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时期的宋夏关系

宋仁宗时期的宋夏关系

摘要：北宋北邻大辽，西北为西夏国，西部邻吐蕃诸部，全方面被少数民族政权包围，北宋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是对北宋研究的重要方面。宋仁宗（1022年—1063年）在位达41年之久，其在位期间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错综复杂，采取战争、议和、贸易等多种手段应对少数民族政权。仁宗时期最主要的军事冲突集中于西夏，此时的宋夏关系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经历了紧张与缓和之间的巨大转变，是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关系中及其重要一支，本文对宋仁宗时期的宋夏关系进行大致的研究与讨论，以求揭示其发展历程以及对北宋整体的宋夏关系走向。

关键词：宋夏关系、西夏、北宋、冲突与缓和

一、宋仁宗前期的宋夏关系

（一）、李德明统治时期的西夏政权

李德明为李继迁之子，1004年—1032年统治党项政权。李继迁奠定日后西夏帝国的雏形，守住党项的根基后将位置传给了自己的儿子李德明，李德明在位期间继承其父亲的遗志，大力经营河西，在河西地区不断扩大党项的影响力，增强党项政权的实力，为日后大夏政权的建立以及其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德明遵从其父李继迁的教导，与宋朝进行了议和，同意接受宋朝的官职任命，在名义上臣服于宋朝，在其在位的三十余年没有对宋采取军事行动，每年接受宋朝给予的物资财货，做到了“不侵不叛”，有利于缓和国内矛盾，医治战争创伤，对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与宋议和的同时，与吐蕃和回鹘围绕凉州、甘州进行了殊死争夺，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到天圣六年（1028年）与甘州回鹘进行近二十年的争夺战，最终控制了甘州。景德元年（1004年）李德明进占凉州，后为吐蕃六谷部夺回，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德明再占凉州，之后又被甘州回鹘可汗夺走，明道元年（1032年），李明德最终夺回凉州。天圣八年瓜州王因势归降西夏，西夏最终完全占据了河西地区，其势力逐渐稳固了下来。

总体来说，李德明在位时期发展并巩固了西夏政权，使西夏的经济、军事实力，政治影响力大大加强。据范仲淹所见，李德明统治期间，“塞垣之下，逾三十年，有耕无战，禾黍云合，甲胄尘委，养生葬死，各终天年”，由此可见西夏修养生息的景象与结果，党项政权通过修养生息而实力膨胀，同时膨胀的还有其统治者的野心。

（二）、仁宗前期的宋朝状况

宋真宗统治前期经过太祖太宗的休养生息，北宋财政良好、国库充盈，但其执政中期为了彰显功德，扩大自己的功绩，大兴封禅之举，痴迷于伪造祥瑞，大兴土木，设置众多无用官职，任用丁谓、王钦若等佞幸之臣祸乱朝纲，钻营取巧之官僚激增，这些做法导致了政治环境与财政状况的急速恶化。到1022年年仅十三岁的宋仁宗赵祯登基时，其继承的北宋政权实际上已经内患重重了，远没有曾经的强大。

仁宗即位之初由刘太后垂帘听政，其听政时期经历了两个年号（天圣、明道），长达十一年（1022年—1033年）刘太后垂帘听政时期首先罢免丁谓，铲除其势力，将权力集中于皇权这一边，之后将天书随同宋真宗入葬永定陵，禁止兴建宫观，极大的遏制了大中祥符以来弥漫于朝野上下的迷信狂热。其听政期间创设谏院、整顿吏治、重视发展兴修水利、发行交子、完善科举（增设武举等科目，扩大进士名额、严密考试制度）、兴办州学，做出很多政绩同时也促进了北宋实力的修养与恢复，为仁宗接手的政权及日后的盛世奠定了良好基础，史书有言“当天圣、明道间，天子富于春秋，母后称制，而内外肃然，纲纪具举，朝政无大阙失”。虽然其长期手握大权不肯还政于天子招人非议，但其仍不失为一位优秀的女政治家，“太后临朝十余年，天下晏然”是对其高度的评价。

