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的本质》读后感

《贫穷的本质》读后感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写的研究成果之一。在这一著作中，班纳吉和杜弗洛试图以连续 15 年对世界五大洲 18 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为基础，深入探究和剖析全球贫困的本质。《贫穷的本质》著作包含了两个主题：一是导致贫穷的本质是什么？二是全球的反贫困治理经验为什么收效甚微？[1]

全书结构

第一部分：慈善的误区。

第二部分：贫困群体的困境。

第三部分：应对贫穷的具体方法。

在对慈善的误区介绍方面，本书否定了贫穷和饥饿的联系，指出穷人面临的真正问题是没有办法获得全面的营养。同时，穷人在预防工作方面的极少兴趣使得贫困国家在公共领域的投资在推动健康方面收效甚微。此外，在穷人生活中短期选择与长期改善的悖论[2]也形成了教育以及人口生育方面的困境。也就是说，在穷人的实际生活中，短期的效用选择与长期的效用选择并不一致。虽然短期的效用是正的，但对于长期而言，这种正的效用的积累并不一定导出长期福利的改善。例如，在教育方面，很多家长不知道教育的好处，因为教育的回报往往是在十几年之后，这让很多家长看不到投资的价值，同时也不想放弃孩子现在能挣到的钱。

在对贫困群体的困境的介绍方面，迪弗洛以及班纳吉指出贫困群体面临的主要难题在于保险难，贷款难，储蓄难以及做生意难，而这些问题的出现落脚于“原始动机以及行为选择”之间的不一致。贫困群体常常缺钱，如小额信贷无疑是政府反贫困的重要政策，不过正如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所指出的，小额信贷扶贫设置的社区担保、严格的违约条件限制以及对贷款用途的限制等降低了扶贫的成效。甚至这些条件恰恰把 一些真正需要帮扶的贫困家庭排除在外了。

针对应对贫困的具体办法，本书分别针对贫困群体所处的困境提出了针对饥饿，健康，教育，储蓄以及女性赋权方面的建议。其中，教育扶贫是国际反贫困的一个主要经验。一方面，改变家长对于教育回报的误解需要为家长提供足够且正确的教育回报信息，降低家长的期望；另一方面，对于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的改善，帮助贫穷家庭学生提升学习成绩，增加学生和家长对于教育的信心，是在现行教育援助下的一个反贫困选择。[3]同时，通过无条件现金转移计划与有条件现金转移的实验，埃斯特·迪弗洛认为增加儿童入学率的现金转移计划，不仅仅是提供给这些家庭物质上的帮助，而且项目传达出来的对于教育重要性的信息会对家长的教育投资行为产生影响。[4]

就教育扶贫的实施而言，本书揭示了一个重要话题——如何摆脱帮扶政策的公益性与低效率的怪圈。[5]班纳吉和迪弗洛以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问题为例，甚至引用台湾、马拉维、肯尼亚的义务教育计划的例子，认为非洲国家的教育投资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毫无助益，并证明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并不乐观。这些事例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埃斯特利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中的观点，有力的证明了通过帮扶政策进行的资源分配是缺乏效率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扶贫应以经济效益为导向，似乎并不能一概而论。著名的反贫困治理研究者阿马蒂亚·森认为导致贫穷的社会排斥可以分为建构性排斥和工具性排斥。其中“建构性排斥”主要是指政策制度设计自身存在的排斥性机制，即政府政策设计的不完善；而“工具性排斥”则更主要是强调制度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执行偏离。[6]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书中也有所指出，小额信贷扶贫设置的社区担保、严格的违约条件限制以及对贷款用途的限制等降低了扶贫的成效。就我国而言，我国现有的信贷扶贫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大多对贫困户申请资格方面设置了一些前提条件，如各地贫困户都可以申请“贫困信用” 贷款，然后把这笔资金“入股”到企业、专业合作社等各类新型经营主体，并获得“分红”收入。 这种模式以政府信用为抵押担保，能够当年见效，且贫困户几乎不用承担风险甚至不用任何付出，但是有的地方却设置了一些门槛，把真正的更贫困者排斥在外。其次，对于我国扶贫，我觉得打破“贫穷文化”也是一个重要方面。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扶贫政策之所以大都失败，是因为对“贫穷文化”缺乏充分的了解。[7]政府在给予贫民政策救助，发放贫困救济金的同时一定程度上要求穷人付出尊严、自豪和私密的代价，而这更加重了贫困者对自身贫困的自卑感以及负重感。由此可见，政府如何把握好贫困政策的有效落实以及贫困群体主动性的调动是一个重大问题。

本文揭示了有关脱贫的实践及理论并不应局限于经济发展理论。通过揭示大量实践中与经济发展理论相悖的案例，从微观的角度呈现了贫困个体决策过程中的多元动机，将人们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多因素影响呈现出来，能够对人们的扶贫实践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但是本文也存在一定缺陷，并没有将有效的脱贫路径提供给读者。本书通过案例分析，将影响个体决策的种种因素呈现出来，从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层面综合看待脱贫问题却没有给出新的路径选择方案。作为一个每个时代都将面对的时代课题，保持个体或家族远离贫困的尝试伴随着历史的延续一直在进行，却并没有有效的办法保留下来。这不禁引起人们的思考：对于脱贫这样一个宏大的命题，从历史的视角来看个体的尝试却难以找到有效的对策，因而本书关于脱贫的解释最终给人的感觉是灰色的，不觉让人产生一丝失望。[8]

总而言之，扶贫需要兼顾公益性与效率性，通过集体性的政府行为，减少政策形成的建构性排斥与工具性排斥，走稳精准扶贫的步伐，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1]朱冬亮 反贫穷治理的经验与反思 ——读《贫穷的本质》 北京日报/22 年/3 月/3 日/第 2 版

[2]秦彬煊　卞秋实 脱贫路径的根本反思 ——评《贫穷的本质》一书【广角镜】 Wide-angle Lens 5 下 214 年 第 15 期（总第 461 期

[3]刘小青埃斯特·迪弗洛反贫困思想研究

[4]Benhassinen Devotof, Duflo Esetal .2013. Tuminga Shove into a nudge? A ”label education[J].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7(3):86-125”

[5]朱冬亮 反贫穷治理的经验与反思 ——读《贫穷的本质》

[6]朱冬亮 反贫穷治理的经验与反思 ——读《贫穷的本质》 北京日报/22年/3月/3日/第 2 版

[7]袁媛，伍斌 . 英国反贫困的地域政策及对中国的规划启示 [J]. 国际城市规划，2012，5（12）：96.

[8]秦彬煊　卞秋实 脱贫路径的根本反思 ——评《贫穷的本质》一书【广角镜】 Wide-angle Lens 5 下 214 年 第 15 期（总第 461 期）