会：“中国大约老了，社会上事无大小，都恶劣不堪，像一只黑色的染缸，无论加进什么东西去，都变成漆黑。”

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中国急缺一种思想来拯救当时的社会。当时的有志之士一直在思考，该用什么样的思想才能真正的救中国。在以前，我国的精英分子做了很多尝试，如：1、农民阶级起义。太平天国的《资政新篇》中，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义和团发起了扶清灭洋的运动。2、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鸦片战争之后，官僚知识分子中的开明人士，在西方坚船利炮的震撼下，认识到了西学的重要，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开始了著名的洋务运动。3、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运动。以康有为、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想要走资本主义改良的道路，如昙花一现的百日维新，最终在顽固实力的绞杀下，胎死腹中了。4、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坚持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但胜利果实却为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篡夺，中国仍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仍然未获得成功。

在当时，1917年，列宁巧妙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情况相结合，带领工人阶级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的成功，对国人的鼓舞是非常高昂的。于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了根。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具备科学性，才能成为俄国十月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又从实践层面上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无疑给当时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国有志之士提供了理论指导。第二是有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中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倒逼有志之士主动求变，主动拥抱新思想。当有志之士遇上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也就水到渠成了。

在经历政局的不断挫败后，富有革命气质和学养深度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最近很火的电视剧《觉醒年代》部分反映了历史，陈独秀登场时便说出了他的思考结果：政治革命救不了中国。

在时人思索国家前途命运和解救之法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获得了关注。着眼于社会变革，容易被马克思主义所吸引，以唯物史观理解社会演化给人以科学、宏大、深刻的观感，阶级分析视野又给人以认识和改造现实以实际的方法，十月革命的成功使知识分子看到救世希望的落地的可能，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更是帮助中共将理想落地化为一套组织方法，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也循此迅速走上了政党运作和暴力革命的路途。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语境与中国是相似的，对于中国的知识人，布尔什维克主义思想中，既包含了道德理想的救世情结，也满足了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民族主义需要，更为斗争提供了一种把思想转化为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的方法。

1920年4月维经斯基来华，为建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因为他的到来，中共一大的召开被迅速提上日程，党组织的发展和相关革命活动的展开也加速展开。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绑缚了许许多多的任务，民族危机、民生建设、民权问题，对于这些问题，马克思主义给出的是解开迷惑的一把钥匙，而不是一条规划好的现成道路。在中国大地上，不管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本土化的发展，还是党组织的建设，都还要在长期的实践中持续摸索、检验。

总而言之，譬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充满着唯物主义智慧的话，让饱读资产阶级唯心学说的西方学者似乎非常不满，甚至写出一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来批驳这种“机械决定论”，其实大可不必，毕竟马克思还有后半句，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然而我们中国人接受这句话则容易的多，毕竟老祖宗早就说过，仓廪足而知荣辱，饭都吃不饱，又何谈什么道德的光辉，每天在工厂里劳作十二小时的工人，又如何欣赏资产阶级高雅的油画艺术呢？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这片土壤的契合，并非只是这种只言片语的灵犀相通，而是在精神内核上也有着某种相似。“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西方先哲们似乎对解释这个世界从何而来又如何存在，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这里面可能也有受到宗教的影响。他们创造出许多抽象的哲学词汇，诸如物自体、绝对精神，他们有着极高的逻辑素养和思辨精神，推理出一幢华美庄严、令人赞叹的形而上的哲学大厦。

而马克思却对这种哲学游戏并不热衷，他将目光跳出象牙塔和经院讲堂，聚焦在了现实中的芸芸众生。“批判的武器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强调实践和改造社会，强调批判与革命。“辩证法不崇拜什么，从本质上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

最后，我们成功地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找到了最适合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十四亿人过上了幸福美满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