宋仁宗前期即为刘太后垂帘听政代行皇帝职权的时期，在此时期宋朝扭转了真宗后期的混乱与衰败局面，实力得到了恢复与增强。由于其外交政策自澶渊之盟后以交纳岁币获取和平为主旋律，导致对少数民族政权重视不足，对军备休整增强，战力提升不够重视，也为日后西北关系的变动埋下了伏笔。

（三）、李德明执政时期的宋夏关系

李继迁临死之前对儿子李德明进行了谆谆的教诲，告诫他“尔当倾心内属，一表不听则再请，虽累百表，不得请，勿止也！”展现了他杰出的战略眼光和政治智慧，当时的西夏并没有完全占据河西地区，内部还不甚稳固，与宋、辽两个大国相邻，实力不足以与宋、辽分庭抗礼，周旋于两方之间，依托这两股势力，得到有利的经济环境与政治声援，趁机稳固河西，壮大实力才是能使党项政权长久的上策。

李德明继位的同时，宋辽刚刚经历了大战，辽军南下伐宋受阻，受困于澶州，之后宋辽双方签订澶渊之盟，互称兄弟之国。北宋刚刚经历了大战亟需修养生息，摆脱战争的阴影，并且北方诸州县多受契丹铁骑践踏，国内的厌战情绪很高，出于对自身状况的考虑，宋对党项政权采取和对辽的一致性政策，推行“姑务羁縻，以缓争战”的措施，主动于李德明提出议和，李德明秉承其父的遗嘱，趁机与宋达成议和。此后，宋夏双方停止相互之间的攻伐，双方开放贸易，互相修养，李德明使用宋朝给予的封号。

李德明在位近三十年，宋夏双方保持和平的状态，互无征战，以发展经济为主。党项政权凭借这段时间，稳固了自己河西地区的统治，农业大大发展，接受大量宋的财货，通过宋夏商贸获利，实力得到极大的加强壮大。而北宋在这一时期奉行守内虚外的政策，忽略西北的边防，并且在议和中做出巨大的让步，放弃被李继迁占据的灵州，总体上采取消极的对外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宋夏之间在西北的实力对比出现变化，李德明执政的中后期也逐渐显露出称帝的野心，明道元年（1032年）宋封李德明为夏王，试图限制其称帝，但此种名分上的约束是苍白无力的，西夏的完全独立，反叛宋朝已经水到渠成。李德明受封夏王的同年病逝，将位子传给儿子元昊，宋夏关系即将迎来大变局。

二、仁宗亲政到庆历议和前的宋夏关系

（一）、元昊统治时期的西夏

元昊自幼熟读兵书，精通汉、藏文字，又了解佛学，倾心于有关治国安邦的书籍著作，的确有王霸之才，宋朝的著名边将曹玮曾经观看其画像，评论道：“真英物也，若德明死，此子必为中国患。”明道元年（1032年）从其父李德明手中接手政权，宝元元年（1038年）帝建国，建元天授礼法延祚。元昊在文治和武功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奠定了辽、宋、夏三国对峙的局面。

元昊上台执政后强化的民族意识，突出党项族的民族特色，颁布秃令，推崇传统的服饰与发饰，称帝后还废除赐姓，使用党项族传统的嵬名。规定不同等级的人穿不同色的衣服，来强调等级秩序强化君权。命令党项族的学者野利仁荣仿照汉字的六书的形体结构创制了西夏的文字。改革军制，作战时每户按人口多寡抽丁出战，一名作战士兵配备两名杂役，增设族外兵，将兵种进行分类，设置监军司，大大提高了西夏军队的战斗力。

