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改革座谈汇报

2017年以来，街道在区委、区政府的支持下，以问题为导向，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坚持改革创新，坚持因地制宜，在机构设置、治理体系、融合共治等三个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也得到了一些启示，在这里简单汇报如下：

一是捋顺体制机制，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结合北京、上海等地区的经验，由“向上对口”转变为“向下对口”，根据基层群众需求，调整班子成员的分工，整合各科室资源，并实施“AB”岗设计，确保一个工作人员熟悉两套业务，在集中攻坚期间，能形成联动效应、默契配合、高度协同。从实践过程中发现，通过工作融合、力量融合，增强工作合力，提高工作成效。

二是完善治理体系，加强村转社区城市治理

按照“区域统筹、资源整合、优势互补、共建共享”原则，打造以“区委、街道党工委、社区党组织、网格党支部”为主线的四级城市区域化党建组织体系。一是完善组织领导。进一步创新基层党组织设置，采用“现有委员+兼职委员”模式配备，兼职委员从街道（社区）范围内层级较高、规模较大、影响力较大、代表性较强的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群团组织、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单位的党组织负责人中产生。二是强化制度保障。街道建立协商议事、定期沟通、共驻共建等制度，兼职委员参与讨论辖区内党的建设、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社会治安、城市管理、社区建设管理服务等事项，积极为加快街道（社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配合街道（社区）全面开展共驻共建活动，共同做好区域内事关“区域性、群众性、公益性、社会性”等各项工作；协调所在单位党组织积极在政策、人才、技术、资金、阵地等方面给予街道（社区）支持，形成工作合力。三是优化队伍结构。区委坚持选优配强街道班子队伍，优化班子队伍结构，统筹把握街道领导班子结构配备比例，比如，自2017年街道班子平均年龄由46.8岁下降到目前的44.5岁，年轻干部比例逐渐增强，激发了干事创业活力。建立了街道干部“季度考评”、一线考察等工作机制，充分发挥街道党工委在区域发展中的桥梁纽带作用，形成以区委为龙头，街道“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为核心，驻区单位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共同参与的城市街道（社区）区域化党建格局。

三是推进社区共治，形成多元共治工作格局

构建四级治理体系探索回迁区域物业改革。面对回迁区域体量大、国企管理和外招物业管理模式“水土不服”等难题，街道在区委的指导下，以街道“大工委”和社区“大党委”为依托，以社区物业改革作为切入点，对回迁社区进行全面治理。一是明确功能定位。成立物业管理办公室，负责指导、规范、监督物业公司各项工作。街道将回迁区域内有地缘优势和群众基础的合作社定位为“第三方”，通过召开街道“大工委”会议，引导“第三方”在物业费补贴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实现了物业费从几乎为零到千万的突破，辖区物业步入良性循环。“第三方”的引入，对物业公司监管方面起到积极作用，同时，解决了区域内部分无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二是转变服务模式。依托“大党委”机制，构建“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组长—单元党员”四级监督自治网络，社区党总支、驻区单位、群众代表三方定期参加党建联席会，相互沟通交流、相互监督，建立《服务清单》《需求清单》让群众反映诉求有回应。同时，深化机关、党员到社区报到制度，组建便民利民党员“家服务”志愿团队，提供“四点半”课堂、居家养老、助残等专业服务，引导物业、医院、企业等辖区单位优质资源向社区聚拢，累计为居民提供服务2000余人次。辖区单位从“旁观者”变成“局内人”，通过建立党员管理档案，定期反馈党员表现，实现党员“到家服务”和“服务到家”。三是激活居民自治。探索建立居民自治的运行机制，社区“大党委”召集多轮“草根议会”，协调物业、合作社、居民楼长监督管理物业公司，多方共管，形成社区服务与物业管理相结合、第三方参与的管理新模式。同时，社区党员以打造自建“党建小花园”为切入点，党员带头成立筹建小组,发动社区、合作社、物业及辖区企业多方参与，捐款、捐物、捐工调动群众参与社区自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后期通过钢性制度保障花园认养常态化，破解社区环境脏乱差难题，大力宣传“美好家园靠大家”社区文化氛围。

四是工作中发现的实际问题

街道体制还有不顺之处。虽然，街道在人员分工等层面及统筹使用上做了完善，但是从职能定位、机构设置、运行机制等方面还需要省、市级政府出台统一有效的制度予以保障。比如，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应予以取消，让街道腾出精力用于社会管理服务上来。

社区层面治理还需加强。居委会工作理念相对北京、上海、武汉等发达地区相对滞后，行政化色彩较浓，不能很好的调动社会资源推进自治工作，大部分精力还是用在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和行政事务上，没有精力下沉社区。分析原因：一是与当前的体制有大关系，环境治理、信访稳定等指标性工作需要大量的人力；二是对其考核机制相对滞后，不利于自治职能的履行和服务意识增强；三是社区工作者流动性大，社区服务因人员的频繁更换社区服务质量不高，和其年龄、薪资待遇、发展预期都有很大关系。四是阵地建设参差不齐，宣传发动手段在一个街道就良莠不齐，这和政府投入、阵地大小以及社区负责人的素质都有关系。

适应新形势能力有待提升。城市化进程加快、人员大量流入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就比如梁家屯路街道自村转社区后，街道的治理体系和乡镇的治理体系都不适应，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基层需要迫切创新新的治理体系来适应当前的形势，而基层在工作中确实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比如公建配套、物业监督、流动人口管理等方面确实需要各部门协同作战，角色交叉。

法制保障和协同性不够有力。街道没有执法权，存在“想管管不了”的无奈，对于一些跨领域的执法行为，更是需要多部门联合执法，街道需要协调多个部门，往往协调的时间就延误了最近处理时机，有时候还可能夭折。分工协作不够、执法体系分散、线上力量弱化都是造成这类现象频出的原因。但如果将执法权限交予街道，街道的专业水平又不能满足执法需求，缺少具备专业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