元昊执政期间积极进行对外扩张战争，多次打击河湟吐蕃，企图为攻宋扫清障碍，1036年12月率军击败河西回鹘，完全占据河西走廊，之后打击兰州诸羌，进军马衔山，断绝吐蕃和宋朝沟通的道路。元昊率军西攻瓜州回鹘，进占沙洲，随后回师占领肃州，完全结束了甘州回鹘对河西的统治。1040年3月西夏进攻宋朝，取得三川口之战的大胜。1041年二月进攻渭州，取得好水川之战的胜利。好水川之战后又发动麟府丰之战，在此战中西夏占领了丰州。1042年在定川寨之战中西夏又击败宋军，之后与宋议和。1044年，辽兴宗率军攻西夏，西夏军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拖垮辽军的补给，击败了辽兴宗，从而正式确立了辽、宋、夏鼎立的局面。

总体来看元昊统治时期的西夏脱离了辽、宋的辖制，成为完全独立的政权，西夏彻底击败回鹘使国土扩张，对外作战胜利居多，击败辽、宋，使辽、宋承认了其独立王国的地位，基本上确定了西夏今后的势力范围。在政权构建上，学习吸纳汉文化，并综合本民族特点，大体上确立了西夏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为日后西夏政权的延续奠定了基础。但长期的征战拖累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使人民有很大的怨言。

（二）1033年-1044年的宋朝状况

1033刘太后去世，在大臣们的推动之下，仁宗亲政，力图消除刘太后执政的影响，重新组建宰执班子，逐渐组建起以吕夷简为核心的宰执班子，经历废后风波后，政局的基本状况确定了下来。

仁宗亲政之初恢复了每日上朝的祖宗旧制，对于各种奏疏，无论大小，仁宗都亲自批阅，大有改革创新、去除积弊的良好态势。但是一年后仁宗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修订新乐与校勘图书上面去了，并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大内后宫之中。吕夷简作为宰相和能臣，总想大权独揽，有所作为，于是大力打击政敌，对众多事务独揽，操纵官员的进退升贬，造成了一手遮天，穷治朋党的局面，也引发了众多官员对其的反对，使得朝堂之上矛盾重重，严重影响了决策与执行的效率。1037年吕夷简与王增双双被贬出京，缓和了矛盾。

1038年西夏公开宣布建国，使宋朝十分震怒，但仍然没有重视西夏的威胁，随着三川口之战、好水川之战等战役的失败，北宋才开始重视西夏的威胁，采取筑寨屯田军事对抗，限禁贸易经济制裁，联合藩族共抗西夏等多种方式应对西夏。

在国内仁宗基本遵守已经确定下来的多种制度，缓和各种内部矛盾，努力扮演好守成之君的角色，但是前朝积累夏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有效的解决，官僚机构庞大办事效率低下，军队过多军费开支巨大等造成的“三冗”问题仍然困扰着国家，西夏问题仍然严峻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辽也乘机展开外交攻势，迫使宋增加了输辽岁币（重熙增币），在这种情况下，仁宗于庆历三年（1043年）开始实行“庆历新政”，以求解决种种问题。

总体来看1033年-1044年，宋朝处于一个平稳发展的时期，但是在平静中许多问题已经严重地暴露出来。北宋的对外中心由辽转移到西夏，与西夏进行了众多的冲突，构成了仁宗时期，北宋对外的重要一环。

（三）1038年之前的宋夏关系

元昊在未执政西夏之前就对父亲李德明于宋修睦的外交政策表示不满，劝其父“勿事中朝，且谓所得俸赐，只以自归，部落实繁，穷困颇甚，苟兹失众，何以守邦，不若习练干戈，杜绝朝贡，小则恣行讨掠，大则侵夺封疆，上下俱丰，于我何恤。”在李元昊执政之后反宋的势头越来越明显，在执政之初面对宋使不以臣礼相待，在礼仪上刁难宋使，对宋的封赏十分不屑。极力强调民族性，保持党项族的独立。在军事上不断进行试探挑衅，刺探宋军虚实，贯彻“小则恣行讨掠”的政策，例如“遣人供佛五台山”以达到“窥河东道路故也”的目的。

对于元昊的叛宋不少人已经在元昊的种种行径中看出了端倪，在边地任职的官员，以及一些有识之士看出元昊必反，上书宋廷请求对西夏边事给予重视与防范。但是北宋政府并没有因此而警惕和重视，此时北宋的内政面临“三冗”问题的困扰，对外的防范主要集中与对宋辽边境的防御，对西北宋夏的边防不甚重视，仍像安抚李德明一样去安抚元昊，面对西夏的军事与政治挑衅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仍将其视为安定的西北臣属,并认为元昊不过是一个番邦小丑，即使叛乱，只要大军一出动就可以讨平。

北宋、西夏对双方关系的不同认识也导致了双方在西北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党项政权经过了数十年的修养生息，加上元昊的改革、训练和指挥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大大加强，而宋朝在西北边境的武备十分松弛，士兵战斗力差，都官员外郎景泰曾经上书“今主将率任军伍，无长策，而器械钝缺，士卒惰窳，城池不修，资粮无备，一旦有警，何以应敌？”由此可见宋对西北武装建设的忽视。这种力量对比上发生的变化使得宋夏关系也剧烈的变化着，西夏的野心逐渐膨胀，在试探过宋朝之后，便向着“大则侵夺封疆”的目标逐渐进发，宋也即将未自己的自大与迟钝付出代价，宋夏关系将迎来大变局。

（四）1038年—1044年的宋夏关系

1038年对宋夏关系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一年元昊称帝，正式宣布党项政权的完全独立，此举也重重打击了宋朝上下，曾经的藩属之地变成了平起平坐的国家，朝野上下都表现出震怒，认为这有损天朝的威严，主战的官员立刻请战，仁宗在听取群臣意见后决定拒绝承认西夏国，断绝贸易与岁币，并决定出兵西夏，宋夏关系降到了冰点。

宋朝此时看似十分强盛，但几十年的粉饰太平并不能掩盖其内部的腐败，以及边境武备的松弛，欧阳修曾经评论道“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腐朽，城郭隳颓。”在此情况下的出战是不理智并且准备不充分的，因此宋朝很快便吃到了苦果，三川口之战，宋朝惨败，损兵折将，元昊利用诈降计策以及围点打援极大程度地打击了宋军。在三川口惨败后，宋廷逐渐认清了形势，也了解了西北边防地重要性与紧迫性，但作战地失败使得宋军士气衰落，在权衡利弊后，宋的对西夏政策由攻势转向了守势，休整武备的同时，建寨守城，防御西夏的进攻。之后的好水川之战，定川寨之战等战役宋也接连战败，随着宋夏交战的诸多失利，使得国内厌战情绪十分强烈，不少大臣上书请和，未之后的庆历议和奠定了基础。

对于西夏来说，虽然对宋的作战以胜利居多，但是宋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宋、夏双方的综合国力差距很大，西夏数次侵犯宋朝疆界，虽然得到了一些土地，掠夺了一些物资但是无法对宋造成根本上的动摇和打击，“大则侵夺封疆”的目标难以实现，元昊战术上的成功难以掩盖他战略上的失误。宋夏关系破裂之后，由于西夏经济对北宋的依赖，宋采取严禁贸易的手段，禁止进贡贸易和边民贸易，关闭榷场，禁止青白盐贸易，使得西夏的商贸收益锐减，马匹等众多货物难以卖出，粮食、茶叶、丝绸、布匹等生活物资难以采购。与西北诸藩部联合（如河湟吐蕃）共同对抗西夏，使其四面受敌，疲于应战。在范仲淹、韩琦等名臣的推动下，宋积极进行对西北边境的经营与防卫，加强军队和武备建设，进行军事制度改革，筑寨屯田解决给养、招募藩卒增强战力、广置弓箭手壮大军力，这些措施有力的遏制了西夏的进攻，稳定了西北的战况。

对西夏来说连年的征战严重拖垮了经济，影响了西夏的社会生产，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从军不利于农业的发展，宋朝的贸易禁断政策也严重打击了西夏的贸易发展，扰乱了西夏长期保持的经济秩序，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明显，“衣昂贵，饮无茶”，人民饱受战乱之苦，国内甚至创作“十不如”歌谣来表达不满，期盼战争的平息。元昊称帝，西夏独立也引起了辽的不满，辽夏关系也逐渐剑拔弩张，辽兴宗也企图对西夏用兵，西夏难以同时对抗宋、辽两大势力。在对河湟吐蕃的作战中，因为安子罗等吐蕃将领的英勇作战与得当指挥，西夏军队遭遇多次失败。鉴于国内外的严峻形势，西夏也急于同宋朝议和以摆脱内外交困的境地。在宋、夏双方共同的利益需求之下庆历议和应运而生，宋夏关系也将迎来新局面。

三、庆历议和后的宋夏关系

（一）、宋夏议和

西夏国力消耗严重，宋急于与西夏停战，双方逐渐由战场向谈判桌转移，庆历四年（1044年）宋与西夏最终达成了议和，史称庆历议和，宋夏关系也由冰点逐渐回升，双方的矛盾也通过这次议和有所缓和。

经过宋夏双方的商议和协定，合约中规定：夏取消帝号，名义上向宋称臣；宋夏战争中双方所掳掠的将校、士兵、民户不再交还给对方；边境之民逃往对方领土，双方都不能派兵追击，双方互相归还逃人；双方在本国领土上可以自由建立城堡；宋每年赐给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在各种节日赐给夏银22000两，绢23000匹，茶1万斤。议和达成之后，西夏多次派使者请求宋朝开放贸易，庆历五年（1045年）宋在保安军和镇戎军两处设置榷场，基本恢复宋夏双方的贸易。

庆历议和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宋和西夏之间的关系，双方重新开放贸易，基本上恢复了之前的经济秩序，有利于双方对外商贸的发展。议和停止了双方的战争，有利于西夏和宋朝西北部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减轻了战争带给双方的巨大经济负担和人员伤亡，有利于民情的安抚。从短期来看，宋夏达成了双赢，各取所需，但长期来看，宋夏之间的矛盾没有通过这次议和而解决，西夏的到很好的喘息机会，宋则错失了一个一举解决西北边境问题的机会，为日后宋与西夏关系的再度破裂埋下了伏笔。

（二）、庆历议和后的宋、夏状况

庆历议和之后北宋的对外压力极大减轻，与西夏与辽保持了基本的和平友好，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庆历三年（1043年）基于“三冗”问题推行庆历新政，在庆历五年（1045年）时军费开销有所节约，官员冗杂问题有所缓和，皇室中推行节俭也有所成效，在社会问题有所缓和的情况下，加上新党不避朋党之嫌遭旧臣利用，庆历五年（1045年）新党官员被贬谪（范仲淹等人），庆历新政停止。在宋仁宗执政的长期时间里，北宋政治没有太大的变动，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外交上在庆历议和后也较为平静，南方虽然由侬智高叛乱但很快被名将狄青镇压，没有造成重大的危害，在文化方面有较大的成就，众多名臣有都在仁宗者一带养成。宋仁宗性情文弱温厚，“为人君，止于人”，“仁”的谥号是对宋仁宗恰当的评价，守祖宗之法，做守成之君，仁宗无疑是合格的，其善于纳谏，虚心接受批评，为人才的崭露头角奠定了基础，王夫之曾经形容：“帝躬慈俭之德，而宰执台谏侍从之臣，皆所谓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但仁宗不算是一个有雄才大略德帝王，其任用各种能臣却不长久，“宽仁少断”、“无定志”等评价说明仁宗并不坚定，任用多位宰辅，很多人甚至多次出任宰辅，这导致了政策德连续性差，从庆历新政的历程来看也可以窥得一二。仁宗虽然没有解决“三冗”等问题，但留下诸位名臣和稳定的政局将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留给了后世子孙。

庆历议和同年（1044年），辽夏交战，西夏成功击退辽兴宗，确立了自己的地位。此后西夏保持着稳定发展的状态，庆历八年（1048年）李元昊被其子宁令哥所伤，伤重去世，由没藏氏（太后）和没藏讹庞（外戚）把持朝政，扶持只有十一个月大的李谅祚为帝，也就是西夏毅宗，此后西夏屡次陷入外戚干政、太后干政的境地之中。之后夏毅宗诛杀外戚得以亲政，在其执政时期，西夏保持着相对的稳定，以和平发展为主旋律，谨慎处理同宋和辽的关系，努力达成三方的平衡，虽然也与宋发生过冲突在兴战火，但相比庆历议和之前的宋夏战争不过是小打小闹，经营西夏南疆，攻破诸藩部，在二十一岁时去世（1068年）。

（三）、庆历议和后的宋夏关系

庆历议和后宋夏双方平息了兵戈，基本上恢复到李德明执政时期的交往状况，双方开放了贸易，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双方的生产也都得到了修养生息。缓和的矛盾并不是消失了，只是暂时的被掩盖，宋夏之间的冲突与问题长期的存在着，议和后宋夏依然发生了很多军事与外交上的摩擦。

北宋在庆历议和后也调整了对夏政策，在吸取宋夏战争失败的教训后，宋加强了西北边防的建设，选派官员进行管理，加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控制，诸多大臣上书条陈边防，政府也发布练兵修备的命令，“今夏人求和，恐因而弛备，其严戒两路，常讲习如故。”等政令显示了北宋一改之前忽视西北边防的情况。宋虽然解禁了贸易，但是严禁青白盐贸易，“置榷场于保安军及高平寨，第不通青盐”，“盖盐，中国之大利，又西戎之盐，味胜解池所出，而出产无穷。既开其禁，则流于民间，无以提防矣》”这些做法和言论表现了北宋政府对西夏青白盐的怀疑和抵制，盐禁的政策虽然打击了西夏，但也伤害了边民的利益，同时给了西夏侵扰一个口实。

总体来说宋对西夏的政策主要是军事防御和贸易禁断，不管在战时还是战后，都以这两种政策为核心，这些政策足以抵御西夏，但同时也无法根本上解决西夏问题，仁宗以后北宋与西夏仍是在战与和中反反复复，仁宗一朝的宋夏关系成为了整个北宋时期宋夏关系变化的一个缩影。

四、总结

宋夏的关系贯穿于北宋的外交历史，从太祖时期西北党项族就是边地重要的一支力量，仁宗时期处于北宋的中期，北宋和党项政权的内外境况都发生了变化，宋夏关系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西夏政权的完全独立就在这一时期，在这一时期确立下来的对夏政策有着很强的历史惯性，之后数朝的对夏政策都基于此进行制定。仁宗一朝宋夏关系的变化也映射了之后长期宋夏关系的走向，研究宋仁宗时的宋夏关系可以间接地了解之后北宋时期宋夏关系状况，对把握整体的北宋对夏政策也很有帮助，是研究北宋外交与民族关系不能忽视的重要一环。

宋仁宗时期的宋夏关系大体上是由和到战再到和的发展历程，在庆历议和之前虽然包括宋仁宗在内的众多大臣都主张议和，但是仍然有坚定的主战派，认为应该趁西夏内外交困时一举攻灭西夏，就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种方法不能称得上上策但是有其可行性的。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扰掠，基本上强时则侵略以掠夺，弱时则请和以积蓄力量，给予其政权有力打击在予以汉化才能较为彻底地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西夏也遵循这个规律，北宋一直无法严重挫伤西夏，西北的边患也就无法解决，宋夏关系只能在战与和之间起伏。战事不利士气不足、国内社会问题严峻是仁宗没有继续出兵西夏的最重要原因，也是此后北宋在西北一直无法进展的病根，了解了仁宗时的宋夏关系，也就可以看出北宋的宋夏关系以及其原因和影响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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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 李焘著

[3]《宋论》 明末清初 王夫之著

[4]《西夏书事》清 吴广成著

[5]《细说宋史》 虞云国著

[6]《北宋仁宗时期对夏政策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逯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